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作家范小青的城市题材作品《城市民谣》《城市片段》《城市之光》《城市表情》《女同志》《桂香街》归入“长篇都市系列”重新集中出版。

范小青前期的作品大致可归入“苏味小说”，描绘市井细民的纪九十年代，范小青敏锐觉察到周遭世界的变化，农民工、乡镇企业、官场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等种种贴近社会生活地表的现象，开始进入她的写作视野。

在范小青看来，作家的写实不能只是“举起镜子照自然”，而是要琢磨出社会现象背后的“味道”，窥见时代的精神与本质。她说，好的文学应该是有光亮的，无论我们笔下的故事多么残酷，文学最终还是应该照亮人类心灵深处的幽暗，唤起人性中最积极温暖的力量。

【本文为“新华书房”对范小青进行的专访】

记者：您前期主要是创作“苏味小说”，上世纪90年代，您转入了城市系列创作。您反复说对城市着迷，城市生活吸引您的是什么？

范小青：对城市的关注，其实也是对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关注。虽然我之前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但是这几十年来我都生活在苏州这座城市里。这么多年来，老苏州变成了新苏州，我个人的写作也是跟着时代一起往前走。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写到90年代前半段的时候，基本上都以老苏州城为背景写作，热衷描写苏州的小巷、园林以及城里的老居民。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对于城市而言，其外在变化就是城市建设造成的面貌更新，其内在变化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生活的变迁。作为一名写作者，如果你时刻保持对身边这些变化的关注，你就会感到生活的源泉是源源不断的，它每天都会涌现出各种新东西。怎么去挖掘？就要求我们培养对生活、对社会的敏感，感受到现象背后所隐藏折射的时代变化，挖掘它不寻常的特质。

记者：苏州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对于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范小青：现在虽然苏州老城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原汁原味的地方,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老苏州人来说，许多气息跟当年还是不太一样了。

我小时候住在苏州小巷子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住上了公房的四楼，楼前楼后都是苏州老式的低矮平房。我们在楼上可以听见平房里居民的说话声，充满了生活味和烟火气。后来这些房子一天天消失了，小巷拆了，人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满大街都是苏州口音的本地居民，现在耳边常常听到的是普通话，因为很多外地人来苏州了嘛。甚至不少苏州本地年轻人，也不怎么说苏州方言了。苏州这座城市是包容开放的，苏州人并不排外，外地人来苏州，都喜欢生活在这里，定居在这里。

记者：对苏州这座老城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像您这样的老苏州人，抱着一种怎样的看法？

范小青：苏州是一座湿润的南方城市，想让这里的老建筑多年来一直保持原貌，可以说是很难做到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

不过，我们回头再想想里面的问题，如果苏州在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城建开始前，有一个长远的保护规划，那么今天的城市可能会不太一样。当然，现在的苏州也在努力恢复过去传统的味道，这个“味道”很重要。现在保留老苏州气息的地方，苏州城里还有一些，比如山塘街的部分地方，还保留着苏州人家日常生活。像平江路，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与古街风貌结合在一起，这也未尝不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新尝试。

记者：关注人的命运是文学一贯的使命，您的创作尤其关注“新苏州人”，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和外来大学生。您为什么想要书写这些群体？

范小青：应该说并不是我主动去关注他们，而是他们自己迎了上来。先说农民工。现在，一个城市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需要，几乎都离不开农民工，加上我曾经在农村待过，和农民的感情比较深，所以这个群体进入我的写作视野也是某种必然。

有一次和一个公司老总聊天，他说他们公司雇的保安都是2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的农民和一辈子只知道打工攒钱的父辈们完全不同。在刚发工资的前半月，只要晚上不上班，他们基本上每晚都出去玩，和城里人一样看电影、泡网吧。到了下半月，工资花得差不多了，只好窝在宿舍里，等着下个月的工资。我听了以后就想，这些农民工未来怎么在城市立足，这群人最后的人生走向会是怎样？我在写作中常常思考这些问题。有时候农民工来我家干活，我就会和他们聊天，试着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我最近几年比较关注的是外来大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或小城市，现在也成了新苏州人。这些年轻人往往没有来自家庭的经济支持，在城市的生存也十分艰辛。那么这两类群体都是城市的边缘群体，又处在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我的创作试图揭示的是他们的奋斗、追求与时代发生的碰撞以及由此产生的遭遇。

记者：从新苏州人到小区居委会、街坊邻里的鸡毛蒜皮，您的“笔”往往切口很小，但最终都能抵达社会与时代的本质精神。以作家的视角来观察，您认为当下社会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范小青：首先应承认，时代的发展给人们以机会，比如让本来一辈子只能待在乡村的年轻人得以走出农村，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走出来之后，这群人怎样继续往前走，在社会上获得认同，这是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社会的价值引导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有些人对成功的理解非常狭隘，有没有钱成为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方面容易让年轻人对人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加焦虑。其实，勤劳工作，本本分分过日子，这也不是什么失败。

作家不是医生，没法开出药方，但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存在的问题，通过作品揭示出来。举个身边的例子，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大家都能感觉到，但科技对人本身造成的内在的影响，人们不一定感觉到，甚至还沉浸其中，这时候就需要文学的提醒。我写过一篇关于手机的小说，这个人去外地开会，下飞机后才发现手机死机了，会议的地点在手机里，对方也联系不上他，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围绕着手机死机这件“小事”发生了一系列麻烦，这就是看似正常但其实不正常的现象。还有现在的人脸识别技术，匹配度超过50%，才能认定你就是你，但有些人就是匹配不到50%，那他就不是他了吗？所谓作家的使命，就是琢磨社会现象背后的原因，适时给人们以提醒。

记者：您被称为“没有题材洁癖的作家”，生活中的点滴都可以进入小说中，这种说法您认同吗？

范小青：我一直觉得，生活中、社会中处处都有可供写作的闪光点，就存在于那些缝隙之中。但是这些缝隙平时是掩盖着的，你或许平时看不见。但是一旦你钻进了这些缝隙，你就会发现其中非常神奇，它们是文学创作极好的灵感。当然了，文学创作光有灵感还不够，我们平时还需要积累，需要去关注各种各样的人与生活。

记者：您的创作持续保持着高产态势，最近您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灭籍记》，接下来还有哪些创作计划？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范小青：说实话，“高产”和“勤奋”是我们作家圈子里半开玩笑的批评性的词。如果你很高产，那么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不过我倒是真的喜欢写作，只要一有时间，像其他旅游之类的享受，我也不喜欢，我就是热爱写作。我几乎随时随地都能写。比如今天要开会，中午间歇时间我就可以写。有的作家必须静下来，进入一个相对安静的情境里，才能写得出来。我在这方面倒没什么挑剔的怪癖。我儿子小时候，我可以一边把他背在背上一边写。我在不同场景里转换比较快，进入也比较快。

记者：写作，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范小青：有次我说，“写作很酷”，这个酷有两层意思，你可以一辈子把你的所学所思所想都用在写作上，一点都不浪费，让你的生活有意义。但同时，写作也是一项“残酷”的事业，你一旦爱上了写作，你就会被套住，摆脱不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写了40年了，写了20部长篇，写了无数的中短篇，完全可以歇一歇，不写了。但我只要三天闲着不写，就觉得自己像在犯罪。我今年已经写了四个短篇，一个长篇也刊登了，但是我心里很焦虑，不写不行。经历完这个焦虑和痛苦期，就又出来新作品了。我也曾问自己，还继续写吗？还能写得更好吗？未必会一篇比一篇好，但即使这样，你还是得写。我觉得，现在是文学创作最好的时代，我们应该用笔为这个时代留下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