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刘文辉，男，笔名风雨、安源流，江西省莲花县人。汉语言文学大学学历。

面对挫折 春暖花开（兼后记）

刘文辉

1999年9月，与共和国一起走过50个春秋的民办老师在祖国大地上划上了一个句号。我带着一脸的迷茫孑然南下，挤入了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行列。

初到广东，人生地不熟，只凭一张自考大专毕业证书是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的。为了不流落街头，不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走，我委身于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私企做搬运工。

每天7点钟上班，中午仅休息半个小时，晚饭后连着干，直到深夜十二点才收工。年过而立的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宿舍，娱乐、冲凉、宵夜等什么的不但没时间去做，而且也没有精力去做，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保证明天上班不迟到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我只有早点睡觉，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

那段时间，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吃不饱，睡不好，晚上还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梦，更为严重的是我的视力严重下降。望着窗外朦胧的霓虹灯，望着那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大厦，我的心里总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愁绪，伴随带有海腥味的夜风在他人的城市上空飘荡。

为了保住“革命的本钱”，我毅然辞别了那家私企。

三天后，在堂弟的引荐下，我进了凤岗一家玩具厂做仓管。仓管的工作不是很辛苦，每天只要记一下帐就行了。但是，每天一小扫，每周一大扫的清理垃圾的工作还是不可少的，否则要作考勤记录。

那天，我在处理垃圾时，不经意间从垃圾箩里发现了一张被废弃了的报纸。我拿起一看，不是很旧，上面郝然印着《侨乡之声》字样。这是我以前从未看过的一份报纸。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也出于好奇，我偷偷地把报纸塞进口袋里，我想等睡觉时躲到蚊帐里看上一会儿。因为厂里明文规定：不得私自拿厂里的东西，哪怕是一些废料，一经发现，轻则罚款，重则炒“鱿鱼”。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我不得不这样做。尽管我小心翼翼，还是被一个工友看到了。他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如获至宝，来到写字楼告诉了老板娘。果然，五分钟之后——仅仅五分钟，老板娘叫我到写字楼去。我已经做好了卷铺盖的准备，所以拖着一双拖板“啪嗒啪嗒”的走进写字楼。

老板娘卷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她笑起来很美丽很灿烂的样子。然而，今天我没兴致欣赏老板娘美丽而灿烂的笑容。她笑容可掬，很随和地对我说：“阿文，上班时间不许穿拖鞋，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快要离开这个厂了，所以装出一副死猪不怕热水烫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看着老板娘又惊又气的面孔。

她虽然很生气，但还是很温柔地说：“你的个人简历我看过了。你喜欢写文章，是一个才子，虽然你现在还是一个普工，但是，只要你认真做事，我会考虑安排你到写字楼来工作。信不信由你。好了，你去忙吧！”

此时，轮到我发呆了：老板娘不但没有责怪我，还要安排我到写字楼来工作？我认真地看了看写字楼，教室一半大的写字楼，四张办公桌——也只能放四张，一个总管，两个文员，仅此而已。我不知道假如老板娘真的要我到写字楼来工作我的位置在哪里。

我没有感谢老板娘，甚至连一声招呼都没打就离开了写字楼。因为我对老板娘的话不是很相信。让我感到庆幸的是老板娘竟没有炒我的“鱿鱼”。就冲这一点，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事情。

有一天，我把物料送到三楼车间。我瞥了一眼车间，只见靠窗户的安全通道全部被加工好了而还没有交货的成品堵塞着。我知道这是违规的，是不符合消防安全管理条理的。这关系到车间数百人的生命安全的问题。为此，我冒着又一次被炒“鱿鱼”的危险，向老板娘提出了这个问题。老板娘沉思了一会儿，说：“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呢？”

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吗？我本想这样反问一句。突然，我从老板娘的眼神里读到了什么。情急之中，我想到靠近饭堂有一块堆满了杂物的空地，只要清理掉杂物，放成品是没有问题的。我如实地把我的想法说给了老板娘听。老板娘点了点头，指示道：“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处理。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我很响亮地回答。

第二天，我召集几位搬运工人，拿着铁铲之类的工具来到杂物地。经过一个上午紧张地工作，杂物全部清理走了。下午，又把堆放在安全通道旁的成品搬下来，码放，盖上簟子。

一切工作做好之后，老板娘过来检查。她看了下还空出一大半的场地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货品，没说一句话就走了。我的心里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我不知道哪里做得不好，惹老板娘生气了。我目送老板娘远去的背影，茫然无措。我摇了摇头，静等老板娘的发落。

快要下班时，总管拿着一块牌子挂在厂门口，只见上面写着：

“货仓部刘文先生进厂后表现出色，工作勤勤恳恳，踏实肯干。最近，又带领工人清理了杂物，不仅为厂里解决了成品堆放难的问题，又解决了安全通道畅通的问题。为表彰刘文先生积极进取精神，厂部决定调刘文先生到写字楼任总管助理。希望全厂员工向刘文先生学习。厂兴我荣，厂衰我耻！”

一切顺理成章，一切又出乎我的意料。我在工友们羡慕的眼神中走进了写字楼。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老板娘坐的那个位置一直是空着的。她一直在观察我，在考察我，而年轻气盛的我，差点冤枉了老板娘的一片苦心。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呢？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报答老板娘的知遇之恩。

不久，我就发现，其实写字楼的工作是那样的清闲。作为总管助理只要帮助总管整理一下生产单，到车间去了解一下生产进度就行了。

呆在写字楼，整天没多少事做。这叫我无所适从。说心里话，我是农民的儿子，劳动是我的本色。在家当老师时，教书之余还帮助家里做点家务什么的，几乎没有空闲过。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我天生一副劳碌命，不做事心里就闷得慌。记得那年暑假，乡文教办组织优秀教师去庐山参观、学习。我放弃了游玩的机会，到处收集、整理风土人情逸事，收集伟人们的事迹，忙得头晕目眩，但乐此不疲。同事们都说我闲呆了，没事找事做。此时，我有一种坐卧不安的感觉。我想起在货仓部的情景，与工友们一起劳动，一起聊天，一起畅谈打工的感受，虽然辛苦，劳累，但生活充实。想着想着，竟不由自主地来到货仓部。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原先亲如兄弟的工友们居然都躲着我。

我很气愤，也很痛苦。昔日相依相处的工友竟在一夜之间不认我了，形如陌生人。我无处发泄，背起一包半成品就往三楼车间走去。车间主管很热情地和我交谈。他说，外出打工就是这样，人情淡如水。今天是兄弟，明天就成了陌路人。他还说，写字楼工作虽然轻松，但心里压抑很大。一旦生产任务下来，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就得如影子一样在写字楼与车间之间来回奔跑，到时候你想休息都没有时间休息。

话虽这么说，但是来到写字楼上班已经两个月了，其中也经过了三次大规模的生产，而我依然呆在大班椅里无所事事。

我想，这样下去，不如到货仓部去搬东西，否则我会闷出病来的。我急匆匆地敲开了老板娘的办公室。

老板娘正在看书。惊喜之余，我居然有一种找到了知音般的感觉。我高兴地对老板娘说：“老板娘，您也喜欢文学？喜欢《侨乡之声》和《东莞日报》吗？”话刚吐出来，我就觉得这是多么愚蠢的话呀。

然而，老板娘似乎不屑于我说的话。她叫我坐下，询问我最近的工作情况，写作怎么样等等。我如实地回答了老板娘的问题。

老板娘意味深长地说：“我爱文学，爱得如命。我曾经幻想着做一个鲁迅式的文学家。然而，在我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的父亲极力反对我报考中文系，却强迫我报考了经济管理学院。我不得不放弃我的理想，放弃我喜爱的文学，去适应我父亲帮我安排的一切。时至今日，我虽然事业有成，但我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文学，也想写一些文字。但是，我每当拿起笔时，总觉得力不从心，仿佛手中的笔有千斤重！”

突然，老板娘停住话，专注地看着我。然后，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阿文，你还年轻，又有一定的写作基础。我想帮你圆文学梦，也以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我断然拒绝了老板娘的好意。我不想让一个与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人帮助我，我只是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的理想。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在无聊又无奈的时间里度过。偶尔写一些豆腐块在报刊上露一下脸，但是，我总觉得这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在迷惘中徘徊，在痛苦中挣扎。我在他人城市的天空做着不属于我的游戏。我决定换一个环境，去开辟属于我自己的天空。于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曾给我欢乐也给我迷茫的玩具厂。

我拿着某杂志社特约通讯员证书拜访了一家大型企业的老板。老板瞪着一双鱼肚白般的眼睛看着我。他似乎想从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或者全部）发现些什么。然而，他想发现什么呢？诚实？勇气？能力？或者兼而有之？最后，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这就是打工生活！要你的地方你不想呆，不要你的地方你却厚着脸皮去求他。

人，就是在这一去一留之间发现自己，了解自己，锻炼自己，最后，思想得到升华，理念得到更新，能力得到提高。

2002年3月，当我拿着毕业证书、获奖证书等资料叩开银星学校的大门时，我的心里掀起层层波浪。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我知道，我的命运将和这所学校连结在一起。经过笔试、试教、口试等一系列运作，学校董事长沉舟决定聘用我为校办助理，协助董事长处理日常工作。

在银星学校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书籍，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都成了我的文化大餐。同时，我跟着董事长学书法，硬笔、毛笔书法大踏步进步。

“要做就做最好的”。这是董事长的座右铭，也是他的口头禅。董事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一直鼓励我在文学、书法方面有所突破，有所成就。我在董事长的教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2002年12月，我按照董事长的要求，组织学生参加第四届“粤港澳少年儿童美术书法摄影大赛”。学生书法作品大面积获奖。为此，我被大赛委员会授予书法组“优秀园丁一等奖”的称号。

在文学方面，我不仅坚持阅读大量书报文章，而且坚持笔耕不辍，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同时，我认识了凤岗文学会彭羽、曹洪霁、林汉筠、周光明、毛秀蓉、温美暖、江素华等文学前辈。他们既言传又身教，使我不仅学到了许多文学创作知识，而且跟着彭羽老师学习编辑报纸、审稿，创作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

2003年，我参加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公室、《东莞日报》社联合举办的外来员工“法在身边*法在心中”征文比赛，荣获二等奖；2004年七月参加凤岗镇委组织办、宣传办、企业工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我身边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征文比赛，荣获优秀奖。记得很清楚的是2004年7月10日，我收到一封发自镇政府的信涵。我打开一看，原来是镇委组织办、宣传办及镇企业工委联合举办“我身边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征文表彰大会的邀请涵。我与学校打了个招呼，就出发了。

这是我首次参加征文表彰大会，心情除了激动外，还有点紧张。我发现我的手心里居然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我端端正正地坐着，聆听领导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欣赏着文学老前辈们热情洋溢的演讲。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南飞燕》主编邓慕尧老师的演讲风趣幽默，凸现出一位作家的大家风范和人格魅力。我鼓掌，拍红了手掌，有点痛，但我不觉得痛。我沉浸在幸福与欢笑里。那一天，也标志着东莞市作家协会凤岗分会成立。至此，我作为分会会员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终于在文学这片天空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

我想以此为契机，决定在文学的天空里展翅飞翔。我将我的一篇纪实性文章投寄到《南飞燕》编辑部。想不到《南飞燕》编辑部非常重视。总编胡海洋老师先后两次打电话给我，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作为一个作者，我很高兴能倾听到作家们的教诲。胡海洋老师精辟的见解和深刻的透析让我大开视野。我驾驭想象的翅膀，在文学的天空里翱翔。经过胡老师的修改，文章《少女！学费！！梅毒！！！》发表在2004年9—10月号《南飞燕》杂志上。

2006年3月1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东莞市文联副主席何超群先生打来电话，告诉我被东莞市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那个高兴劲真是没法说。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漫长的打工路上，在文学创作的天空里，有风有雨，更有灿烂的阳光。我将以此为支点，寻找我心中的缪斯，开创一片辉煌灿烂的新天地。

加入东莞市作家协会后，我的创作热情得到前史未有的发挥。之后，在东莞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在东莞市文联的搀扶下，我辛勤的耕耘，不断的收获。时间在毫不留情的流逝着。

我在文学的天空里翱翔着。

生活是复杂的，命运是坎坷的。正当我鼓足干劲大干快上时，学校来了一位副总。李副总是安徽人，据他自我介绍是安徽大学的高材生，但是，我表示怀疑，一个连普通话都说不完全的人是大学高材生？尽管心生疑惑，他是副总，有些事情还得听他的。想不到李副总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整老师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课时工资、职务津贴等组成。这样一来，所有教师在同一个起点上。新进来的老师工资增加不少，相应的来到学校四年以上的老师少则降了一两百元，多则四百多元。时任学校工会主席的我首当其中。我没有担任主科，并且每周只有六节课，仅课时工资就降了三百多元，加上教龄工资二百多元，总共减少六百元。怎么办？我找到董事长，阐述情况，董事长没有表态。没有表态就意味着默认副总的做法。李副总很搞笑的对我说：“谁叫你是主席？主席不带头谁带头？”

我还能说什么？权衡再三，我向校委会提交了辞职书。想不到的是，听到我辞职的消息，十多个与我一样被降工资的老师也跟着提出了辞呈。他们还振振有词的说：“刘主席，我们支持你！”董事长找我谈话，李副总、校长等领导分别找其他老师谈话。差不多半个月，学校几乎处于半瘫痪的地步。到最后，李副总答应给我恢复工资，但要求我做好其他老师的思想工作，继续留下来。

我实在不看好李副总的做法，何况，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坚决谢绝了李副总的“好意”，至于其他老师的去留与我无关。

5月份，我离开银星学校。由于以前经常去镇政府开展活动，党政办的林汉筠先生、镇志办的何老师、温老师、钟老师对我非常关注，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可能与学校董事长去深圳办培训班。

何老师听了，劝说道：“小刘，可否帮我们一个忙？”

我想，我有什么能耐帮你老忙啊？但是，有什么安排悉听尊便。原来，官井头的村志编修工作半年前搁浅了，没人会编村志。我说我也没有编过。何老师说，你文笔不错，至于志书的体例、语言、规范、要求等方面，我们会帮你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就算是赶鸭子上架也得搏一回了。6月16日，我在何老师的亲笔信推荐下，来到官井头村委会，与卓金华书记谈了编修《官井头村志》的意向。这一留，就是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悉心编写村志，认真揣摩志书写作的要求，向各位老师学习编修地方志的体例、要求、谋篇布局。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节假日，当人们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谈笑风生时，我在实地勘察碉楼、民居；当人们携儿将女漫步于街心花园享受天伦之乐时，我在挑灯编写村志，为采用什么样的词语而废寝忘食；当人们还不知道村志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我在按照志书的体例，全盘策划，精心编写。我走遍了市镇村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东莞市志》、《凤岗镇志》、《塘厦镇志》，以及油甘埔、凤德岭、雁田等兄弟村的志书，少则一两遍，多达八九遍，走访调查，认真阅读，核实资料，领悟志书的体例和语言风格。当出版社提出在“苏联”的前面加上“前”字的修改意见时，我根据村志内容中的语境，指出不能加“前”字，经过多方认证，最后一致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在确定村志封面时，排版公司总觉得封面照片不够大气，我从不同的角度、距离拍摄数十幅照片，最后才确定下来。至于在编写村志过程中，有些人不理解，在采访时所受到的冷遇，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由于我刻苦好学，不耻下问，积累了相当多的编修地方志的经验，以至于2009年，市志办刘丹老师把《东莞市军事志》、《东莞市中堂镇志》、《东莞市麻涌镇志》的校对、文字修改工作一并交给我。他风趣的说：“就相当于进修吧。”我知道，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厚爱。我在校对、修改镇志之中又学到不少的方法，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并草拟编写军事志的论文，深受刘丹老师的青睐。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边编写、修订地方志，一边坚持写作，诗歌、散文先后在《侨乡之声》、《东莞日报》、《东莞文艺》、《南飞燕》等报刊上发表，多次获得市、镇征文奖。2008年是我文学创作大丰收的一年，1月，与王散木先生合写发表于《东莞文艺》的报告文学《鹰击长空唱大风——官井头村走笔》获得第四届中国报告文学征文大赛二等奖，入选获奖作品集；4月，中篇小说《留守妇女》入选《安徽文学》编辑部组稿项目，邀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组稿、签约会议，差点成为《安徽文学》的签约作家；5月，专题报道《凤岗镇教育现状透视与对策》、《提升“新莞人”素质的几点建议》获得凤岗镇人民政府“我为凤岗发展献良策”征文优秀奖；7月，散文《东莞碉楼》获得东莞市文化局举办的征文特等奖，同期发表于《东莞乡情》；9月，散文《凤翔蓝天》获得《东莞日报》举办“中旅杯”征文提名奖；10月，散文《和谐发展新凤岗》获得凤岗镇“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优秀奖；以官井头碉楼为背景的四篇散文入选《凤岗碉楼》（凤岗镇人民政府主编）一书；另有四篇散文入选《凤岗镇优秀文学作品选》；11月，《东莞市凤岗镇官井头村志》（45万字）由岭南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2009年7月，本人参加由东莞市文学艺术联会会、东莞市司法局、东莞市普法办联合举办的“法制东莞。与法同行”征文，并获得一等奖。带着这份喜气，9月份，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科长、《东莞年鉴》主编刘念宇先生力荐我到长安镇上沙社区主持编修《上沙孙氏族谱》及《东莞市长安镇上沙志》，并担任副主编。

艰辛的工作磨砺着我的意识，丰富的生活锻炼着我的能力，键盘的敲打提升着我的品位。在来到东莞十二年后的2011年7月31日，我参加了广东省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与保障部举办的在优秀农民工中选拔公务员的考试。我在填写表格时坦言：“按照年龄，我根本不具备考试资格，但是，作为在广东工作、生活了十二年之久的我，并不遗憾对广东的选择。是的，不管考试的结果如何，我将一如既往的参与广东的建设，为广东的幸福、繁荣贡献我的才智。”

长安，一个梦想腾飞的地方，当我的足迹踏上这片土地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我如鱼得水，使出浑身解数，编纂方志。更为可喜的是，我认识了邹萍老师及文学大师陈启文，还认识了长安文学会的陶青林、马云洪、严泽、洪湖浪、塞壬、莫华杰、木兰等作家。我们在一起面对面探讨文学，畅谈创作体会。在作家们的关心、支持下，我的散文《记忆：1992》、小说《政府赔偿》先后发表于《长安文学》。这份喜悦，难以言表。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先后在东莞、深圳、顺德、广州等地编修地方志、族谱。截止2019年8月，编纂出《上沙志》《乌沙志》《涌头社区志》《新维村志》《上沙孙氏族谱》《涌头文氏族谱》《南联村志》《坪环村志》《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志》《广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志》等志谱书籍22部，累计字数上千万字。

人生百态，谁能备述？我只能很负责的说一句，此生无悔。

（本文前半部分曾参加凤岗商会征文赛获得优秀奖，入选本书时，增补后面内容，权作此书的后记。）

2019年8月改写于东莞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