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春树:文学无法拯救现实,却可安慰灵魂

 2021-08-30    admin  

从2020年初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下来的新冠疫情,对全世界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全球疫情死亡人数超过了250万,而感染病例数在1月24日时突破1亿人。

2020年1月底,我因为要过春节回了趟北京,当时已经风声鹤唳,武汉在2020年1月23日已经封城。那时候我每天都会刷武汉的新闻,每天都焦虑和担忧,还会忍不住痛哭。疫情对我们每个人都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仅是健康方面,还有心理层面。我们每个人都深受冲击。面对每天的死亡和求救新闻,面对不知道何时结束灾难,在这种情绪下,我痛感无力,不禁思考权力、金钱和生活的关系。我头一次发现自己在重大灾难面前的手足无措,昔日稳固的一切似乎都已分崩离析,而对未来也感到怀疑,与此同时我也看到许多人在行动,在互相帮助,网络捐款,在呼吁改变。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我能做什么呢?我并没有写下大量的抗疫诗,我只写了几首,我感觉很难消化疫情给我带来的冲击,作为诗人,我知道一首诗不仅是病例或者事实的呈现,还应该有其美学和作家的个性声音。而这就是难处所在,迅速写出正在发生的事,是记者的工作,诗人和作家需要一些时间来反刍,我们无法代表也不该代表某一类人的声音,我们只能写个体化的作品,当许许多多个体像拼图一样汇集在一起,才能得见时代的全貌。

我在十天后从北京飞回柏林。那时,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这场病毒会持续这么久。当时我以为四、五月份就好了,大家也会回到疫情前的生活。中国的疫情已有很大好转,人们的生活几乎已恢复了正常,而德国的疫情却几次反复,在封城、解禁、封城、解禁、封城的过程里反复。以前每年我都会回国,与亲人朋友团聚,同时熟悉汉语和与同行交流。这次因为疫情无法回国,我不得不习惯和适应与疫情共存。诗人北岛曾说过,“汉语是我唯一的行李。”

当疫情持续半年时间且并没有好转迹象时,我不得不把这次疫情和历史上许多重大灾难联系起来。有时候我设想我正生活在中国的抗日时期,有时候想象着自己生活在二战结束前的时期的欧洲。这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与战争相同的是死亡、恐惧和日常生活的毁灭。从来没经历过没有航班回国的情况,也算是赶上了一次“大时代”。应对疫情折射出各国的政治和信任危机,也让我们发现此大时代非彼大时代,我们终于发现人类目前社会的发展并不完美,用齐泽克的话讲,最难以接受的是,以前的生活方式再也无法持续了。

在疫情前,我们是“全球化”的世界,而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被迫停留在他所处的地方,难以动弹。旅游不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作家之间的交流也因无法聚会而减少了许多。同样,我们无法再去电影院,音乐厅,咖啡馆,饭馆,而这原本是我们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失去了公共空间,当我们只能在咖啡馆门口打包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曾经可以坐在咖啡馆里谈天说地,而现在我只能走在路上喝咖啡或者带回家喝,当我在地铁里看到演出或者展览的海报时,我想到我们曾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欣赏我们喜欢的艺术,而现在我们失去了曾经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公共空间是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艺术需要观众。观众同样需要艺术。有些享受是必须要在现场的,比如,现场音乐会和体育比赛。现场音乐会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和现场气氛缺一不可,它是不可复制的。你可以重复观看现场录像,却永远无法与在现场的身临其境相提并论。齐泽克在采访中谈到,他感觉自己有点抑郁,因为每天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睡觉前,“终于可以睡觉了”。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交流和社交,每天重复同样的生活,的确让人变得麻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需要唤醒。

作为一位女性,在疫情期间感受到了比平时更大的压力。当幼儿园关门的时候,孩子占据了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家里也总是在争吵,几乎没有一时安宁。有数据表明,疫情期间全球的女性自杀率和被家暴的比例显著提高。而低收入女性和有孩子的妇女更是受到了很大冲击。

当未来晦暗不明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这个时候,我非常希望能继续我的写作。在Covid-19疫情期间,作为一个身处海外的汉语写作者,其实是有些焦虑的。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长时间在家与孩子相处没有社交生活让我的生活苍白而缺乏灵感,我是一个需要与人交流需要精神火花的人,就连卡夫卡也不可能每天坐在家里幻想一篇小说。而写作又是目前可能说是唯一能让我解放和有成就感的事。这时候,我想到了阅读。阅读是一面镜子和一道桥梁,它打开了现实与我渴望的生活以及他人生活之间的通道,在阅读中,我得到了精神上的力量。阅读也需要时间和空间,非常幸运,我受Geka和Cordts Art Foundation之邀,可以在2020年11月和12月时,在天鹅岛上的工作室里安静而独立地写作和读书。这是一座很舒适而美丽的小房子,出门就是湖,周边风景优美。我阅读了从柏林国家图书馆借阅的《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他们是一对兄弟,在国共内战时,一个去了美国一个去了台湾。还有短篇小说,包括美国女作家Flannery O’Connor的《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还有《两全其美》以及《九故事》,我中国的诗人朋友从遥远的江西小城为我寄来《曹操集》和《水浒传》,当地的邮递员甚至没有见过德语,他们一直为了德语一个字母ü感到为难,打字机也打不出来这个字母,我告诉他们就写英文字母u就好了。我一直很喜欢曹操的诗。

我还在闲暇中看了香港的黑帮电影,还有前苏联的老电影《母亲》。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和一些诗。让我最有感触的是,20世纪也并不太平,当年的年轻人也面临着对前途的生死决择,伟大的作品并非全部出于和平时期。中国人说,读史令人明智。那么通过阅读,了解到二十世纪上半页人们的经历,对比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该对人类的未来有些信心。

现实是冰冷和残酷的,诗和小说有何作用?其实它们并没有实质上的作用。它们无法让人起死回生,也无法与病毒抗衡。然而正因为人类面临着危机,文学才变得更为重要。

文学有何意义呢?读一本书的意义何在?它并不能在实际意义上改变你的生活。它不能解决你实际上的生活问题,不能帮你交房租,不能带给你一份更好的工作,不会让你的孩子变得更听话,文学无用,它不能救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它并不是疫苗,也不是药。

文学有用。因为文学充满了力量和魔力。中国有位作家叫鲁迅,他曾于1902年在日本留学,他当时学的是医。鲁迅想通过学医来救中国人,他认为只要人的身材强壮了,国家就会强大起来。而在留学期间,课间放了一段录像,是日俄战争期间,“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藤野先生》)他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他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强大,需要国民开启民智,从精神上强大起来。在25岁时他决心弃医从文。这是1926年。他写杂文,写小说,翻译文章,帮助年轻作家,出版文学期刊。他成为了中国最有思想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帮助了许多人启蒙,他的作品没有随着时代而亡,直到今天中国读者遵崇的大作家。而我,也重新阅读了他的作品,我看到一位作家如何在黑暗的时代里奋力前行,不被恐惧和失望打败,用文字来刺穿迷雾与黑暗,“肩起黑暗的闸门”从而令其他人得到力量。

我们需要担当的勇气。记录下这个时代,就是一种道义。我们的文学并非是凭空产生。在“文学改变社会”和“文学只是文学”这两派观点中,我认为我们可以选择第三条路。那就是我们我手写我心,真实而诚实地写我们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感受,而不必改变我们的文学观念。如果需要改变,那也必须是自发的改变。哪怕我们把疫情当作背景,都是有意义的,至少以后的读者读到我们的作品,有机会看到经历疫情的人们的所思所想,以及疫情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及思维,还有我们为了维持安全和文明的生活做出的努力。生命有限,文学无限,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的责任就是创作出超越生命长度的作品。我们应该继续思考,在困难的环境中依然做到目光长远,思考我们人类的明天。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活出生命的潜力,活出生命的深度和复杂性。诗人沈浩波说过,“写诗让我成为更好的人”,写诗让我们更了解生活和生活背后广阔的天地,诗歌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敏锐,让我们了解细节,更关注美,当然也包括阴影,以及关注我们内心那些微妙的难以被归纳的感受。

对美和语言的思考,带出对生与死的思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授予了一位诗人,来自美国的路易丝·格吕克。这也是继鲍勃.迪伦后本世纪内第二位美国诗人获此殊荣。诗歌让我明白生与死之间还有一大片值得探索的地带,诗歌让我明白我们首先要回归内心。生活是复杂的、具体的、不得不面对的,文学和内心世界则更为一致,它们有自己的逻辑。面对巨变,我或许应该回归内心。

爱,爱同样重要。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需要感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悲剧象征着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悲剧。我们应该做到互相安慰互相帮助。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新年第二天,我问我一位在北京玩摇滚乐的朋友,有什么值得一听的华语音乐新专辑吗?他给我推荐了几支乐队,有一支是云南的“塑料”乐队,青春活力朋克,歌词我也很喜欢,写出了年轻人迷茫的情绪。摇滚乐确实让人神清气爽,疫情期太过沉重,更需要摇滚乐的饱满情绪和激情化的音乐表达。我朋友的乐队叫飛去?恚潜本┑暮笈罄侄樱宜潮阋蔡怂抢侄右郧暗淖髌罚癶aze”,“we are all the same in the brokentime/ they cut down my head I don’t even feel the pain”,虽然这并不是写给疫情的,但也奇异地贴切。音乐给了我很大的抚慰,它写出了我没有写出的话,直达我的心灵。

过了几天,因为要处理复杂的德国报税,我又抑郁了。于是又跟他联系,向他要一些让人开心的音乐。他发来Be Gees 的 To love Somebody, supergrass的alright, 还有the beatles的in my life。The beatles真是支神奇的乐队,什么时候听都能让人放松,感觉到阳光和开阔。那几天我沉浸在音乐带给我抚慰中,就像蒸桑拿或者在游泳池游泳一样爽。当然这两者现在都无法实现,而音乐却触手可得。音乐比文学更直接,音乐可以做到瞬间让你的血液燃烧或者瞬间回到过去的某个时空。它就是像水和空气一样,不知不觉,却具有巨大的情绪转换力量。只有一种文学形式可以与之媲美,那就是诗歌。我们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会发他一首歌,或者,一首诗。艺术的享受就在于心灵之间的链接,无论这首诗或者这首歌是否出于你同时代人之手,它们感动了你说明有些情感是超越时间的。在当下的环境中,我需要这些超越时空的作品,也需要创作一些新的作品,用创作来对抗虚无。

波伏娃曾在传记里写她会想起康德的鸽子:空气对鸽子形成阻力,但并没阻碍它飞行,而是承载了它。这是康德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态度。

最后我希望引用美国诗人William Stanley Merwin 的《蜜蜂河》(The river of bees),我曾在小说《乳牙》中引用过它的最后三句:“我们生来就不是为了幸存,而是为了生存。”

On the door it says what to do to survive

But we were notborn to survive

Only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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