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文学家瞿秋白逝世85周年。在短暂的36年人生中，瞿秋白所从事的对俄罗斯文学的传播、研究与译述工作，不仅为中国新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蜕变前导引路，也为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他为人类留下的宝贵的思想与文学财富至今仍熠熠生辉。

　　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选择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是在时代与个人的作用下共同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的“黑甜乡”，而此时的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革命，作为一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瞿秋白冲破重重阻碍，以中国第一批特派驻外记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等身份多次赴俄，成为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最系统地向国内报道苏俄情况的先行者。

　　瞿秋白倡导以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思想来源，重新阐述了文艺与阶级、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的“革命文艺大众化”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左翼文艺思想的理论主流。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提出了“文腔革命”，在对“五四”精神继承的同时，又对其文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批判，而这同样是在瞿秋白旅苏期间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建设经验的观照之下展开的。

　　普希金曾说，“译者是传播文明的驿马”。作为我国最早从俄文原文直接译介苏俄文学作品的“红色翻译家”之一，瞿秋白率先翻译并系统研究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苏联作家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人的文学作品，为中俄两国的人文交流作出了贡献。1919年到1935年间，他曾翻译了几十部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总字数逾二百万。他的译作体裁多样，特点鲜明，政治与文学色彩并重，凭借其独特的语言优势直击苏俄文学的思想内核，被鲁迅先生高度评价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

　　早在五四时期，瞿秋白还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时就已如饥似渴地阅读契诃夫、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等的作品，积极进行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工作。他的第一篇文学译作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刊登在1919年《新中国》第一卷第五期刊。随后，他还陆续翻译并发表了果戈理的小说《妇女》、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安琪儿》，与耿济之共同翻译完成了《俄罗斯文学丛书》《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等。他也是将《国际歌》译成中文的第一人，并发表于1923年6月15日的《新青年》。此外，瞿秋白还鼓励并带动了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从事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并亲自为他们共同翻译的作品《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驿站监察史》等作序。

　　这一时期的译介工作带给瞿秋白的是一次思想上的重大转折，曾经耽于旧体诗来排遣个人积郁的吟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人民大众。他的译作涉及教育、科学、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以科学民主对抗封建愚昧，以改革社会救国救民”的核心思想。同时，文学活动的转型也促成了瞿秋白在政治思想上的转变，正如瞿秋白在翻译果戈理的短剧《仆御室》时在《后记》中所说，要“以文学的艺术的方法变更人生观，打破社会习惯，改变‘社会的恶’”。在1931年至1933年间，他又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普希金的《茨冈》、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一个》《克里慕·萨莫京的生活》、革拉特珂夫的《新土地》以及别德讷衣、绥拉菲摩维支等的诸多经典作品。

　　除文学作品外，瞿秋白还凭借其精湛的俄文水平与对苏俄政治哲学、文学政策的深入理解，翻译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在内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功能。大量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译介与引入也为其后来领导的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提供了充分的思想与理论基础，使得中国左翼作家对苏俄文学的真诚接受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抹独特的亮色，这对后来的文学艺术事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还亲自尝试创作大众化的文艺作品。而他的创作活动有许多都是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下进行的，正如瞿秋白自己的总结：“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其早期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显露出苏俄文学的痕迹。散文《战争与和平》显然是借鉴了托尔斯泰长篇同名著作的标题，《爱》《劳动》等也是受到了托尔斯泰泛爱主义与劳动主义观点的影响而写就的。散文《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都脱胎于高尔基的诗歌《海燕》，其中所传递出的战斗精神与抒情意蕴，甚至语言风格都如出一辙。

　　在首次赴莫斯科工作的两年中，瞿秋白以其特有的诗人才华与文人气质，完成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这是中国最早的对社会主义苏联进行全面介绍的文学作品。瞿秋白以俄罗斯文学中典型的“多余人”形象自喻，进行反思与自省，在新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为人生与社会找寻新的出路，实现了文学才情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这样的异质文化特征在其英勇就义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中也多有体现，《多余的话》中所包蕴的忏悔意识也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特质之一。

　　除散文外，在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过程中，瞿秋白还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以及创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作品，如《学阀万岁》《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批判了“第三种人”并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这些作品大多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逻辑起点展开论述。

　　当然，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并不是一味地盲目仿制，正如瞿秋白自己所说：“我们看待俄国的文学，只不过如吴季扎的观诗，可以知道他国内社会改革的所由来，断不敢说，模仿着去制造新文学就可以达到我们改革社会的目的。”他凭借扎实的旧学基底、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与现代学术意识，不断挖掘俄罗斯文学所承载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新文学发展内在动力的相似之处，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丰富指涉，用书生革命者的一腔赤诚唤醒了沉睡中的中国。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1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