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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故宫之前的差不多十年里，我已经开始了对故宫的书写——写《旧宫殿》，写《血朝廷》，写《辛亥年》时，我还没有到故宫工作。但我已通过文字，向这座庄严的城靠拢。

我曾无数次地走进故宫的大门——以游客、朋友，或者作者的身份进来。我喜欢故宫的气息，喜欢它厚重的沧桑感和不可侵犯的庄严感。因为与李文儒先生（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相熟，我参与、策划了故宫的一些活动，这使我在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就有幸走过了故宫的角角落落，其中包括不少“故宫的隐秘角落”。那时故宫博物院的“百年大修”工程开始不久（该工程始于2002年，将于2020年结束），许多地方还是“荒草萋萋”，我有幸目睹了故宫被修葺一新之前的模样。

从建筑保护的角度上说，修葺的意义无庸置疑，但从写作的角度上说，我更迷恋修葺以前的那个故宫，它更加“原始”、苍老，也更加真实。它们让我对历史的认知一下子变得立体起来，真切起来，好像历史中的那些人还站在那里，我不经意地走过一个转角，就会与他们迎面相逢。

在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的“故宫写作”中，我更多地把故宫当作历史发生和人物活动的一个场域。

我认为自己在此间的最重要作品，是一部至今没引起关注的作品——《血朝廷》。这是我第一部、也是迄今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我自己对这部小说孤芳自赏。小说中的历史人物，读者都是熟悉的，但我把他们“刷新”了——不是驾空历史的、无根据的“戏说”，而是从那个荒芜、寂寥的旧宫殿里，找到了通向他们内心隐秘的“秘密途径”，因此孟繁华先生后来说它充满了“越轨的笔致”“甚至带有魔幻和超现实主义的鲜明色彩”，但它又不是个人化的，“它的兴衰沉浮以及刀光剑影，隐含着远为宏大和悠长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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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血朝廷》出版的那一年，我光荣地戴上了故宫博物院的胸牌，成为一名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它的重要性，在我以后的写作和生活中慢慢地体现出来。

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故宫的那一刻，我觉得挺魔幻的，而且很强烈。我清晰地记得，成为故宫工作人员的第一天，我是从西华门走进故宫的。对于这座门，我是那样熟悉，不知多少次来故宫，我都从西华门进入。我还在《旧宫殿》里专门写到过它，写到西华门外的快刀刘。但那一天，我在西华门外站了一会儿，想多打量它几眼，在这个“历史时刻”前驻留片刻。那时我还没有办好故宫胸牌，在门岗填了进门条。会见人的名字，我写的是“李老师”李文儒。那天我见到“李老师”，把进门条交给他。他说，回家了，还填条子啊。我一笑，一点儿也不嫌麻烦，因为我的心里，正充满了无法言说的自豪和满足。

有人说，从写故宫到进故宫，我的人生道路“设计”得天衣无缝。其实我的人生，充满了误打误撞，也不乏“贵人”相助，进入故宫博物院，全赖院领导的错爱。那时故宫博物院刚刚成立故宫学研究所（后来又成立了故宫研究院），也算是一种机缘巧合。假若一定要从这些“偶然”中找出“必然”，那或许就是我对历史写作的“坚持”（其实是热爱）。他们或许是看到了这份“坚持”，才愿意推我一把。假如我有“设计”，我只“设计”了我的写作。我很幸运，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得到了许多“贵人”的相助。除了我将努力一生，我没有别的办法回报他们。

也有人说，我找到了一个“好单位”。其实“单位”没有好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有一次在中国作协开会，我见到陈祖芬老师，她说，我去了一个适合我的地方。对这话，我深以为然。那时的故宫博物院还不像今天这么“火”，但它适合我。它的宁静、深邃、丰富，都是我喜欢的。那时的故宫博物院，文物清点工作刚刚完成，“故宫学”的学术框架和研究队伍正在搭建，两岸故宫的交流正在深化。平日里，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度过，像余华先生所说的，屁股和板凳建立起牢固的友谊。故宫有看不完的资料，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个个学富五车，又那么的谦逊亲切。故宫后来的“火”，亦不是虚张声势的“火”，而是依托于它在文化上的坚守与自信。总之，对我而言，故宫是一个营养体，而我，是这营养体上一只幸福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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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与故宫嫁接在一起了，我进入了故宫的历史，我自己的历史也成了故宫历史的一部分，尽管我就像宫殿房檐上的一棵草，是这浩大宫殿里无关紧要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我书写的故宫里，有我的存在。

从那一天起，我渐渐从宫殿内部感知寒来暑往，体会这个世界的万千变化，我对故宫的表达，也由外在的观看转向内在的省察。我写《远路去中国》（旧版名为《纸天堂》）、《最后的皇朝》（旧版名为《辛亥年》）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苗头。后来写《故宫的隐秘角落》等书时就更是这样。《远路去中国》是讲进入过皇宫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后的皇朝》是写辛亥年历史巨变中的皇室人物，其实都是透过宫廷内部，观察历史的潮起潮落，感受命运的云长云消。《故宫的隐秘角落》表面上是写宫殿建筑，实际上是写人，写一个人在宫殿里所经历的一切。在我心里，那些人、那些事都不遥远，他们是我的邻居、我的朋友，甚至就是我自己。他们始终和我在一起，我听得见他们在风雨中的呼喊，看得见他们在岁月中的奔走。

大约在2016年，为迎接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我开始策划拍摄纪录片《紫禁城》。剧组成立时，我与大家交流说，过去关于故宫的纪录片，都是从外部的视角向里看，就像那些参观故宫时趴在窗玻璃上的游客一样，我们再拍纪录片，可以不用再从“偷窥”的视角去看故宫，而不妨从宫殿里面往外看，就像当年的皇帝、嫔妃，从窗子里往外看，看到的世界，一定会更加深微和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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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的朋友臧永清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即将上任时，他就找我，询问我的写作计划，“祝勇故宫系列”的出版计划就在北京西坝河附近的一家小饭店里庄严诞生。

这个系列，既含纳《血朝廷》《远路去中国》《最后的皇朝》《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这些旧作，也收入《故宫的古物之美》等新作。总之，它会含纳我关于故宫的所有作品，组成一个巨大整体。我喜欢英国作家肯·福莱特，他的作品就是建筑，每一部都规则严谨、规模宏大，他又用这些巨型建筑，组成一座庄严浩大的城池。

就在几天前，我把一部刚刚完成的书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在书的后记里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