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对小说也不简单地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唯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

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

我觉得鲁迅写得最另类的三篇小说是《一件小事》、《狂人日记》和《伤逝》。

《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这篇东西也确实作为范文收入过小学课本，像小说结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来"，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在她的作文中就写过。

写《狂人日记》时鲁迅充满文学青年似的热情，文字尚嫌欧化，透着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吃惊，那种激烈决绝的态度则和今天的"愤青"有共通之处，搁今天，也许能改编成摇滚。

《伤逝》大概是最不像鲁迅后来风格的一部小说，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由此可见，大师也有笔到不了的地方，认识多么犀利也别想包打天下。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是很好的散文，有每个人回忆童年往事的那份亲切和感伤，比《荷塘月色》、《白杨礼赞》什么的强很多，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就不是一个量级了。那也不在作家的经验、才华，在于不同人生本身的差距。

《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吃血馒头的那个《药》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和他同时代的郁达夫、沈从文和四川那位写《死水微澜》的李劼人有一拚，在当时就算是力透纸背的。

中国普通人民的真实形象和难堪的命运被毫不留情地端了出来。这些人物至今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毫无乐观的理由。

半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民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

从鲁迅第一声呐喊起，他们也折腾了几十年，再提到人民二字，只怕要警惕一点了，有些事是别人强加的，有些事可是他们自个乐意的，甚至还有不少诗意的发挥。

仅有唤醒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不是反抗强者，而是直面那些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他们予以解剖。

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

小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画出中国人的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国民性的扛鼎之作，凭这一篇就把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甩得远远的，就配去得诺贝尔奖。

这个印象在很长时间内抵消了我对他其他作品的怀疑，直到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

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演别的都好，偏这阿Q怎么这么讨厌，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

在严顺开身上我没有看到阿Q这个人，而是看到了高高踞于云端的编导们。回去重读原作，发现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也看得到，很直接就化在阿Q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

当然，他这信手一拈也是大师风范，为一般俗辈所不及，可说是时代的巨眼那一刻长在他脸上，但我还是得说，这个阿Q是概念的产物，不用和别人比，和他自己的祥林嫂比就立见高下。

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发发扬火力指哪儿打哪儿的好处，但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干预性针对性越强的作品，审美性可感性就越低?尤其是改编为影视这种直接出形象艺术形式，这类人物就很吃亏，演员也很难从生活中找依据。

鲁迅有一批小说游戏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

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儿，再加上一条就是他深厚的旧学知识。

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真够姚雪垠凌解放包括陈家林学半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