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科举制与当今的高考制的比较

　　众所周知，吴敬梓在其著作《儒林外史》塑造了一大批虚伪逐利的儒士形象，建构了一个腐朽的儒士圈与社会圈，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科举制度下众生的腐朽之态，也让我们对科举制怀有深深的鄙夷。在《儒林外史》中，我们能够看见众生都是凭官位论大小、明尊卑，比如年过花甲的周进，由于未能考取秀才，他也不得不在考取秀才的晚辈面前自称“后生”，面对十几岁的年轻秀才也只能称“小友”。此外，还有一个塑造得最为经典的人物——范进，在范进中举之前，他在家受尽亲人的讥讽，在外受尽别人的白眼。在那个妻以夫为天的时代，他的妻子对他可以呼来唤去，岳父胡屠户对他更是轻蔑鄙夷，粗言秽语无数，甚至棍棒交加。而在其中举之后，胡屠户在范进面前那是颤颤巍巍，对他那是毕恭毕敬。这样的例子在《儒林外史》之中数不胜数，科举考试所带来的“功名富贵热”如病毒一般在整个社会迅速的传播、蔓延，毒化着人们的心灵，扭曲着所有人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能够明显看出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批判，以及后人对科举考试所持大多也都是鄙夷的态度，认为科举是落后、禁锢思想的代名词。

　　但是，科举考试既然害了那么多人，那为什么它能持续那么多年呢？科举从隋朝开始，到清末结束，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一种制度能延续一千三百多年无疑是一种奇迹，但其也蕴含着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众所周知，科举制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在以往靠门第选拔官吏的时代，科举制的诞生犹如艳阳照亮长空，给了无数寒门子弟一个鲤鱼跃龙门的机会，为他们的人生提供了一条光明大道。此外，人们看见的往往是科举制下病态了的儒士，却忽略了真正追求仁义，精忠报国的儒士。提起科举，我们往往想到的人物就是范进之类，但回溯科举之路，我们还可以看见认真备考的韩愈，可以遇见正准备进京赶考的苏轼，可以看见在激烈争论科举改革的欧阳修，可以见识状元文天祥的风采，可以目睹张居正进士及第的得意……而这仅仅是青史留名的人物。科举制度为统治阶层输送了大量人才，给封建统治政权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客观上来说，正是有了科举制度，中国社会、科举王朝才能维持长治久安，反之，若没有科举制度，那么权贵阶层与寒门之间就没有了任何路径，而这无疑会更大程度的加剧社会的矛盾，导致社会动荡。

　　科举制度会给社会带来那么多好处，那为什么现在人们对科举制度普遍持鄙夷态度呢？笔者认为，根源在于人们对科举制度所持的刻板印象。科举制度在大多现代人眼中代表着落后、禁锢以及危害，从而使得人们潜意识地忽略了科举制所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此外，我们还需认清，科举只是途径，名利才是儒士的目的。相较于当时世人通过科举追名逐利的事实，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何当时的人视科举为唯一出路，那个时代还有其他出路吗？笔者认为，在当时，科举是最快走上人生巅峰的途径，并且，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科举之路还是正统之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人们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而科举成功所获得的功名利禄岂止三倍？拿范进来说，未中举前，他住的是茅草屋，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麻布衣服，家里家外都抬不起头；而在中举后，乡里最有地位之一的张乡绅亲自给范进送房送钱，其他还有送田产、送店房的，不过两月，奴仆丫鬟甚至都有了，而范进也由世人所鄙夷的对象变成了世人所高攀的对象。范进中举前后的鲜明对比能够很明显地反映科举成功后所能给人带来的回报，因此，世人都通过科举来追名逐利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高回报之外，当时的社会所推崇的也是科举制。士农工商，士居首，农其次，工商排最后。相较于士与农而言，工商之民虽有财富，但却没有社会地位，同时是人们所鄙夷的对象；而相较于士而言，农代表着苦与累，因此，士是当时世人所能走的最优之路，而要成士，那大多数人就离不开科举。因此，当时的世人通过科举之路来追名逐利是理所当然的。

　　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对科举制普遍持着偏见，但是却从未想过现代环境与古时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知晓后世帝国对中国的侵略，知晓未来科技的发展，明晰文明发展的脉络，但古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因此，我们单方面站在我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审视审判当时的科举制对国力发展的限制是有失公允的。

　　回到现实，那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了。高考制度与科举制度一样，都是选拔人才的手段，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高考制度在不断发展，而科举制度在持续一千三百年之后就已经僵化了。但需要我们警醒的是题海战术的出现、补习班的不断兴起、学区房的不断发展、父母专门休职陪读等现象都反映出人们对高考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地加深，甚至远远超过了该有的平衡。此外，我们一定要明晰，无论是高考还是科举，目的都在于培养人才，而培养的目标就在于使人们能够“学以致用”、在于“经世致用”，但目前的高考现状是大部分父母与孩子拼命努力所为的是一张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所进行的大多是应试教育，客观上造成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以个人为例，为了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中国孩子普遍要学习17年（学前班4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4年），但是遗忘这些内容只需要1年。虽说高考能够培养人对知识的学习能力、对时间的把握能力、对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等，但相较于“学”与“用”的比例，其中所耗费的无效成本其实是极其沉重的，对个人而言尚且如是，对国家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损失。因此，这个“学”与“用”的比例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并且，长时间的教育时间还意味着大多学生与社会有着隔阂，容易造成大龄低能的现象，笔者认为这是需要纳入国家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总而言之，科举制的错不在本身，而在于人心对功名利禄的追逐，当面对一条能够成为人上人的捷径之时，很少有人能够不动心；正如当今，中国人之所以那么重视高考不正是由于高考取得好成绩后能够进入更加高等的大学，能够帮助孩子在未来能够更加容易取得好工作吗？而相比于一张好工作的通行证，能够直接帮助普通百姓成为人上人的科举制度让人如此痴迷不更是理所当然的吗？因此，笔者认为，很多时候我们把思维固化了，容易把科举毒害人的表象当做本质，但深思其本质之时我们才会发现茶毒人的是人心对“功名利禄”的盲目追求，而不是科举制度。正是因为人心对功名利禄的盲目追求从而使得人们只追求科举成绩，使得人们重点研究的是固化的题目，而不是经典典籍中治国理政的方法，从而固化人们的思维，抑制人们的创造力，从而害人误国。在当今，随着人们对高考的日渐重视以及社会竞争的不断激化，人们对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追逐也是日益加深，社会上更是出现了题海战术、学区房的争抢、各种补习班的不断兴起等让人细思极恐的现象。这种种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们对高考成绩追求，所追逐的是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不是培养真正的人才。而这种种现象的出现虽说不如古时科举那么疯狂、火热，但这些现象的出现同样值得人们警醒与警惕，也值得国家有关部门对高考不断进行调整与改革。

　　

• 《禅的行囊》：行走下的中国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