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庚子年五月的某一天，我偕同几位文友聚会，悉闻温州文学界老作家孙伟权先生已逝世的消息，不禁悲伤之情涌上心头，历历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孙先生是携我走上业余文学写作道路的启蒙老师。

　　我和孙伟权老师的相识颇有点戏剧性，记得那是1979年初春的一天下午，休息日。我没有上班，一个人在家里觉得无聊，便去了位于公园路的市工人文化宫玩。

　　那时正值“文革”结束后国内掀起一股学习热，很多人利用业余时间给自己“充电”。工人文化宫作为市区各类技能培训和文娱活动的主要场所，吸引了大批职工和观众。

　　那天，工人文化宫里游人熙熙攘攘很热闹，我经过一个大教室，看见里面三三两两坐着一些人，黑板上用粉笔写着迎春赛诗会几个大字，我觉得好奇，在门口停住脚步探头看一看究竟，却被一个工作人员热情地拉了进去，转手又递过来一张纸一支笔。我称自己不会作诗，对方说没有关系重在参与。我哭笑不得，看看教室里头那些人，一个个都朝着我笑，我脸红起来，不好意思离开，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

　　我不懂诗，也从未写过什么诗。我以前喜欢听快板，于是在心里编了几句方言快板，反复默念几遍，觉得押韵，就写了一首，并按照要求附了工作单位名称。

　　岂知过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用蜡笔刻写油印的小册子，薄薄的，还散发着淡淡的油墨味。我既感到意外又激动，想不到我胡扯几句顺口溜也被当作诗歌发表出来。我一页页翻看，突然看到署名温州制药厂孙伟权写的一首诗。之前，我曾在《浙南日报》上看到孙先生写的小说，有点印象，是不是同一个人？我突然萌发要拜他为师的念头。

　　温州制药厂在西门油车巷，离我家不远。我诚惶诚恐地把求教信写好扔进邮筒以后，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

　　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一天黄昏，孙老师来到我家。他脸带笑容，穿一身工作服，说自己刚从厂里下班。孙老师说一口地道杭州话，他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说收到了我的信，看我文字还可以，有一定的写作基础，特地来见个面。就这样，我开始认识了孙伟权老师，之后两人的交往也密切起来。

　　恰时不久，市文化局创办了《瓯江》文学杂志。

　　1980年的某一段日子，我在厂里仓库工作比较清闲，就在废弃的领料单背面断断续续开始写作，写作的动机源于看了《春风》文学杂志上刊载的一篇名为“忆苦世家”的小说，我仿佛觉得这篇小说写的人物好像活生生站在我面前，说的故事就发生在我身边。看着看着，突然觉得自己心里也有许多话要说。我的文章内容是写一位下乡知青返城以后寻找工作的艰难经历。我一边想一边写，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竟然不知不觉写了一万多字。写好之后，我把文章在方格稿纸上工工整整抄写了一遍送给孙老师看，孙老师阅后认为文章不错，并推荐给《瓯江》杂志的何琼玮等编辑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思想大解放文化大发展的美好时期，全国各地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市文化局在雁荡山举办文学创作会议，直接把通知函寄到我厂里。

　　传扬开来，工友都有点刮目相看，大家不相信我会写文章，看我的眼神都有点怪怪的。我有些尴尬，又不好意思挑明。我心里忐忑不安不想去，找孙老师商量。孙老师二话不说，认为我必须要去。孙老师说，这样好的机会为啥不去呢？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温州的老作家，去互相认识一下，听听他们的创作经验交流很有帮助。就这样，我便懵懵懂懂地跨入业余创作之路。

　　那时候，我有空常去孙老师家，更多的是谈文学。每次去，孙老师总是鼓励我多看书多写作。他说，写作无诀窍，只有多练多写，熟能生巧，才会取得一些成绩。他建议我看小说月报，说文学刊物很多，不可能都去看，小说月报是筛选各地发表的优秀小说作品，多看看有好处。他针对我的实际情况，让我多写一些短小文章，一是作为平常练笔，二是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如果文章对路，报刊的录用希望也相应大一些。孙老师讲话实在，他说我已经是一个有家庭的人，重要的是安排好日常生活，在保证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写作可以作为一种业余精神生活的补充。

　　孙老师为人谦虚，他后来从工厂转调到文化部门工作，担任《园柳》文学杂志编辑，却仍然坚持称自己是五十年代的老作者，说自己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在报刊上虽然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也是长期写作经验积累的结果。其实，孙伟权老师等一批作者是温州解放后早期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并且在省内外享有一定名望。

　　我认识孙伟权先生数十年，他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文学挚友。他一生勤勤恳恳，淡泊名利。他与人坦诚相处乐于助人，是值得我尊敬的老师。前些年，我常常抽时间去拜访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孙老师弥留世间的最后那些日子，我竟然毫不知情，没有前去看望他，没有作临终辞别，这成了我心中难以抺去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