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平，内空间意识哲学创始人，中国当代诗学-哲学派奠基人，语言空间美学理论家。主要论著有《意识内空间：显现方式之谜》、《意识的居间现象》、《语言空间美学-导论》、《过程文学论》等。主编《新世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中国学者新世纪学术贡献》。

在当前，史诗和长诗的界定问题还有待廓清。需要这个时代，不歪曲地找到史诗和长诗叙事-话语同源的问题出发点，需要在本质洞察方面拒斥那些偏离。

我如果从审美哲学上来着眼的话，长诗和史诗表述的实体世界，事实上，就是一个主体叙述它自身内在话语层次上的对象的多极世界。不妨比较一下，原始纪颂史诗，民族传奇故事史诗，圣经史诗，民族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神话故事史诗,世系史诗,神谱雏形史诗，戏剧体长诗，民族叙事长诗，民族抒情长诗，小说式史诗和民族故事长诗……，准确说,这些长篇诗把每一个独立的诗段，组合成连贯的整体，是因为在诗中，首先做到了对原始灵感的延绵开启，然后是，做到了最高运思引导的内在进展上，附带变化的那种统一。例如，发自内心来体验赵野《庚子杂诗》长诗关键的东西，决不只是对诗选取的重大事件题材，作出比龚自珍《己亥杂诗》长诗形制更大的改变。不管从长诗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创造力能够表现的最大内容范围，长诗原则上，是可以融合史诗性质的篇幅展开叙述的那种外在手段，从体式上，可以等同或接近史诗内容编排的通常比例。最重要的是，长诗比起民族传奇故事史诗，更需要合乎不可设定的多种叙述可能性的一种功能。因为不可设定的多种叙述可能性，首先意味着，有不测的话语发生性，借助一种融合，转换出新的话语维度。它必然会改变那些体式界限凭附的唯一性和尚未存在性。它从本质上，消解了体式外现和内涵之间的那种对立。

从东方和西方长诗的种类及其艺术外现的特征比较，长诗的体式十分空踪，有一定的不成形的故事脉络，但不以独立段落的故事、情节、情境的穿插为主要特征，全诗意象延伸的织体，基本介于抒情、叙事、泛议的平行或垂直连缀。经典史诗的体式十分直露，以故事事迹波涌进展的框架性，为体式结构特征，但不一定是合乎不可设定的多种可能性。《己亥杂诗》比起《摩诃婆罗多》，后者只能说是属于原始史诗叙事类型的长诗。长诗《庚子杂诗》，恰恰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另一种合一状态，也区分了民族叙事长诗。关于这方面，我做一个严格的讨论：

一、《庚子杂诗》的变革类型，构建一种特殊长诗的诗学性

纵观东西方诗歌历史阶段的演绎，区分长诗和史诗类型的所依据的原则界限，从来就没有被澄清过。因为二者在组织全诗结构的基本形式上，很难有性质对立的确定性分类、界限和策略标准。记事型叙事长诗和民族历史史诗的经典标准，就貌似属于这一类。可是，我要说：任何经典标准的法则内部，都来源于这一法则之所以成为一个标尺的那个心灵原型。这意味着，心灵原型不管怎样预设，一定有不变的基本构建。什么是心灵原型的基本建构呢？起码要有直观的感性和认知的理性。它恰恰决定了，叙事长诗和民族历史史诗这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感性（叙事-抒情）和知性（运思-判断）在根基性质的结构上，永远不会变化的居中者。长诗《庚子杂诗》是一个原型参照的范例。

《庚子杂诗》的诗学结构带有一种异质开放的特征，在继承魏晋杂诗以思绪代泛议的形制基础上，增加了类似《滕王阁序诗》、《序志》、《序书》和现代长诗序诗形制二者结合的《读《己亥杂诗》并致余世存》，这个不拘律体序诗和现代体序诗流例的结合方法，表面上是在索源中前修龚自珍的杂诗体式而不是元稹，但实质上，已经具有了自建的现代品质的诗学独立性。关键是，《读《己亥杂诗》并致余世存》从文本层次发生的渊源上，显示了《庚子杂诗》这种变式杂诗体，对语境变化而相应作出变化的特定表达方式。通过对魏晋、明清杂诗文体作形制上的分类，赵野这种变式杂诗体，我评述为：变魏晋杂诗体的随兴之感为现代杂诗体的遂深之感，变《己亥杂诗》的感讽之精密为现代杂诗体的锐思之高识；化魏晋杂诗体的际遇偶兴为现代杂诗体的奇思深辨。另外，《读《己亥杂诗》也是对《庚子杂诗》全诗首尾不脱落的长幅构架的统摄。例如：

“梅花染了流行病，高调入戏

两戒河山升起巨大幻觉”

汉语有灵，词气冲天而起

伟大的尘世之诗可期写成”

（《庚子杂诗》序诗)

《庚子杂诗》从序诗到正诗整体的体式、体例、语体、诗歌长度的时-空织体形式，比起《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四愁》杂诗、《朔风》杂诗、《杂诗十二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己亥杂诗》，更具有分延的迂回和后续的引领那种自设的散体性。基本形成的格致是，《庚子杂诗》形制上以现代散体多点穿插性的杂多，来消解《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四愁》杂诗、《朔风》杂诗、《杂诗十二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己亥杂诗》律体的锁闭线性的杂一。为了十分理想地连接古今长诗的读解纽带，《庚子杂诗》人为地改变了西方古典史诗中的时空推移式的叙述视角，特别是，拿它和正统类型史诗和演变型长诗品种相比，《庚子杂诗》增加了史诗和长诗叙述手段中所少见的叙事语法。这类叙事语义代表性的特征是，把代表民族传奇的叙事表述——即事件在时间序列中产生的真实空间场景序列，夹层一样地引到长篇诗某个泛议连续体中。分析例句：

“梅花染了流行病，高调入戏

两戒河山升起巨大幻觉”

“近来白虹贯日，望气者缄默

流光中煞星怒马鲜衣” （《庚子杂诗》序诗)

以上诗句，貌似可以感受到，“入戏”一词，对整个《庚子杂诗》篇幅展开精心预设的起承点，这是否意味着，序诗以中国式“说书开场”方式，委婉地预设了一个故事情节体系的存在？不过，概观全诗叙事和议述的构造体系，虽然存在着一种时空中展开的事件序列——“梅花染了流行病”，但被诗人在接下来的句子中，构造成一个由解释、评判、论究多极话语交织的递增体，让全诗表现了事件产生分解、引申出观念变化与释义延伸的新因素。析例：

“打开一册旧书，修辞正派

往来其间明了和它的关系”

“一个隐喻后面还有一个隐喻

在脚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庚子杂诗》序诗)

以上“往来其间明了和它的关系”和“在脚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两句，明显地使作品的整体，在我们读解、想象做出转换的角度上，完全拆解了传奇史诗那个贯穿全诗的完整的故事叙述框架，由此呈现出两个或多个序列的结合体。历史上的巴门尼德《论自然》和这点有些相像。

我的看法是，史诗中的叙事，是神魂之口的技术，它总是把自己放到人类言说中最靠前沿的那个位置中，可能是因为它孕育了现代中历数的历史和历史中切近的当代。因此，古典史诗或古典叙事性长诗，那种弥散型感官事件表现的体裁结构，在很多时候，都促进了现代自由体长诗那种弥散型内心畅想结构技巧的发展。更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庚子杂诗》的叙事语法中，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庚子杂诗》在和《己亥杂诗》的文体比鉴中，基本上做到了，在某个穿插性的、一部分的故事穿插序列完成之尾，在其中根植一显性或隐形的观念泛议序列的成分。我指的是，诗句中交织的观念序列，以非作者的角度，被无形地组合到读者的潜见的叙述序列中。

可以判断的是，《庚子杂诗》通过对那些外在事物和内在观念有同源关联的——双重叙述结构的构建，颠覆了《己亥杂诗》长诗纯粹不以外在故事穿插为中心的泛议体式结构。因此我可以预断，对现代长诗叙述形式的更大可能性来说，只要有思想最高涵盖性的超越，就有形式上任意可能存在的未现方式。《庚子杂诗》克服了《己亥杂诗》不以外在故事、情境、情节穿插为中心的一面，但又十分客观而折中地阐扬了，现代思想开放性的运思方式和动态的现代汉语句法表达方式。从细读上分析《庚子杂诗》的叙述进程，会发现，事件的发生是单线性的，只显示出它作为诗的一个表层进程。但诗中展开的运思却是多极的、立体的、交织的深层次进程。这种深层次的进程，在对诗段前后衔接性的织体中，既包含一些泛议性的演绎、评判、论究……穿插地行进，又包含一些运思性的思辨、玄悟、隐形解释……迂回地行进。正是《庚子杂诗》长诗表现出这种运思的深层次叙述话语类型，才从现代诗学和后现代主义诗学的层次上，区分了《己亥杂诗》为代表的古典泛议类型的杂诗体。因此，需要在当今诗学上引起前沿批判性思考和创造性思考的敏感点是，《庚子杂诗》不只是力图在现代诗性叙述的认识论策略上，创造一种特殊的汉语祖语词法-句法，来表达其现代性质的诗化认知，还力图表现出，后现代性思考方式那个多极化可能的不确定本质状况。

我负责地说，不确定的程度就是再造多极可能性的程度。《庚子杂诗》长诗叙述结构的演绎、评判、论究的穿插行进的多极化因素，就是相应的可能性叙述情节的稳定因素。例如，《庚子杂诗》诗中泛议性的演绎、评判、论究的穿插行进句：

1）泛议性的演绎：

 诗句沿用了从此到彼、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用前提涵盖结论。

范例——

 “灼灼文脉尽吸江山氤氲

朗朗星空下我们望史坐经” （《庚子杂诗》序诗第5首）

2）泛议性的评判：

诗句借助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引发类比性的想象，作出联想性推导，引起思考加深的迁移式飞跃。

范例——

“汉语有灵，词气冲天而起

伟大的尘世之诗可期写成” （《庚子杂诗》序诗第5首）

龚自珍《己亥杂诗》中只有“世事沧桑心事定”一句的泛议性的评判，与赵野《庚子杂诗》相接近。

3）泛议性的论究：

诗句引出认知、观念，并对认知作出启示性的提升。

范例——

“现实太沉重，君子居易俟命

要留下温暖的说明和记录” （《庚子杂诗》序诗第4首）

例如，《庚子杂诗》诗中运思性的思辨、玄悟、隐形解释的迂回行进句：

1）运思性的思辨：

诗句善于表达思辨本身的秘密结构，特别是，从一种思想的被思和被判断本身，演绎出这种内在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否定的变化。因此，诗句在理性的思辨代替致思的情志这一诗学革命的层次上，形成了一种智性话语创造自我世界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这种内在性，我认为，也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着交互性的语言，来创造自我主体的思辨。因为语言的内在性是否定性的再造。《庚子杂诗》诗句中立足的思辨，是思想从内在上给予的超越，它高于那种只集中心思于某一方面的致思性情志。可见，《庚子杂诗》唯独立足思辨的变革，首次从杂诗的品种上相应推动了，对中国诗学思想史称为“重志派”那种“写心”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范例——

“一个隐喻后面还有一个隐喻

在脚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庚子杂诗》序诗第4首）

诗句“一个隐喻后面还有一个隐喻”，决不只从文学性层次上来读解，《庚子杂诗》包含的现代诗学意涵，不只是涉及文学范围。“一个隐喻后面还有一个隐喻”这句诗的意指牵涉还在于：人类共同的隐喻方法同时关系到人类普遍的哲学认知。我敢说，诗意和思辨互为条件，对隐喻的认识也基本隐含在隐喻的根基中。本质上说，思辨和隐喻，都是从本己的立足点，向无限延伸的关联点过渡。这一点看，思辨和隐喻有相像的相互支撑性。但我要问人们，又是什么动力，在让思辨和隐喻能够另外转渡呢？心灵语是否也存在隐喻的关系？

2）运思性的玄悟：

诗句侧重表达一种以无为本体的自足之有的玄妙境地。我认为，无的自足基础，也必然在归一的基础上才能有那个无的本根。无的体现者就是无的有、空的存在，而这无的有、空的存在，已经是确定的在，是有。《庚子杂诗》表达出玄学和玄悟思考的解悟本身的言说。

范例——

“偶然不可取消，过幻累积

一切有为法终会止于空” （《庚子杂诗》正诗，无题第6首）

3）运思性的隐性解释：

诗句专门设定一种隐性的解释进程，类似于隐匿在叙述链中的渗透性评价环节。这种诗歌主体叙述者隐身充当读者视域对哲学真谛的解释，与传统杂诗的“言志”方式，形成一种颠覆性的新走向。

范例——

“先知难逃被弃的宿命

最坏的可能总选择我们” （《庚子杂诗》正诗，无题第4首）

值得在叙事学上前瞻追问的是，《庚子杂诗》从叙事学的语境意义上，开创了一种叙述功能和叙述语法之间相互重合的形制，这种“表层体——深层抽象——总体抽象-具体化”的叙述话语结构方式，并没有沿袭《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孔雀东南飞》那种纯粹化的“具体——具体——具体”那一类叙述话语主导结构。我们试比较“具体——具体——具体” 叙述话语主导结构的《孔雀东南飞》诗作体式：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再比较“表层体——深层抽象——总体抽象-具体化”合成了三个叙述话语结构方式主导的《庚子杂诗》诗篇体式：   

“少年击剑吹箫挽颓波

六经注我，但开变易风气

上下都是残棋，东南失忆

淮水飞去来王朝的新装

狂辞既忤逆，翰墨翻老波澜

彰显虫鱼的微言大义”

诗整体中，保留了一部分外在故事情节“少年击剑吹箫挽颓波”穿插的纽带，但又在句子“彰显虫鱼的微言大义”里面，折中地吸纳了现代运思方式的抽象-具体化表述。形成了诗的故事情节和论说情节两种不同的叙述聚合状态。同时，《庚子杂诗》没有借鉴《离骚》那种纯粹化的“抽象——具体-抽象”那一类抒情主导体式。我们试比较“抽象——具体-抽象”抒情手段主导的《己亥杂诗》诗作体式：

“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巵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蛾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卧九阍。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我从长诗类型的现代性功能比较来看，《庚子杂诗》和《己亥杂诗》差异的聚焦点，也存在于类似《离骚》和《庚子杂诗》差异之间可比较的情形中。于是，《庚子杂诗》和赵野其他同类作品相比，存在着一种革命性变化的转向。这就促使《庚子杂诗》的叙事结构，有必要对叙述的可能性所开启的变化前沿，作出一个继承性地超越中国传统叙事的重新思考。不可否认，赵野以《庚子杂诗》为重要代表的长诗，在克服《己亥杂诗》“泛议——抒情——论理”内在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故事穿插——及事化思想情节穿插——泛议情节-结合故事穿插”的叙述结构法。这种方法，借助对故事情节截面的选择性穿插，而把思想观念弥散出来的评述的点、线、面，变成了延绵性的让读者进一步认知的无形但能感受的思考情节。这样，既可以把精心选择出的故事穿插点，变成隐性的思想情节的织体，也可以把思想无形之形的组织序列，变成故事凭附的载体，甚至变成故事情节本身就隐藏着思想。关键的前沿意义在于：《庚子杂诗》这种“有选择的故事穿插——及事化的思想情节和泛评——思想情节涉事化-故事穿插合一”的叙述认知方式，在肌理性的继承中，又转向性的拓展了中国传统叙事 “抒情——论理”话语的形式和功能。《庚子杂诗》在很大程度上，力求古今奇思之僻，因此，这首杂诗的句法具有敏迈而气浑，致思闪缩而不谲怪，格致重厚而不冷涩的原创性。这一点，看得出赵野精思而语深的格致中，既有善继传统而又偏倚后创，本质上，是把握到一种把传统性渗透到后现代性的同源对应关系。如：

“那手，刚刚翻开我的书页

也许扣下过母亲面对的板机

我和刽子手使用同样语言

还要让它们分外美丽

死亡随德国一路狂奔

我统治词抵抗恶的加速度

奥斯维辛后，诗依然成立

赋格寸寸为见证作证”（《庚子杂诗》二十五，策兰祭)

二、《庚子杂诗》的后现代诗性空间，向认知诗学的转向

我从人类哲学史发现，中国传统哲学对“思则得之”、“ 虚灵明觉”的认识完全着眼于一种对主体性的开启，这恰恰就切近后现代主义显示的心灵综合自身在世界上的一切特征、对自我发生作用—— 那种“内在性”。我的意思是说：传统和后现代进程，都是深入到一种过程本体的维度中。传统就是前后不均质的演进，因为演进由无限过程的转渡决定而来。

从《庚子杂诗》专求精义坚深的格制上看，它对魏晋律体长韵杂诗的继承性和根源性的变革，是有设定方向的，明显存在着一种长诗和史诗同源构造和异质界面之间，那种形成了差异的新走向。《庚子杂诗》既对应于后现代主义对自我发生作用的“内在性”维度，又有穿插故事情节和时代环境的现代认识论拓展，这两者结合，就形成一种新的兼容性整体的续现代杂诗变体。从现代诗学产生的认知根源来分析，这类现代类型杂诗表达方式的特殊变异方向，和魏晋杂诗的古典类型相比，有独特的叙述学价值和认知诗性的特定造诣。因此，对《庚子杂诗》这类化质野为灵动的变体杂诗的文本特征界定，需要后经典叙事时代的认知重心，向文本理解的发生来源做出转向，也需要原创更多前瞻诗学的新概念视野，包括最适用于作品系统认知的一些新研究方法。

1，《庚子杂诗》构建一种发散而又结合的诗性空间

《庚子杂诗》全诗大部分语体和句式方法，是带有一定的后现代智性成分的，因为赵野十分怀疑一种假设和暂定的秩序本体，所以他不需要那些文本的本体论支撑。因此我认为，全诗在叙述的向度选择上，没有选择时间性的叙述向度，而是在诗的外放性叙述列次中，展现一种非均等的、各个片段交织在一起的混聚结构。这种互相没有支配关系但又存在互相潜在介入的话语聚合空间，不是古典诗那种诗中产生画面感的视觉空间性，而是《庚子杂诗》句群段落中，碰到的一个个语义环节产生的语义场界。这就造成《庚子杂诗》的论说性、泛议性、拟议性、描写性、智辨性……多重表达方式组织之间的位置转换，是处在间断中又合成的序列中，相当于：把一个独立意向组所建立的句序，转渡到下一个跨越意向组建立的句序中，只是凭借一种语义场域来做出前后的隐形连接。我认为，这本质上显现了不确定性中的暂存性那种构建-消解-构建的后现代哲学运思。应该是赵野从后现代运思中体验到的对一种或然性的看重。这一类的代表作例证：

“洛阳城外千里无鸡鸣

皇帝下罪己诏检讨德行

二月二，龙羞于抬头

治大国若跳神，一乍一惊

天命生生不息，谁人能及

几方黄巾颠倒淋漓意

字里行间隐喻如伏兵

昨夜荧惑守户九州幽冥” （《庚子杂诗》十，读《后汉书》)

诗句“洛阳城外千里无鸡鸣”到“治大国若跳神，一乍一惊”是包含故事元素的序列，相邻的论说元素序列“天命生生不息，谁人能及”仿佛没有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而是直接穿插到另一个“字里行间隐喻如伏兵”这种思辨元素的序列中。这几个句子互相没有支配关系，但又存在着发散、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认知感应。这就成功地构建了——句子各个叙述序列交互作用的不确定、变形性、偏移性、随意性……“思则得之”、“ 虚灵明觉”的内在性空间，排斥了首尾一致的线性，体现出《庚子杂诗》这种取消因果联系、消解本体秩序的后现代原则。例如，全诗一共有4个功能单元，但各个单元之间的话语衔接，都是断裂的、任意指向的，形成了全诗各个单元功能的分解式连接，让分解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把诗中具体到抽象、抽象到具体的关系，做出变化中又有序的整合。

  2，《庚子杂诗》构建一种对思想来源的认知

《庚子杂诗》更看重特殊句法和词法组织的结构造成的不易辨认性或反常性，怎样能引起读者任意译解一种超出作者原有意指的认知的发生。于是，《庚子杂诗》让读者对诗句结构和语义的感知反应，变成了读者对作者思想形成来源的臆测。属于这一类的代表作例证：

“是夜无梦，酣睡如深海

一觉醒过世界依然

经验穷尽处，信仰升起

圣人不论六合之外

宇宙原是个完美的设计

所以该来的自然会来

万一山河大地都塌陷了

朱子说，毕竟理还在” （《庚子杂诗》无题，十一)

诗句“是夜无梦，酣睡如深海”，直接嵌入下一句“经验穷尽处，信仰升起”，这种解散性跳跃的句子组织，带有奇诡中浮思辨的无碍性和圆融性，它明显消除了魏晋、明清杂诗体遇物就述、遇事就议的易辨认性和正常感受性那种形制。例如，“是夜无梦，酣睡如深海”的故事情节，嵌入“经验穷尽处，信仰升起”泛议话语之间，就产生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不易辨认的中间认知性。关键的事情是，诗句“经验穷尽处，信仰升起”，很容易引起读者对“经验穷尽”读解中，产生一种推想作者“经验穷尽”这一认知来源的深入琢磨。比如，读者会反审性地玩味储存在自己脑海中的对“经验”的看法来源和组成样式，与诗句““经验穷尽处”有什么差异。又如诗句：“宇宙原是个完美的设计”把语义的悬解点，集中到：

1) 这个感知的空间，有哪些心智形式在起推动作用?

2) 这个认知是咋个在阅读中浮现出的？

3) 从哪个认知的起点里产生？为什么它会这样产生？

这种读解、译解、构解的思考循环中。

与文本的诠释性相比，最本质的差异是，这种认知过程产生出来的诗性范围，是一种对认知本身发生的来源的感受和再体验——从认知到反思认知的意识诗性。这就和通常的诠释诗学范式，有了诗学跨学科上的区分。可见，《庚子杂诗》在建设一种带认知功能的诗性空间方面，已经做到了，从读者解释诗，到读者自  己从脑海中琢磨对诗的认知如何形成——那种国际前沿性的诗学转向。例句：

（1）“事物要回到本来的样子

活着过一生，毕竟非儿戏”（ 《庚子杂诗》十三， 惊蛰）

 （2）“多美的场景啊，风清物明

它们只要随自己的本性” （ 《庚子杂诗》无题，十八）

……

在《庚子杂诗》中，上述这类诗句的频率在全诗组成中很高。

3，《庚子杂诗》推助历史诗学，转向纵深的维度

我的看法是，历史的诗性特质，总是被相应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诗性结构，在本质性来源上决定的。我们领会诗性的方式，只应该是在历史维度展现的诗学根基中立足。《庚子杂诗》在化解和阐扬《己亥杂诗》杜韩式神思和明清诗学“世运”、“性情”范畴的律体基础上，不仅沉浸式的拓展了《己亥杂诗》咏怀中显其志，讽喻中显其诫，飘逸中见凌云豪健的文风，而且关键在于，《庚子杂诗》形成了对《酬乐天余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四愁》杂诗、《朔风》杂诗、《杂诗十二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己亥杂诗》弃其所短的自我运思格致。这就是：在造奇巧喻中深蕴一种李贺式至理感讽，在参悟中暗含一种李白式的刀笔鞭挞；在叙理中契合一种嵇康式的幽玄，在思辨中通达王安石式的曲致……那种以历史之思而高于历史之思，完成了对后现代普遍境遇的思辨。这种观念中存在的历史诗性结构，是由思想叙述构成的。事实上，对真正处在历史之中的一种运思进程来说，书写的历史不算是实体的历史性，最多只算是在词语上构建或重构历史。

试读例诗：

“不详的预言一个又一个

撑破空，因果素面相见

我无法想象另一层时间

我唯剩此在，泪水淋漓

苦难全接收，快乐亦是

可能的选择都仅有一次

而任地覆天翻，我只要

找回母语的气息和味道” （ 《庚子杂诗》无题，三十六）

《庚子杂诗》全诗构建的历史诗学纵深，是一个传统和续现代一起共存的意向系统，这是赵野对现代长诗文本思想的时代贡献。

从横向的杂诗文体比，《庚子杂诗》构建了，更有叙述纵深面的四句一节结构，即“二二四”形制组合。因为赵野更偏好句法结构带有一种内在的连接和外在的间断——这种对立空间性的开放。

例如：

“我看到汉语在废墟上哭泣

分享了它的梦想和恐惧

大雅久不作，秦朝的句法

封印一个个高蹈的亡灵

天道要求着新的叙事

苍山雪高叫：未来已来

旧世界典故出处可疑

挫败的隐喻欲重振生机” （ 《庚子杂诗》无题，二十一）

这类“二二四”组合的文体形态，明显不适合融入魏晋、明清杂诗那种长于表达偶兴和随感的“二二”律体结构。《庚子杂诗》这类“二二四”组合关系的现代长篇杂诗体，更胜“二二”七言句律体一筹，因为“二二四”组合带有一种铺叙、插叙、论说、泛议、寓意、思辨、咏物、抒怀、论说、描绘……多个表述方式呈现的发散的纵深面，它从功能上模糊了和魏晋律体杂诗之间隐含的直接和间接的关联。这正是赵野把古典杂诗体的因果性继承，变成现代杂诗关联性转化的有意识的变革。

2021年3月110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