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恒，1992年生，陕西汉中人。现在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著有个人影评集《隐喻的镜像》。曾获第三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论文奖。在《现代传播》《电影文学》《电影世界》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融合与重构：电影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建立起来。随着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滋生，新世纪以来，大众消费文化已然牢固的掌握了时代话语权。文学与电影栖身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不可避免的受到所处时代观念的影响。无论精英文化如何反抗，文学与电影的创作仍无法抗拒的走上“去精英化”、商业化的道路。电影作为新兴的艺术样式，虽然其发展历程不过百年，但其独特的技术性和却迅速适应了大众文化市场，而文学虽有千年积淀，但出于其自身抽象性和针对性，导致其无法适应“读图时代”的市场需求。文学创作在当代影像视域的裹挟下，正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关键词：电影艺术 当代文学 创作 叙事 融合

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繁荣直接带动了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由文学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大受观众青睐，并受到国际的广泛赞誉，写下了中国电影史上的辉煌的一页。到了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娱乐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学与电影的从属关系发生了改变，文学开始让位于电影，传播的话语权开始逐渐落入到电影手中。而今，文学的落寞导致商业电影文学性的丧失，大众一边对电影狂热的需求，一边又厌恶没有文学思想的视觉垃圾。人们越来越思念上个世纪文学与电影共赢的时代，开始提倡电影的文学性。于是，文学便开始在一片呼声中被重新定义。

一、电影使文学焦虑

随着19世纪末电影的问世，人类开始进入由视觉文化主导的“读图时代”。电子媒介由此逐渐替代印刷媒介，栖身于传统印刷媒介下的文学遭遇空前的危机。基于媒介决定论，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电传时代的“无纸化”传播将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媒介渠道的拓宽使与纸媒有着同生共死命运的文学濒临绝境。中国比之西方，虽然电子媒介的发展较晚，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潮流影响下，文化形态也不可避免的朝着“图像化”趋势发展，并呈现出不断扩张之势。电影作为现代大众媒介的主要艺术形式，在广泛综合各艺术门类的基础上，已然顺应时代的需求，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视觉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学的传播功能被电影所替代。加拿大著名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过时的技术会成为艺术，先行媒体会变成新媒体的内容。因此文学也成为电影的表述内容，视听语言逐渐替代了文字语言，抽象的文学小说被搬上电影荧幕。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优秀的中国电影，《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老井》等都是按照忠于原著的思想被改编成电影的。但是尼尔・波兹曼认为：“视像化的传播媒介并不能延伸旧的印刷媒介，反而只能攻击文字文化。”[1]在如今“泛娱乐化”的时代中，人们更愿意接受电影所带来的视听快感，而不是文学带来的反思与教化，因而文学的精神层面通常被电影所忽略。瓦尔特·本雅明认为传统文学经典中存在一种“灵韵”效果，“灵韵”即“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2]而在如今过度的商业化、产业化的机械复制时代中，这种灵韵却消失了。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无论是文学的精神还是文学的语言形式，都开始丧失“自主性”，转而成为苍白的复制品或者影视产品的附庸。

过去人们阅读文学作品，很大的程度是出于文学的“造梦性”，人们可以通过抽象思维对文本进行理性的思考，或者通过想象主观的融入到文学所描述的世界中去。如今电影可以把文学所提供的这种梦境呈现在二维荧幕上，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营造出比文学更“真实”的梦境，其中以科幻小说的电影改编最具代表性。《时间机器》（2002）改编自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同名小说，《环游地球80天》（2004）改编自爵罗士维尼的同名小说，《世界之战》（2005）改编自威尔斯的同名小说，《地心游记》改编自凡尔纳的同名小说，《超体》（2014）改编自特德·姜的小说《领悟》。这些科幻电影利用夸张的电脑特技，将科幻小说中描述的场面深刻的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将科幻小说的“体验性”发挥到极致。电影强烈的具象化填充了文学的想象力，如今人们更愿意去电影院，在黑暗的环境的里感受如梦一般的视听快感，不愿意再去琳琅满目的书店去静静欣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这也导致文学面临大量读者流失的尴尬处境。

现代科技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社会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已经少有闲暇时间再静下心来阅读一部文学经典。传统的阅读方式已经无法跟进时代的脚步，电影成为大众的主要精神娱乐方式。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归来》上映首日票房即突破3000万。而影片改编的原著小说《陆犯焉识》虽然广受关注和好评，获得了诸多重要的文学奖项，但累计销量也仅有10万册左右。据悉，“我国共有各类期刊9000多家，其中文学期刊900多家，约占期刊总数的10％，但这900多家文学期刊大部分正面临生存困境。”[3]可以看出，大众对电影需求，远远超越了文学。受众的缺失导致当代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引发了文学无尽的焦虑。文学需要改变自身的创作规则以迎合时代的发展需要，在“图像化”日益扩张的今天，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会受到“视觉文化”的影响，电影作为代表便首当其冲，不断深刻的作用于文学创作。

二、电影的视觉语言对文学叙事的影响

早在1985年电影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电影用独具特色的视听语言，将文学内容搬上荧幕，不仅补给了文学，加强了小说的主题，同时也促进了文学的推广，间接的吸引了大批的读者。经典的文学著作被改编成电影之后，刺激了电影受众对原著的兴趣，致使文学作品的销量的激增，成为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所热议的话题。电影成为小说的宣传渠道，为作者带来丰厚的经济回报，这也促使很多作家在提笔之前就已经思考小说将如何改编成电影，写作过程中不由自主的流露出“电影化”倾向。

电影的语言是直观的、蒙太奇的。所有的对话、场景、人物形象，故事情节都要以视听语言的方式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电影的这一特点对文学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当代小说创作具有强烈的剧本化倾向，传统的抒情、议论的手法被逐渐忽略,例如莫言在他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写道：“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喋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在这一段的叙述中，莫言充分借助了电影语言，以视觉画面和听觉音响来描述人物的状态和场景。虽然人们在阅读时必须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构建出这样的“电影画面”，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电影剧本化倾向。当代作家倾向于利用动作和对话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使小说的整体风格更具有画面感，这样的叙事也正好避开了电影的弱点，即镜头对人物内心表达的无力感。

当代作家广泛吸收电影元素和叙事技巧，他们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时代热点进行紧扣的把握，在书写中采用富有动感和形象感文字语言，这也为他们作品改编成影视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与影视一同成长的作家刘震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如《手机》、《我叫刘跃进》、《一九四二》都是电影引发人们的热议后，他才出版的同名小说。2012年上映的电影《一九四二》，由他的小说《故温一九四二》改编。电影一经上映，即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刘震云便借此机会，将自己改编后的无删节版电影剧本和小说编辑在一起，出版了完整版的《故温一九四二》。在改编的过程中，刘震云又添加了感性的人物和丰富的情结，使整个故事更符合电影的表达。因此他的小说创作也越发的反映出一种“电影自觉化”倾向。他在201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更像是一部电影剧本。小说中没有任何景物，心理方面的描写，用不加任何修饰的语言虚构了一出荒诞而离奇的“上访”故事。全篇基本以对话推动故事发展，打通了小说和电影的界限。很多人觉得《我不是潘金莲》更像是优秀的电影剧本，刘震云本人也再度与导演冯小刚联手，将这部畅销小说搬上了荧幕。

可见当今电影的发展正深刻的改变着人们的阅读和思考方式，文学也必须不断从电影中学习新的叙事方式和技巧。从早期电影以文学为基础，到如今文学创作的“影视化倾向”，这是”视觉文化“时代下历史的必然。文学与电影正是在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三、电影的戏剧性对文学结构的影响

小说与电影最大不同在于：小说通常是以时间线索为主，不受空间的约束，而电影则是以空间结构为依据，将时间融入到时空中去。因此，在文学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要求把小说的时间结构改变成空间结构，尽可能的让故事结构变得更加简洁。这种弱化时序意识的“空间形式”结构观念越来越影响到当小说的创作，时间创造的线性故事通常以碎片式的回忆推向台前，这几乎成为当代寻根文学创作的重要技巧之一。

莫言的小说大多以空间结构为主，利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时空组接，打破自然时空的单线叙事，使小说极具镜头感。如1986年发表的经典中篇小说《红高粱》，被誉为是上个世纪中国最具有“电影感“的小说，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如同电影《低俗小说》在好莱坞电影史上的地位。小说是从”我“的角度来诉说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爷爷抗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小说中“我”的“父亲”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见证了往昔的回忆，而“我”作为全知视角连接了历史与现实。小说将“我”的主观感受与客观事件进行拼接，跨越了时空的距离感。小说《红高粱》可以算是一部非常现成的“意识流”电影剧本，采用时空颠倒，多线交叉的方法，将毫无逻辑的情节进行故事化处理，颠覆了传统小说创作的线性结构。由此可见，电影的结构技巧给予了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使文学作品更加可视可感。

“戏剧性”是电影和小说的天然共性。商业故事片一般遵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完整的戏剧结构创作规则，以戏剧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一步步促使矛盾尖锐化，将电影推向高潮。传统的小说创作也非常注重故事的“起、承、转、合”，力求塑造出曲折的情结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情节的“戏剧性”是吸引受众的重要因素。莎士比亚的作品早在电影诞生以来便吸引了一代代的电影工作者。根据统计，从1899年拍摄的第一部莎士比亚作品《约翰王》到2005年，莎士比亚的37部无韵诗剧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改编，共拍摄了600多部电影作品。正是由于莎剧永恒而深刻的主题和波澜起伏的“戏剧化”情节，才使其更适合改编成电影。从文学本质上来看，莎士比亚剧作中蕴含的戏剧张力，对称的故事结构，丰富而深刻的隐喻，以及关于性与暴力的伦理元素，使它具备了强烈的电影特征。世界各国导演利用原著的故事情节，对其进行“本土化”的加工，使之成为新的故事。如日本的黑泽明导演指导的《蜘蛛巢城》改编自莎士比亚名作《麦克白》，《乱》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这些影片把莎翁笔下的故事情节融入到日本战国时代中，从而揭示人性的本质和生命的真谛。文学中故事情节和结构的戏剧性，使电影更加具有“看点”，有助于电影剧本的改编。

20世纪90年代，受到电影的影响，小说的创作开始有意的模仿电影的戏剧性特征，在叙事过程中有意的加强悬念的设置，突出情节的夸张与巧合，结构安排紧凑集中，推进迅速，有极强的戏剧色彩。作家杨争光说道：“我写的小说，利用了电影手法，充分的故事化、情节化。不仅有故事，有情节，而且故事情结发展地有声有色，叫读者意想不到。我写的小说最能改编成电影。”[4]如他的小说《棺材铺》、《赌徒》、《老旦是一棵树》等都大量的借鉴了电影“戏剧性”的叙事结构，以悬念的开头，夸张的巧合，传奇的结尾对人性和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同样受到电影 “戏剧化”特征影响的还有著名当代作家严歌苓，由于早期电影剧本的创作经历，使她形成一种“人生如戏”的创作观念。她的小说往往以人物动作性对话的形式展现时空背景。例如《金陵十三衩》中的神父和瑶姐们的对话描写，几句话便交代了人物，事件，起因。戏剧性的对话使人物间的冲突高度集中，避免了传统小说对人物的描述和情节的铺垫，简洁的搭建起故事情节的脉路。这些小说中戏剧化要素也恰好符合了电影文本的内在要求，因此严歌苓的小说也更适合改编成电影。

当代小说创作正受电影艺术的影响，愈发讲究完整的情节，严密的布局，顺时的叙述进程。这也恰好与电影的“戏剧性“形成了共融点，给小说改编成电影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四、电影的发展使文学逐渐分化

随着“视听时代“的来临，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呈现”剧本化“倾向。一方面是由于电影艺术对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受众的审美诉求。电影艺术的发展改变了现代读者的审美倾向，使人们更倾向于以直观性思维进行想象，而非复杂冗长的抽象性描述。因而小说的创作为此抛弃了传统的创作模式，在题材的选择上，书写时下人们所热议的热点问题。语言的描述追求镜头感，注重色彩和声音的渲染，使用通俗的对话塑造人物形象。情节上赋予“戏剧式”的展现，强化悬念的设置，等等。因此文学也渐变为电影的剧本形式，如今，有很多知名作家跨行当电影编剧，如莫言、刘恒、苏童、余华等。他们的加入给电影注入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同时也将电影编剧的思维带入了文学小说的创作中。

然而差强人意的是，电影的表现技法虽然给文学注入了新鲜的创作观念，但同时也给文学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灾难”。“文学评论家和他们在戏剧界的同行们一样，多年来一直为电影对小说的这种影响感到悲哀。”[5]严歌苓曾表示，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小说有伤害。莫言也曾经说：“我忘记了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在小说中表现自己的个性”[6]许多作家在提笔书写之前，就已经开始充分考虑到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便不得不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的能力，以及拍摄成电影的“现实性“资源。如此以来，作家的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便被限制了。文学作品也逐渐丧失“自主性”成为电影的附庸，沦为娱乐大众的“消费品”，缺失了应有的精神性和反思。这对文学本身来说是一种沉重的伤害。

然而，文学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媒介载体，即便是在当下电影与文学不断趋于融合，但文学仍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电影所无法替代的。小说中复杂的故事情结和人物关系，使得电影在短时间内无法展现，其中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抽象描绘，也很难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展现出来。因此，小说完全可以把握自身无可替代的优势而发展，无需沦为电影的附庸。正如莫言所说：“写小说时，小说的准则是最高准则，绝不能为了迎合电影而降低自己的调门”。很多当代著名作家仍在坚持严肃的文学创作，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秦腔》等，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通过文字表达了作者对精神与生命，历史与文化的认知，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迪。有的新生代作家为了保持文学的基本品质，还自觉的与影视业保持距离。如毕飞宇、李洱，即使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他们也毫不在意，仍旧坚守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正因为他们严肃的创作心态，使他们作品广受好评。虽然“严肃文学”在电影的影响下已经成为小众精英的艺术存在，但它们却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精英文学“的支撑，文学才不至于在电影的影响下走入绝境。

如今，影视艺术已经占领了文化的潮头，文学被不断“边缘化”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电影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显而易见，有些作家甚至认为“小说不过是电影的过渡形式”。事实上文学与电影身为两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各具特点，并没有高低之分。文学面对电影，不应该一味迎合，甘为电影的附庸。也不能维持“高而寡”的姿态，脱离大众而“孤芳自赏”。文学应该报以积极的态度从电影中学习新的表达方法与表现技巧，借此寻求自身的发展。这样才能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承担起涤荡人类灵魂，传承世间文明的历史重任。

[1] [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74页。

[2]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彩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3] 周薇，当代纯文学的困境与出路，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年7月23日， 第07版 。

[4] 兰英，人性·命运·文化——杨争光谈小说创作，作家报，1993年9月11日。

[5][美]爱德华·茂莱，邵牧君译，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6]记者：王国平，作家，是否适合编剧这顶“帽子”，光明日报，2011年12月22日，第009版。

参考文献：

[1] 汪流主编，电影剧作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2月第二版。

[2] 童道明，电影与文学，电影艺术，1985年第12期。

[3] [美]D.G.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

[4]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彩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

[5] [苏]普多夫金，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