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当下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的生态学的理论，我们的“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难解的社会伦理学和文学命题中的悖论呢？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从原始文明到游牧文明，再到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人类在大自然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在遭受自然灾害和其他物种侵袭时显得束手无策而恐惧不已，这在古今中外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随着工业文明，尤其是后工业文明到来，科技进步造就了一系列征服自然的能力与方法，大机器时代让自然成为人类的奴仆，使一切物种臣服与恐惧。毫无疑问，当今时代，自然生态被破坏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刻不容缓的时间节点，工业污染造成的大气污染、地球变暖、冰川解冻……人类在后工业文明“最后的晚餐”中是否走向世界末日的不归路，这个抉择当由人类自己来承担。

这一系列的人为灾难不但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也给人类的社会伦理带来了颠覆性的动摇。然而，在这里我要探讨的是在生态伦理学中必然涉及的“生态文学”作品的价值理念问题，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混乱，让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们失去了作品价值取向的方向感，让我们在“人与自然”的悖论中彷徨踟蹰：一方面是一味地赞美和回护大自然的原始生态而抨击遏制科技的发展，或恐会让人类失去文明进步的动力；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人类科技发展的需求，满足人类无限膨胀的欲望，而忽视大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性。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价值“傲慢与偏见”。

窃以为，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正确地评价“生态文学”的价值理念，不仅仅是“生态文学”的价值伦理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抉择。

生态伦理学分为两大派系，究竟谁对谁错，作为一个秉持中国新文学启蒙理想火炬的作家和批评家，在“以人为中心”和“以自然为中心”的价值选择中，我当然是前者的拥趸。其实原因十分简单，逻辑也并不复杂，作为一个新文学滋养下的学人，我们仍然是以“人的文学”为坐标的定位，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历史的、审美的和人性的”价值功能在文学中的显现。在论述“生态文学”时，为了观点陈述的方便，我把这三个次序的排列颠倒过来进行表述。

首先，且抛开人类生存的必须物质水和空气自然资源不论，就人类与其他物种的竞争来说，我们面对的生态伦理悖论也是十分复杂的。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应该是共生的关系，如果这个关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会让这个世界充满危险的变数。但是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与世界的进步无不是在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的竞争和角逐中壮大发展起来的。除去与自然灾害博弈外，人类与动物界为生存空间而战斗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息过，而且充满着血腥的争夺。无疑，当人类可以用先进的科技方法战胜动物世界的时候，如果“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话，那就是一种人类自杀的行为，换言之，当人类彻底消灭世界上其他物种的时候，也就是人类自我毁灭的时刻，这样的世界不仅是残酷的，而且也是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尤其是随着后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在无限扩张自身欲望时，正在一步步地侵蚀着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这无疑是违反人性与人道的行为。反之，当其他物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空间时，我们也不能假以保护自然的名义去牺牲人的生命，而由其他物种蔓延开来，侵犯人类的利益，甚至毁灭人类。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些宣扬自然优先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有人把玛丽·雪莱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作为“生态文学”的第一部开山小说，就是要表达现代科技主宰自然后必然会走上自我毁灭悲剧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主题立意在当时新兴的工业革命日益繁盛之时提出来，无疑是给人类在迈向快速前进的历史轨道上敲响了警钟，这无疑是“生态文学”作品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对即将异化了的人类生态意识形态做出了提前的预判。

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这种“异化”而停止工业革命的脚步，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益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的进步是带有“污秽和血”的历史。“生态文学”作家的这种批判和反思的主动性，无疑是对人类在自身发展中必须保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解读和过度夸张地阐释作品的含义，将它作为阻碍人类科技进步发展的人文旗帜，显然也是片面观念，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界，持有这样偏执价值理念的人还不在少数。这十几年来，我们对一些宣扬“狼性文化”主题作品的追捧，无疑是有害无益的，如果这个世界“狼性”蔓延，动物性泛滥，而失却了人类建构起来的“大写的人”的社会性，不仅是人类的毁灭，也是世界的末日。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阻止这个世界的毁灭，因为只有人的思想、人性和人道主义才能完善世界的和平与宁静。相信人类会克服自身的人性弱点，逐步让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我不相信鱼能思想，其他物种，尤其是高级灵长动物也不可能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来治理好地球，除非真的有超越人类智慧的“外星人”出现。

其次，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理想主义原始风景描写与阅读审美期待，就越是能够在具有浪漫主义元素的作品中得以完美的表现；反之，越是人造的科技景观，越会被作家和读者排斥在文学描写和悦读期待的视域范围内，那种工业文明初期把高楼大厦作为文学描写炫耀的时代早已过去，亦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诗歌将冒着滚滚黑烟的大烟筒当作一种文明象征的表达。殊不知，这是工业文明对人类生态破坏的一种亵渎与象征，我们却将审丑当审美来歌颂。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自然风景线在后工业时代成为消失在地平线上新的浪漫主义标识，重新回到了文学描写的中心位置，这种文学史的循环正是“生态文学”伦理悖论的折射。

早在1854年，亨利·戴维·梭罗的散文《瓦尔登湖》的发表就开启了对工业文明的质疑，作为爱默生的学生，作者并没有直接抨击工业文明的弊端，而是以一种离群索居的决绝行为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出“为自然界万物争取平等地位”的呼吁：人类只有在与自然和平的相处中才能得到心灵的慰藉。远离时尚，追求简单，便成为许多人追逐的生存方式，直到上个世纪末，日本人在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的鼓舞下，去北海道过简单的原始生活，其思想来源正是梭罗。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甚至是原始主义、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主宰这个世界的主流，更多的人还是在追求物质生活的现代化和科技化，“节欲”并不是动物的本能，包括人类在内，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虽然我们把这样的作品作为文学教科书，试图让人们记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乡愁记忆”，但是，我以为真正的生态伦理的准确表达应该是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生态文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名的《沙乡年鉴》中所表达的：“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这部作品被誉为“生态文学”的圣经，作者被称为“当之无愧的自然保护之父”虽然有点夸张，但其生态理念绝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杰作。

就此而言，当我们沉浸在浪漫主义“生态文学”审美情境中的时候，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甚至是原始生态文明风景线的幻觉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世界的残酷，但不可忘却的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更多追寻科技文明带来的物质享受，在现代科技的盛宴上，或许人们选择的是无需劳作就可以在电子化的过程中享受另一种文学的样态，而非“生态文学”给我们带来的审美的过去式。因此，我们的作家在这种审美伦理的悖论中如何找到审美价值观的出口，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何去何从？我们从当下许多中国作家那里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在冯秋子编著的《苇岸日记》里，我看到的是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中的大地伦理幻影，而在阿来、迟子建的风景描写中，看到的却又是另一番伦理表达。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作家在生态伦理悖论下面临的审美收获与伦理悖论。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类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中对待生态的观念和哲思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所以，人类把生态主义理念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还是以美国作家，更准确地说是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虽然她自认为其《海洋三部曲》是最好的作品）为标志，将工业文明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文学表达，更准确地说是人文思想的表达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凡生态主义者和“生态文学”作家的许多主张和观念都源于她的这部著作，因为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引发了世界性的“环境革命”和“绿色革命”。她的话并非危言耸听：“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就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命运的能力。”这段话虽然有所夸张，但是，她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主义观念是每一个“生态文学”作家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所以，这一警告恰恰又是与早期生态文学作家敲响的警钟相同：“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窃以为，这句话恰恰反映出生态主义作家的“深刻的片面”。

毋庸置疑，生态平衡和改变的人类命运的走向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的，这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武器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一样，一旦人类的正义力量占据上风，生态的平衡发展就会得到妥善的解决，“生态文学”伦理也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走；而一旦邪恶势力占据上风，比如那种“狼性文化”理念的扩张成为风气，卡逊们的预言就会变为现实。因此，所有生态伦理前行的方向盘一定要掌握在具有真善美意识形态的人手中，它必须依照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建构起来的强大理论体系方向前进，开动一切现代媒体宣传机器，克服生态伦理悖论的困囿，通过教育和文学的渠道来输送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而作为每一个“生态文学”的作家，我们如何选择和渗透作品的伦理价值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