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故友亲朋齐聚 纪念郭小川百年诞辰

一颗心似火 三寸笔如枪

著名诗人郭小川生于1919年，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11月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郭小川百年诞辰纪念会”和诗歌朗诵会上，有许多郭小川的故友亲朋到场。那一天气温有些偏低，飘飞的乱叶中透着深秋的寒意，大家从京城的四面八方赶来，88岁的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束沛德是年龄最大的与会者，他与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一起步入会场。他们讲述了许多郭小川的往事，还有他的诗，他的创作，他的为人，以及他的精神。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在旅途中猝然离世，当时正值“四人帮”垮台之时，郭小川也已奉调进京，有了工作安排。多少亲友对郭小川的遭遇及突然离世感到惋惜，感到痛心，这也使得对他的回忆更为质朴和深切。

他看待年轻干部，只要你能发挥一点作用，他都支持

老评论家束沛德在纪念会上回忆说，1955年秋，郭小川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秘书长，分管束沛德工作的部门。那个时候，束沛德正处在极其尴尬的困境，因为在“反胡风”运动中，他作为作协党组秘书被批判，说是犯了“严重泄密”的错误，他被怀疑是胡风集团在作协的坐探，一直受审查。“当时我才24岁，每天待在小房间里写交待。”

郭小川到作协时，束沛德的审查还没有结论，但临时分在创作委员会工作。他说，郭小川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一样地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子，在走廊、办公室遇到时，他经常问起创作委员会的工作，问发现了什么好作品，有没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好特写稿子。”郭小川的关心，让束沛德在那样的困难处境下开展工作得以安心。

1956年组织上对束沛德作出结论，认为没有组织错误，但犯有自由主义错误，给予警告处分。束沛德回忆道，在等待结论的漫长时间里，怎么勇敢地往前走一直困扰着他，是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致青年公民》等作品给了他力量。

束沛德在创作委员会工作期间阅读作品，也写一些评论文章。郭小川读到他的文章，给予很多鼓励，“他说我应该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这对我是很大的一种帮助。”

1957年初春，束沛德被派往东北，到几个城市去了解大鸣大放的情况。这个任务，是秘书长郭小川当面交代的。“小川要我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到作家协会分会的有关单位，都要去了解。”

到东北后，束沛德谨言慎行，各地作协分会同志希望作为中国作协工作人员的他讲一些北京的情况，比如周扬同志的内部讲话，他都没有讲。束沛德积极了解作家的各种情况，及时提供给领导参考。同时写当地作家的动态报道，发表在《文艺报》，恰好所写的三个作家到反右运动时全部被打成“右派”，束沛德由此被说成“为右派分子领导鸣锣开道”。

出了问题后，郭小川竭力保护他。郭小川说“年轻人经验不够”，这句话总算保护束沛德过关，有幸没有被打成“右派”。

束沛德说：“发在《文艺报》上的那篇材料现在成了研究当代文学史的资料，好多朋友来问，因为里面刊载了老作家废名（冯文炳）的访谈情况，废名谈到了自己的心态和创作计划。”

1958年，束沛德被下放怀来，其间办《县报》。当时各级班子都要有秀才班子，县里领导就跟作协商量，要把束沛德留在县里工作。“当时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二话不说，我也准备到怀来落户。但是在档案下转的过程中，被河北省委宣传部扣留，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田间、康濯就要留我。”

就在回北京转关系、准备到河北去的时候，束沛德到黄土岗作协宿舍去看过郭小川。“小川见到我说不知道我要去河北工作，对我离开作协觉得很可惜，但他也没办法。”

后来束沛德看到《郭小川全集》中的检讨书和日记，知道当年自己去跟他谈话时，郭小川也正处在极其困难的时刻，上面说他不安心工作等等，召开七次十二级干部会议批判他。“在这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郭小川照样看待和鼓励年轻干部。只要你能发挥一点作用，他都支持。”

跟他在一起，可以不分年纪大小、职务高低，可以平等地交换意见

原《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和郭小川相识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郭小川是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要犯，吴泰昌则是连队负责采购的伙房人员。吴泰昌作为采购员，可以外出买东西。有一次郭小川与他一起到武汉，想见刚被“解放”的老部属，但是到了武汉后，人家有顾虑，又回避他。吴泰昌回忆：“我们那一晚住在澡堂里，在那里过夜，聊了很多，谈了不少人生的感慨，也说了一些政治运动教训的事情。”聊天中他们还讨论到《老残游记》、朱光潜的《诗论》等作品，吴泰昌作为晚辈说要补课学习。

谈话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吴泰昌难忘：“小川身体虚弱，需时常冲奶粉补充营养。但暖水瓶里的水是几天前的，冲不开，奶粉成了疙瘩，他却不在乎，一口喝下去，说营养全在里面。”吴泰昌从中看出郭小川对生活细节毫不在意，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关心时局大事、注重学习之上。

吴泰昌印象中，郭小川受审查期间，始终保持着信念的坚定，同时又具备诗人气质，一直不放弃对诗的探索，可以说是不倦的文学跋涉者。

原《人民文学》副主编、原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也认为，郭小川的创作有很高的起点，政治抒情诗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让他赢得了大量读者。

周明在干校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冤枉得很，在干校碰到说话时，我们都流了眼泪。”郭小川的为人让周明觉得既是长者、领导，又是可敬可爱的朋友，“跟他在一起，可以不分年纪大小、职务高低，可以平等地交换意见，他是乐观主义者，对前景始终充满信心。”

1974年初夏，周明去看望郭小川，给他带来一些报告文学作品。那时国家体委领导让郭小川写体育界的报告文学，他曾有《小将在挑战》等佳作，是反复修改而成的，一遍又一遍用剪刀和糨糊修整。他写了长诗《万里长江横渡》，江青、姚文元对此不满，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动干戈，追查“谁让郭小川发作品”。“小川被迫躲到河南林县，但他胸怀坦白，说我坦然，问心无愧，依旧埋头写东西。我们看到他身患多种疾病、显得苍老的样子，都感到沉重，心里特别担忧。”周明记得，郭小川趴在床上写东西，说“我老头子要多写东西，党和人民交给我写作任务”。

有一次郭小川从咸宁干校回北京，周明去看他，长谈一下午。周明见郭小川的书桌上写了很多字幅，署名是“小川山人”，他自称“山人”。周明向他讨要，郭小川给了一幅自己写的鲁迅早期的忧愤诗作，“我不理解，问他，他说带回去琢磨吧。”周明在纪念会上展示郭小川这一手迹，激情地说道：“‘四人帮’紧紧盯住他不放，鲁迅的这首诗作暗合他的心境，也表明了他‘是战士哪能放下武器’的心情。”

听说周总理去世，他在房间里痛哭了三天，写出了一首长诗

李保元上世纪70年代在河南林县结识了郭小川，他当时是北影的一名年轻编剧。他们都住在县委第四招待所，都在食堂吃饭，最初并没有接触，因为郭小川大诗人的名头，让大家觉得距离太远了。

因为一个特殊的机缘，他们得以相识。李保元回忆，林县那个地方很特殊，因为红旗渠出了名，便经常有外宾来参观，只要有外宾来，宾馆就有热水，大家就可以洗澡。“有一次在澡堂里，郭小川先发问，你们是北影的？我说是。来写个剧本？是。听说你们写剧本和县委有不同意见？是。我们不敢多说，他问我们答。这时候他说，我给县里讲，他们不懂，叫他们听你们的。”

李保元笑言，他和郭小川的相识可谓“赤诚相见”，之后他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真诚、热情，容易信任人，谁都和他谈得来。”

《河南教育》杂志社主编冯振山也是在林县结识了郭小川，不同的是，他是自己去找郭小川的。“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国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不久后的一天，我到当时在林县一中任教的一位同事处，在他的房间里，我突然发现了一份署名郭小川的长诗打印稿，诗的名字是《痛悼敬爱的周总理》。”

冯振山如获至宝，捧在手里一口气读完，心里万分感动。他问同事，这么珍贵的诗稿从哪得到的？同事说是从县委亲戚那儿，并且告诉他郭小川就在林县，住在县委第四招待所。还说郭小川听说周总理去世，在房间里痛哭了三天，写出了这首长诗。

第二天晚上，冯振山骑车直奔第四招待所，见到了郭小川。“小川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是一个大诗人，但是一点儿架子都没有，非常平易近人。当时他才五十几岁，但是显得苍老，头发稀疏，脸上皱纹很深，牙齿掉光了。”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从此无话不说，郭小川生命最后的十个月，冯振山有幸成为他最后一位的忘年交。

冯振山回忆：“我就坐在他的床前，听他用缓缓的话语，讲他少年北平求学的经历，听他讲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胜利以后打回家乡建立新政权的故事。”

冯振山印象深刻的是，郭小川谈到自己的诗作《万里长江横渡》，还背了几句，并说那完全是亲身体验。“当时在武汉横渡长江，游到对岸以后，站在岸边的江水中，擦干脸上的汗水，揉了揉眼睛，睁开眼睛那一刻，觉得太阳那么新鲜，阳光那么耀眼，对岸的房屋、所有的建筑，一切的一切，都非常非常明亮，所以才写出来那个诗句，这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感受。”当时“四人帮”以“崭新崭新的太阳是在歌颂林彪”的罪名，强加给郭小川。郭小川说，完全是一派胡言。“要知道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他敢于抗争，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正气啊。”

1976年五一节，郭小川在林县医院住院，冯振山和几位年轻朋友去看望。“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年轻人和小川先生从林县医院慢慢走到我家。在我那个狭小简陋的屋子里，我们用手风琴伴奏，唱了一首又一首歌，都是小川先生当年在延安唱过的、非常喜欢的抗日歌曲。”冯振山记得，郭小川就坐在他家那把陈旧的椅子上，眯着眼睛，脸上布满笑容，专注地听他们唱。“我想可能我们这群年轻人的歌，又把他带回到遥远、激情燃烧的延安岁月中了。”

效率高且快，越忙越出东西，这是他写作上给我的一个印象

刘小珊是《人民文学》的老编辑，她曾经和郭小川一起在团泊洼干校劳动，是患难与共的老朋友。郭小川名作《团泊洼的秋天》就是赠送给她的，手稿也收藏在她那里。

说起郭小川，刘小珊先提起了他的女儿郭晓蕙，感慨郭小川有这个女儿很幸运，并且由衷赞叹父女俩很像，“不是说长得像，是做事的精神状态，那种事情到手就一定要把它做成的劲头。”

“晓蕙主编《郭小川全集》，工作量很大，她找我来帮忙做这件事，我很高兴，后来我主要负责了工作日记部分。”郭晓蕙一个人做《全集》相当艰难，“后来她还找我说了几次，说幸亏你当时帮助了我。”

郭晓蕙是人民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平时工作很忙，编《全集》都是挤用空闲时间。刘小珊说，这也非常像郭小川。郭小川的很多作品是写于工作最忙碌的时候，比如很多诗是在作家协会当秘书长期间所写。“效率高且快，越忙越出东西，这是他写作上给我的一个印象，他是我所接触过的作家中最勤奋的人之一。”

关于《团泊洼的秋天》手稿，刘小珊坦言将来可能留给郭小川的子女，也可能交给现代文学馆。

音乐家安波和郭小川曾一起在东北解放区办学校、办杂志，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安波之子刘嘉绥介绍说，1964年，他们一家从沈阳搬到了北京，又和郭小川的住处相距不远，“那时候小川叔叔经常来家里串门，我们也经常去，我很小的时候就读了他的很多诗。”

安波1965年去世，生前写了最后一首歌，词作者就是郭小川。“小川叔叔有几封信写给我父亲，他们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歌词。”此曲本来要用在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被采用。“我父亲把它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天，1965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这篇作品，署名为‘郭小川词，安波曲’，是他们合作的最后作品。”

安波去世时，郭小川在遗体告别时讲了一句话：安波同志，你是累死的。刘嘉绥说：“老一辈之间的感情是很真挚的，他们都首先是忠诚的革命者，其次才是诗人，这是他们给我小时候留下的深刻印象。”

老评论家冯牧的养女程晓玲“文革”时在上小学，印象中郭小川叔叔是一个“总是有激情”的人，冯牧后来和她说起来也是这样的感觉。

郭家兄妹三人以作品的原貌编辑《郭小川全集》，不粉饰，还原历史真相，这一举动让程晓玲很佩服，感慨很难得，有勇气。同时感叹，“家里1976年之前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家比较特殊，‘文革’期间家里没人了，只给留了一间房子放东西。回来后东西基本上荡然无存，所以和小川叔叔的信我们都没有了。”

老作家、老编剧海默之女张默“文革”前夕年纪更小，只有五六岁。她脑海中的画面是小时候常跟着爸爸到小川叔叔家吃醪糟，“我特别爱吃，就坐在他们家沙发上。是杜惠阿姨的妈妈、我们叫姥姥的做的，每次都是杜惠阿姨端给我。”

郭小川曾送给海默一台基辅牌照相机，说是给张默的生日礼物。那个相机一直由张默保存，直到有一天被卖掉。“当时家里边实在是没法生存了，拿到委托店卖了100块钱。”张默反复说，卖得不情愿，实在是舍不得，可是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

无愧于人，才有可能在人字前面加上诗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思敬教授长期从事诗歌研究，是国内著名的诗歌史专家。通过阅读郭小川的作品和资料逐步了解他，触到了他的高贵心灵，吴思敬在纪念会上感叹：“读郭小川的文字，可以读出他健康独立的人格，他具有高尚的品格，为人正直，这是一个诗人的基本条件。无愧于人，才有可能在人字前面加上诗。”

在《郭小川全集》中，收入了他的检讨书，那是特殊的时代造成的，现在看里面有违心的成分，但在其中也能看到，他不断地、真正地在反省自己。郭小川在晚年著作《秋歌》中写道：“我曾有过迷惘的时刻，如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吴思敬由此感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伟大诗人具有的特点，他的心灵向世界敞开，向读者敞开，这样一种心灵，这样一种人格，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郭小川逝世以后，女儿郭晓蕙编辑了《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一书，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这是在特定时代产生的独特文本，公布这样的文本，要有担当，要有勇气。吴思敬说：“我想假如郭小川健在，以他的坦荡与真诚，也肯定会同意晓蕙这样做的。”

“战士与诗人对郭小川而言是两位一体的，郭小川特立独行的为人同样影响到他对诗歌的艺术追求。”吴思敬指出，郭小川在《望星空》中对宇宙的浩瀚与生命的有限所发出的深沉的喟叹，在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与八个》中所表现出的突破色彩，尽管曾为他招致了不公正的批判，却是他为了超越早期创作，大胆创新，“写之不敢写”的无畏精神的明证。

郭小川不仅在诗歌“写什么”上有突破，而且在“怎样写”上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实践。通过深入研究，吴思敬推崇郭小川在文学史上所具备的独特品质：“在郭小川生活的年代，诗歌与非艺术因素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大量诗歌配合政治宣传，很少有诗人能够静下心来，对新诗形式建设问题做认真的思考与探究。而郭小川则是既怀有饱满的政治激情，又对诗歌的艺术特质有高度的重视，在新诗的形式建设方面有深入探究的诗人。”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纪念会发言中所称：郭小川的人生是精彩的，人格是伟岸的，诗句昂扬真挚，历经岁月的磨洗，在今天听来依然响亮，充满着振奋人心的力量。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