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途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甚至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习途径。经由翻译，中国的伟大作品逐步走向全世界，我们也得以看到众多远方的作家作品，这些对于人类共同体的认知与构建非常重要。如何选择自己的翻译对象？翻译能否成为人人可以进行的工作，优秀的译本多久需要更新？栏目主持人李黎与著名译者董继平展开对谈。

　　PART ONE

　　李黎：最近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去世，他今年95岁高龄，所以离世的消息带给人更多的不是悲痛，而是一种惆怅和惋惜。他此前多年似乎已经淡出了诗歌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晚年生活，作为他在中国最早的译者之一和朋友，您对他的晚年生活了解多少？

　　董继平：其实对于勃莱去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已罹病多年。2014年，《红岩》文学杂志创建“国际诗集”栏目时，首选推出的外国诗人就是勃莱；而在2015年，《红岩》文学杂志将首届“红岩文学奖·外国诗歌奖”授予他，我在第一时间用邮件通知他，却一直未见回复，后来不得不另外托请朋友、明尼阿波利斯“灰狼出版社”的编辑登门告知，他方才得知，并写下了“获奖感言”。原来，当时他就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容易忘事，而且几乎都不看邮件了。

　　多年前，勃莱就已经淡出了美国诗歌主流，这是因为他不混圈的缘故，但他并没有淡出诗歌，依然在隐居中坚持写作、翻译，笔耕不辍，到了八十几岁的高龄还继续推出新诗集。

　　李黎：勃莱的诗歌很多人都很喜欢，而且给人一种经久不衰的感觉。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勃莱被称为“深度意象派”代表诗人，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流派的特色，以及勃莱的诗歌贡献？

　　董继平：在中国，的确有很多人喜欢勃莱的诗作，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外国诗人，勃莱的作品对中国读者更能产生亲近感——他热爱中国诗歌，早年就号召美国诗人“要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2015年，他在写给首届“红岩文学奖·外国诗歌奖”的获奖感言中，就这样说过：“对于我，中国古典诗歌依然是人类所创作过的最伟大的诗歌。”同时，他还提倡创作“真正的美国诗”，因此其作品体现了以美国中西部自然风景为背景的特色；他还提倡“自然语言”，力图让诗歌返璞归真；他也深入自然意象，以个人的孤独和幽居来表现诗歌的客观性，在质朴的语言下隐藏着深深的内涵和联想，让人感觉清新。

　　勃莱生于明尼苏达州西部的麦迪逊，父母是挪威移民。他于1944年应征参加美国海军，当过雷达兵，二战后进入明尼苏达州的圣奥拉夫学院学习，一年后又转进入哈佛大学，在著名诗人阿奇博尔德·麦克利许开办的创作班学习，与阿德里安·里奇、唐纳德·霍尔、约翰·阿什伯雷、肯尼思·科奇等人是同学。1950年毕业后，他在纽约度过了几年；1954年，他参加了艾奥瓦大学作家班，在那里学习了两年，与W·D·斯诺德格拉斯、唐纳德·朱斯蒂斯等诗人有同窗之谊。上世纪60年代，他参加反对越战运动，甚至把自己获得的“全国图书奖”的1000美元交给了反战组织作为活动经费。

　　除了自己的创作，勃莱对于诗歌最大的贡献，是在“深度意象派”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58年，他与友人比尔·达菲创办了诗刊《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依次改名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两千年》，虽然名字变了，纸张和印刷也更精美了，但内容风格始终没变。他经常策划和编选一些针对性很强的专辑，比如“法国诗歌”“西班牙诗歌”等，不仅亲自翻译外国诗歌，还专门撰写评论文章和编者按——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最初就是由勃莱亲自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更重要的是，这份刊物还刊登了许多同时代的美国诗人的作品：加里·斯奈德、大卫·伊格内托……由于该刊旨在反对当时盛行美国的学院派诗歌，因此很快就成为反学院派诗人的阵地，以这份刊物为核心，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具有潜力的诗人，为美国诗歌积蓄了力量。这些诗人后来大多逐渐形成了“深度意象派”的主体。

　　《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

　　[美] 罗伯特·勃莱

　　译者: 董继平

　　敦煌文艺出版社

　　PART TWO

　　李黎：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开始翻译勃莱的诗歌？您觉得诗歌翻译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

　　董继平：1986年，我在偶然得到的一份英文版诗歌评论上，看到对勃莱出版的新诗集《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的评介文章，当时单从诗集名字来看，就觉得其很有价值，便通过另一位美国诗人威廉·斯塔福德辗转找到勃莱，他当即寄来了这部诗集和他的其他一些诗集，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交往和友谊。完成《从两个世界爱一个女人》的翻译后，其全部50首诗刊发在《中外文学》1988年第2期，迅速引起众多中国诗人的关注，成为研读对象。从此时起，我翻译出了勃莱的很多诗作，后来勃莱本人慷慨授权，还形成了集子，先后于1998年和2012年出过两版，目前正在准备第三版。勃莱为人极为谦逊、温和，他不仅本人慷慨授权，还曾经叮嘱我要关注他的好友、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作品，并亲自给特兰斯特罗默打招呼，授权给我。

　　诗歌翻译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牢牢把握住诗人的精神语言。这种语言超越了字面语言，也可以说是字面语言的回响。在我看来，翻译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一条既不能远离另一条，也不能与之重叠——因为无论译文再怎么优美，始终都不能完全跟原文媲美——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译者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译文与原文平行。勃莱的作品沉浸在一种自然、宁静、朴质但又不失深邃的氛围中，因此翻译时也得进入相应的状态，否则就无法与之平行。

　　李黎：和您这种与原作者关系密切，随时可以交流的状态相比，有很多译者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和原作者产生交往，这要么是因为他所翻译的原作者年代久远，不可能见面，要么是他的翻译可能更多是一种带有商业生产性质的工作，您个人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相对疏离的状态？

　　董继平：这是个好问题。在译者翻译一些缺乏交流的诗人作品时，首先得把握原作者精神要素——尽管可能诗人已不复于世，但他的诗歌精神始终在那里，就看你能否把握与进入了。而商业性操作的翻译文本，就纯属“被动翻译”了。所谓“被动翻译”，往往由某某出版社决定一本书的选题，然后请一位懂外文的译者来翻译，也不管译者是否对自己所要翻译的原作者和文本有了解和兴趣；另一方面，译者即便是对原文本没兴趣也会翻译，以便于日后评奖、评职称所用，如果自己没时间，就可能让自己的学生来翻译初稿，最后自己审校一遍。还有就是，由于翻译稿酬普遍较低，一些出版社请不起好译者，所以就请研究生甚至大学生来做，但由于其水平毕竟有限，这类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些译者为了省事，干脆“抄译”。

　　我一般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或者说打动自己的作品，也就是说，喜欢“主动翻译”，基本上不承接出版社指定的选题，但也有少数例外。几年前，有出版机构请我翻译美国著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菲茨杰拉德的个人经历常常令我感叹，而且我曾经在他长期生活的美国纽约长岛生活过一段时间，拜访过他当年生活的环境，因此对这本小说的背景很熟悉，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作者的精神，便答应了下来，并在热情的状态下予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