梦回河湾

作者简介：邵世领，男，河南淮阳人。文学爱好者，奔流文学院第十二期作家研修班学员。现供职于郑州市公安局文化路分局，四级警长。2020年散文《那些年》在周口市文联举办的2020年“我们的大春节”主题征文评选中，荣获一等奖。有作品刊发于《大河文学》、《嵩山风》等文学杂志以及郑州市作家协会、奔流文学院等文学公众号。

文/邵世领

泡桐花

我曾祖是木匠，祖父是木匠，伯父和父亲也是木匠。许是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我这一代到了入学的年龄，无论是不是那块料，家里条件多么艰难，爹娘都会勒紧裤腰带把我们塞进学校里，以指望孩子们走出一条有别于自己的道路来。

年届四十，面前的不少事转眼就忘，偏是三十多年前小学时的一幕一幕常现梦中，恍若昨日。据母亲说，未及入学，村里的学生背着书包路过我家门前时，我好几次都挎上她卖鸡蛋用的红丝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兴高采烈的往学校去，每每害得她跑到学校大门外把我追回家来。也许是我早已厌倦了和小伙伴们赤着背爬到树上挂的肚皮疼、满村遍野疯跑打闹的日子，觉得学校应该远比这些有意思多了吧。终于到了六岁，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个用各种颜色的碎布块拼接而成的花书包背到我的身上。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书包，材质一般却做工精良，直到现在我还隐约记得它的模样。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母亲拉着我的手，交了九元钱的学费把我送到了邵河湾小学。

我们坐在从自家搬来的小板凳上，板凳下是被历届学生踩踏得结结实实、坑坑洼洼的土地，坑洼之间的凸起处泛着些许暗淡的光。我们把新发的散发着油墨香味儿的书本规规矩矩的摆在面前的课桌上，课桌尺把宽、米把长的样子。桌板很厚，看上去有十多公分，像是直接把木头劈开刨平制成的，上面粗糙的刷着一层蓝漆。四条桌腿本来就不是那么齐整，放在坑坑洼洼的土地上更是一摇三晃。

开学第一天，老师在讲台上卖力的教，我们公鸡啼鸣般张大嘴巴起劲地学。学会与否姑且不论，反正教室里咿咿呀呀，抑扬顿挫，气氛倒挺热烈。第二天上课，我和其他新入学的小伙伴们一样自行前往，是没有家长再亲自护送孩子到学校的。一来学校就在村子中间，一过饭点，全村的学生陆续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的奔向学校，路上不存在安全问题；二来父母都忙于田间地头收耕播种，屋内屋外操持家务，也没闲工夫管各自家里的学生娃。不过倒也不是没有例外，和我同班的一个男生，上面有三四个姐姐，因此平日比较受宠。愣是让他父亲坐在教室里陪自己上了一周的课，不然他死活不到学校去。

邵河湾小学的校门朝南。所谓校门，并没有装什么大门。不过是在校园的南墙上留了一处丈把宽的缺口，然后把缺口的断面砌平整了，供师生们进出。因此，村里游逛的猪羊有时也会出没在校园里，漫无目的踱来踱去，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进入校门是一片空地，空地是原生的，裸露着黄土本来的面目，角角落落多少年来被无数只穿着千层底的脚踩来踩去，倒也结实平整。只是干天响路的还好，遇到雨雪却是泥泞不堪，让人抬不起脚来。院子里的空地上立着几株苦楝树，春末时节，楝树就开花了。小雨清风落楝花，细如红雪点平沙。绿意盎然的季节里它们争先恐后盛开成一片一片，远远望去好似天边紫红的云霞。繁花落尽，枝头便结满了一簇簇青色的楝枣。秋天到了，楝枣干瘪成枯萎的黄色，被枝头觅食的小麻雀、花喜鹊等鸟儿啄来啄去，一颗颗坠落在地。楝树后面是两排青砖小瓦的起脊教室，前排为高年级，由西向东分别是三、四、五三个年级。教室的门窗均为木制，刷着天蓝色的漆。长年累月，栉风沐雨，漆皮有些脱落。 

隔窗望去，人字形的房梁下摆着一二十张陈旧的高腿的课桌，因为年代久远，有的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课桌下的凳子也是学生自备的，方的圆的，三条腿的四条腿的，带靠背的不带靠背的，材质不同，风格迥异。地面仍是坑坑洼洼，但走上去也不至于扭脚。后排的教室，由东往西分别为一二年级。一二年级中间是两间办公室，为老师们备课、批改作业的地方。一年级教室门口的青砖上有同学在上面磨用秃了的铅笔尖，黝黑泛亮的留着一层铅。

后排教室的两端分布着学校的两个旱厕，东端的为女厕，西端的为男厕。旱厕是露天的，一到夏季气味倒还不说，暴雨过后，厕所里水满为患，漫溢出来，污水横流。原本风干发黑的粪便幻化成不同的造型在校园内顺着围墙根游走，然后以欢快的姿态旋转着流出校园，混入院墙外奔腾的雨水涌进村南的小河里。

女厕呈口字型，东墙即是学校的围墙，北面借用一年级教室的小部分山墙，一人多高的西墙则是用青砖抹上泥巴砌起来的。两棵削枝去叶的柏树斜靠在女厕所的西墙上，树干两丈来长，被刨的光光的，见天的风吹日晒，上面残留着斑驳的暗红色的漆。这两根刷了红漆的树干被称为大架子，是村里哪家办丧事出殡抬棺时所必备的专用工具。与大架子配套使用的绳索、杠子等易丢易损的零碎物件则被收拾起来，放在老师们办公室的一角。校园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下课后调皮的学生就沿着那两根大架子爬到高处，再一屁股坐上去滑下来，俨然把它当成了一个滑滑梯。记得有次下课一个一年级的女生因为闹肚子拉了裤子，在两个女同学的帮助下抹着眼泪去厕所处理。大家远远的围观等她出来，同班几个调皮的男生沿着大架子爬上去想一探究竟，被恰巧路过的老师拎着教鞭喝下来，一顿教训。

春天来临，满村的泡桐树次第开出粉色、白色的喇叭状的花，原本色彩单调的村庄一夜间淹没在花的海洋中，空气中便荡漾起甜丝丝的扑鼻的香味儿来。两排教室之间的空地上同样立着一株搂吧粗的泡桐，一到夏天，葱郁的树冠，宽大的叶片，像一把大伞遮天蔽日，荫凉了半个校园。泡桐下方的枝桠上吊着一个碗口大小的铃铛，生了铜锈的铃铛下垂着一根指头粗细的长长的麻绳，铛铛铛、铛铛铛……铃声永远是那么铿锵悠扬。据说那是生产队里对全体社员发号施令的铃铛，铃铛曾经威武地悬在村口的大槐树下，集合开会、上工下工，两千多口子全听它的响。生产队解散后，队里舍不得扔，就物尽其用的把那铃铛挂在了学校办公室前的泡桐树上，铛铛铛、铛铛铛，它在新的岗位上按照不同的节奏继续指挥着全校师生的教学活动。

入学后两三天的样子，秋老虎肆虐的时节，低矮的教室里又暗又热，语文老师便让我们到院子里写作业。我们搬着小板凳纷纷跑到泡桐树下，捡一片宽大的树叶坐在地上。作业本只有薄薄的几张，本子下面我的小板凳也颇为粗犷。凳面是未经刨平的原木，带有木材自然的裂纹，腿面结合的四个榫眼处更是毛糙不平。现在想来那应该是常年打造衣柜门窗条几大床的父亲就地取材随手做成的一个产品吧，本来就没有赋予其太大的使命，而懒得再对它精雕细琢。我蹲在地上攥着语文老师帮我削好的铅笔，一心想把a、o、e写成黑板上的样子。但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下笔时总是拿捏不住力度，用力太小写不显，一使劲笔尖却又滑进凳面的木纹里，把本子纸给戳穿了。如此反复，急得我满头大汗也没写出几个拼音来。二年级的春霞姐从我身旁路过，实在看不下去，便一把将我拉起来，亲自替我完成了无涯学海中第一份作业。

邵老师

邵河湾小学的二百多师生都姓邵，无一例外。学校办公室里坐着清一色的男老师，没有一个异性。入学后，原本相见只需喊爷爷、大伯、叔叔、哥哥的人在校园里都变成了我的邵老师。有一次去当老师的堂伯家玩，为难了半天还是喊了他邵老师，生怕再喊原来的称谓而冒犯了师道尊严。

论辈分我应该喊我的语文启蒙老师为哥，他个头不高，看上去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天一凉，爱穿着藏蓝色的带有风纪扣的中山装。他的裤鼻子上常年系着一根铅笔杆粗细的墨绿色的绳子，绳子有尺把长，另一端连接着一串大大小小的钥匙。钥匙中间有一把银色的小刀，看上去材质颇好。每当我们写字的铅笔磨秃了无法再用时，就举手示意他。他总是快步走到我们跟前，唰的一声从腰间准确的摸出那把小刀来，然后熟练的削好铅笔交给我们。平时除了教学，常年的田间劳作，使他的皮肤看上去呈发亮的古铜色。他的眼睛不大，嘴也生得小巧，笑起来露出碎密的粘着烟焦油的牙齿。许是他讲话时声音有点尖细的缘故，村里人称他为老婆嘴。

他站在讲台上，用教鞭指着身后那面斑驳的黑板。木质的黑板有着两条长长的也被刷成黑色的腿，懒洋洋的斜靠在讲桌后面的山墙上。黑板上他用粉笔写着的有力的a、o、e，白得耀人的眼。

河湾小学的邵老师们是大队选出的有一定文化功底的人。他们均为民办身份，平时还要务农，只能尽力做到教学生产两不误，于是就有了独立于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外的两个假期，麦忙假和秋忙假。每个假也就是一周左右的时间，能够应付过去麦季和秋收即可。在这两个特别的假期里，老师们在田地里抢收庄稼，我们则跑前跑后帮父母割麦、拾麦，收玉米，晒大豆，送水送饭，接受生活的锤炼。

虽然都是乡里乡亲，一天到晚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能碰上几面，但邵老师们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并未因彼此之间的熟稔而有任何的削弱和动摇。他们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信赖到乡亲们可以将自己家庭的未来托付于其。家长们若是遇见学校里的老师，不管是不是教自己的孩子，往往都会掏出香烟热情的迎上去说，咱孩子在学校里你该打打、该吵吵啊，可别由着他瞎混。如果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两句肯定的话，家长脸上便乐开了花，眼睛眯成一条线，鱼尾纹挤在一起，忙不迭地再抽出一支烟来递上去说，您多费心。老师不得不把尚未点燃的那支香烟别在耳朵上，接过刚递过来的劣质烟，点上火抽上一口，说，放心吧，不会让他翻天的。

果然是说到做到。邵老师们是权威的，他们的管理也是无比全面的。哪个学生上课调皮捣蛋、完不成作业，或者逃课打架、偷摘了谁家地头的生瓜梨枣，老师若只是让他蹲在讲台上抱着黑板腿听课，或是照其脑壳敲上几教鞭，掂几下耳朵简直就是关照，朝屁股上噗噗通通跺上几脚也是司空见惯、替天行道。不定哪天见了家长，再轻描淡写的汇报一下该生在校的“突出”表现，熊孩子回家后就得迎接新的暴风雨的来临了。因此，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对你老师说”这句话也就成了吓阻皮学生“为非作歹”的大杀器。

要写生字了，用的是田字本。写拼音的四道绿色的长横乍一看就像等待谱曲的五线谱，长横下对应的田字格用来书写生字。每次写生字我都觉得自己身心俱疲，实在辛苦。一是铅笔尖总会被磨得很粗，写下去快有毛笔的效果了，又不好意思老是让语文老师帮忙去削；二是每次完成作业我都觉得要比堂兄等同学慢上许多，远不如他们那般轻松从容。为什么这么累，我百思不得其解。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别人是一个田字格里只写一个生字，而我一直以为一个田字格是分成左右两个部分，需要在里面写上两个生字的。可想而知，当初的我拿着钝了笔尖的铅笔在一个田字格里写上两个田野的“野”字该是多么的痛苦和无助。作业永远比别人多写一倍，作业本发下来上面也有鲜红的对号。那么久没人提醒我，也许都觉得我是在最大化利用作业本吧。现在每每看到刚读小学的女儿在田字格里轻松的写字，对当时的自己深表同情的同时，也总会忍俊不禁。

洪全大伯是我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身材瘦削，不苟言笑，手里又常拎着一支教鞭，我们都有点怕他。他不但教着让我头大的进出水管同时打开需多久能够灌满水池的应用题，还让我们早自习时逐个背诵中国历史朝代顺序歌。洪全大伯有言在先，谁背不会不准回家吃饭。如果真有谁不吃饭还是背不会的话，挨上一两教鞭也是常有的事。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时背会的，我依然没敢忘记。

学校围墙的西南角孤零零的立着一间小卖铺，主人是同村我喊大伯的一个残疾人。他长得很是英俊，白白胖胖的国字脸上总有着铁青的络腮胡须的痕迹。遗憾的是他的一条裤管是空的，无论到哪都离不开腋下一个自制的拐杖。拐杖是木制的，呈丁字形，上端的短横因长久使用而被磨的发亮。因了这个拐杖的陪伴，他未能讨到老婆。需要外出进货了，他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自己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旁，把拐杖从腋下取出，丁字形的一端架在车把上，另一端搭在大梁上的铁丝拧成的挂钩上。他扶好车把，用健康的那只腿脚踩几下踏板，滑行几米向后荡起空空的裤管跨上车座，脚尖颇有节奏的把同侧的踏板勾起踏下，稳稳地朝前驶去。他手很巧，小卖铺内除了糖果烟酒作业本外，还摆着一台村里十分罕见的缝纫机。逢年过节，全村人赶集扯了布都会送到那里让他量了尺寸，帮忙裁剪成各式各样的新衣服。

小卖铺的柜台上常年摆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罐头瓶子，里面装着半瓶花生豆。花生豆是五香的，裹着一层面，被油炸过，焦黄焦黄的，比花生仁本身还要香。每次买铅笔或作业本的时候剩下一两分钱，瘸腿大伯总会找我一两粒花生豆。我从他胖胖的手里接过来，放进嘴里一粒，久久不肯咀嚼，就是要那咸香可口的感觉尽可能的多停留一会儿。

老师说，五星红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小小的我，心中马上想起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慷慨赴死的画面来。望着窗外蓝天下那片夺目的鲜红，有点怕怕的同时更觉得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它历经纷飞的战火、穿过弥漫的硝烟，来到我们的校园飘扬在高高的旗杆上。直到有一天，校园里的红旗褪了色，有些泛白被摘了下来。我去小卖铺买笔芯，惊讶的看到瘸腿大伯正蹬着缝纫机咯噔咯噔的缝制着一面鲜红似火的红旗。后来才知道，我们脖子上系着的红领巾也同样出自他手。

铛铛铛、铛铛铛，下课铃声响起，我们冲出教室，奔出校门，涌进学校附近的乡亲家。乡亲们家里是否有人都没关系，几个同学手忙脚乱地往轧井里灌了引水，节奏急促的轧上几下，等轧井出水了，便轮流俯下身去捂住井嘴咕咚咕咚灌上一肚子凉水。井水是甘甜的，沁人心脾，再洗把脸，瞬间觉得整个人都精神起来。那时不跑气的轧井是最受我们欢迎的，它可以省去灌引水的环节，自来水般一轧即出。

冬天来了，凛冽的北风穿过毫无遮拦的窗户袭进教室，同学们的小手戴上棉手套、暖袖子也纷纷被冻成了气蛤蟆，红肿红肿的，有的皴裂开来，热了痒，冷了疼。老师要求大家每人从家里带一个新一些的白色鱼鳞袋来，然后以班为单位集中送到瘸腿大伯的小卖铺。瘸腿大伯用他裁衣服的大剪刀把鱼鳞袋子一一捅开了，再蹬起缝纫机把捅好的几张缝制在一起。各班把一张张重新组合的大鱼鳞袋子领回去，老师亲自动手把它们钉在教室的几个窗户门头上。虽然光线略微暗了一些，但大家坐在密闭的教室里，任气急败坏的北风在窗外咆哮，感觉确实暖和了许多。

红薯茶

食物极度匮乏的冬季，红薯成了农村饭桌上的主角。孩子们晚上喝了红薯茶，夜里醒来后发现尿床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天，天若晴好，家家院子里晾晒出的带有各国“地图”的花花绿绿的被褥就是最好的佐证。刚入学的那个冬天，母亲担心六岁的我无法自行解开带袢的棉裤而尿裤子，在没有更好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只好让我像往年一样继续穿着臃肿的开裆棉裤上学。而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小伙伴们和我穿的几乎都是同款。

“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天，次日早上，梦中的我被屋后一阵急促的咚咚声惊醒。原来是早读路上的学生用草鞋踢我家房子的墙根，以磕掉鞋底下嵌入的雪块。草鞋是芦苇编成的，有着高高的木质鞋底，走在冰冻的道路上咯咯作响，像极了古时的木屐。

我缩在温暖的被窝里，听到了房顶枝头上的鸡群陆续俯冲到院子里时拍打翅膀的声音。必须起床上早自习了，瞬间我觉得尿意汹涌。天寒地冻，窗外一片雪白，透过糊窗户的鱼鳞袋隐约能看到房檐下二尺来长的冰柱。天尚未大亮，屋子里还是朦朦胧胧，母亲也懒得再起身点亮油灯。她从压风被子下摸出我的棉裤递给我，我光着身子跳起来，慌忙把两腿蹬进裤腿，挎上肩上的背带，来不及让母亲帮忙系好背后的扣子就跳下床去。数九寒天，土地像是冰冷的铁块，我赤着脚三步并作两步走的奔到墙边的尿罐前，深吸一口气忍着那汹涌的尿意，熟练的去扒胯下棉裤的开裆处，却怎么也找不到开裆的地方。越急越是手忙脚乱，最终一切都已来不及了，昨晚的红薯茶瞬间化作一泡温暖的晨尿湿润了我的棉裤，就在那静默以待的尿罐前。寒冷的冬季里，我在热气腾腾的棉裤中绝望而迷茫的站了一会儿，嗫喏的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帮我换棉裤时才发现，黑暗中我穿反了棉裤，开裆的位置跑到了屁股后面，所以情急之下尿湿了裤子。后来母亲给我穿上了刹裆棉裤，但是因为常和小伙伴们一起爬树、翻墙、打着玩、把自家的狗当坐骑，老是弄破裤裆，害得母亲经常为我修补个没完。

一九八九年，邵河湾村的乡亲们计时的办法仍是白天看太阳，夜里听鸡鸣。鸡叫三遍，天蒙蒙亮，学生们就陆续起床往学校早自习了。冬天的一个下午，放学时老师通知明天公社里有领导来校检查，大家到校一定要比平时更早一些，不准迟到。除了按部就班的上学放学、上课下课，学校里平时并没有什么课外活动，同学们接到这个有领导检查的通知竟也觉得莫名的兴奋。

当天晚饭后我没有满大街的瞎跑，而是早早的睡下了。次日，没有等到第三遍鸡叫我就从温暖的被窝里爬了起来，穿好棉衣，背上书包摸出了家门。村子里静悄悄的，胡同里黑洞洞的，一线弯月银饰般缀在西天，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我的眼前隐约呈现出树或墙模糊的轮廓，什么也看不清，我忐忑甚至带着恐惧地行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索着向学校的方向走去。途中前方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影影绰绰晃动着人的身影，不知是起早拾粪的老汉还是赶集卖菜的老农。虽然一无所知，但较之无边无际的寂静和黑暗，我却瞬间觉得安全温暖了许多。到了学校，竟然没人，陪伴我的唯有西天那弯发黄的残月。天迟迟不亮，我又无处可去，只好背着书包在教室门口转悠。寂静的校园里，偶有风吹草动我便吹两声平日唤狗的口哨给自己壮胆。不知过了多久，陆陆续续来了三五个学生，大家说说笑笑，逐渐热闹起来。寒冬腊月，空旷的校园里实在是冻得不行，我们便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玩挤尿床的游戏。小伙伴们靠着墙根，挤作一团，外围的同学喊着号子有节奏的用力去挤最里面的同学。大家闹来闹去，一会儿竟也不觉得那么冷了。不知过了多久，全村的公鸡炫耀嗓子般此起彼伏的叫了起来，一声接着一声，一只接着一群，像是领唱后的合唱，更像是多声部的重奏。西天的月亮终于不见了，东方泛起了鱼肚白，老师和同学们陆续都来了，我们涌进教室，齐声拖长了腔，唱戏般背着课文：

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那天，上课下课、上学放学，漫长的等待中，最终也没有上级领导到学校检查。

邵河湾有习武传统，本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来上几式。农闲时节，我记得村里在一户人家举行切磋大会，围观的人群闪开一片场子，一个平日里名不见经传的中年汉子在院子里把流星锤耍的神出鬼没，丈八长的大铁刀舞得呼呼生风，赢得大家一片喝彩。让我一度怀疑空中挥舞的是不是他常年累月劳作于田间与锄头、抓钩为伴的那双手。

孩子们读到三年级，就有资格参加村里依传统开办的武术班了。教学的是村里的邻居，学武的是班里的同学，每月两元钱，父亲为我报了名。下午放学后，大家涌出校门到了校南边的树林里、麦场里，把书包甩到一边，在教练的带领下吼吼哈嘿的练起把式来。

压腿下腰，弓步冲拳，乌龙绞柱，鲤鱼打挺；五步拳、少林拳、罗汉拳、大洪拳，单练对打，倒立空翻。日复一日，大家功夫见长，练得不亦乐乎。炎热的夏季，训练一结束同学们便会带着满身汗泥奔到村南的小河里游泳，都是八九岁的孩子，大家在水中打打闹闹很是开心。因为河水较深，我都是从固定的一处跳进水里，那是一个河床相对平缓的地方，下水后河水正好没到我的胸脯。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真可谓沟满河平。天终于放晴了，训练结束后大家往常一样飞奔到小河边。伙伴们麻利的褪下衣裤，放到鞋子上。我从原来经常下水的地方毫不犹豫的跳了进去，河水瞬间漫过我的头顶，但双脚却未像往常一样触到河底。我惊慌起来，可在水中什么也看不到，慌乱中喝了几口噎人的河水，绝望中不停的脚蹬手扒，竟然浮上水面露出口鼻，连忙挣扎着爬上岸来。惊魂未定的我望着面前的河水发呆，琢磨到底是啥情况。原来河还是那条河，下水的位置也没有错，只是几天的暴雨过后，河水早已涨高了数尺。

母亲是禁止我下河游泳的，倒不是怕我被马鳖叮了，钻进肉里。若真被马鳖叮了，只需用凉鞋底狠狠的抽打被叮的部位即可，无论是打自己还是打别人，绝不能手软。虽然皮肤上会被打的都是鞋印，红成一片，但马鳖也会疼的缩成一团，掉到地上。母亲怕我年龄小不会水，闹出事来。可我实在禁不住河水凉爽的诱惑和小伙伴们热情的鼓动，往往一场不落的跳下河去。每每玩得正嗨时，母亲总会一脸愠怒地出现在河岸上。她手里拎着一根指头粗细的枝条，用它指着河里的我勒令我立马回家。我总是忙不迭的从对岸爬上去，拎起鞋子和短裤赤着脚往家走。阳光照在我的身上，小伙伴们欢快的嬉戏声仍在河面上荡漾。我疾步走在穿过菜园的小路上，与身后的母亲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听她声色俱厉的数落我。近了怕她手中的枝条落在我还未来得及穿短裤的屁股上；太远，又不想让大家看出我逃得过于狼狈。

进入三年级以后要上晚自习，由于村里没通电，照明工具便需学生们自备。我们自己动手，找来墨水瓶、玻璃药瓶，自行车、架子车轮上的气门芯，再用棉线搓成灯芯，组合成一盏小小的便于携带的煤油灯。大家把自制的灯里灌上煤油，一起在窗户上糊着鱼鳞袋子的教室里挑灯夜读。晚自习放学了，大家纷纷把灯吹灭，教室里便弥漫起一股煤油燃烧后的气味儿来。

午饭后，通往邵河湾小学的乡村土路上，你若看到一个左手端着煤油灯，小拇指勾着笤帚把顶端的绳套，右手拿着灶膛里扒出来的烤的黑乎乎的红薯，斜挎着书包和小伙伴们优哉游哉向学校走去的少年，那极有可能就是当初的我。

邵河湾小学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校长。毫无戏谑成分的，当时无论老幼全村人均称之为“领导”，以致于我一直以为“领导”是个职务。直到读了中学，在村里见了他，我还习惯性的喊他“领导”。

后来学校里从邻村来了个张老师，依然是个男老师，但因了他姓张，我和小伙伴们都觉得很是新鲜。张老师颇有两把刷子，适逢学校大门从校园南边改到东边，他用毛笔题了邵河湾小学的校名，并亲自用水泥以浮雕的形式刻在了学校新建的大门上方，取代了原来无门的校门。小学毕业后我走出村子读了寄宿中学，后来得知我们小学的校舍被扒掉了，村里的电工在原址建起了一家养鸡场。邵河湾小学搬到了村东头，大队用因故搁浅的兴建养兔厂的原材料建成了一栋两层教学楼，在当时颇为壮观。前几天我回到村中，路过学校，眼前依然还是那栋教学楼。只是年久失修，出于安全考虑不知何时拆掉了顶上的一层，变成了平房。校园里看不到几个学生，据说村里的孩子们大都跟着父母到县城读书了，早无当初二百多师生进进出出时的热闹与辉煌。但校门上方“邵河湾小学”那几个白底红漆的大字依然亲切如故，不同的是右下角多了个小小的落款--“张培海题。”三十年过去了，久久伫立在校门前，看着那几个熟悉的大字，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简单而快乐的年少时光。

“燕子归来寻旧垒，风华尽处是离人。”暖风袭人的时节，或粉或白的泡桐花便会铺满河湾村的角角落落。村中邵河湾小学青砖黛瓦的两排校舍，连同那铿锵悠扬的铜铃声频频入梦，宛若昨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