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思与存在之悟

——阿信近作阅读札记

安少龙

诗人阿信三十多年一直安静地在甘南草原上潜心写作，“为自己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僻静的坐标”（沈苇），形成了其独特的“草地诗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笔下的“草原”意象和草地经验也处在一个不断生成、深化的动态过程之中。近年来，阿信的诗在美学风格上更呈现出某种明显的变化，诗的意境从早期的“独享高原”到历经沧桑后的深入荒原，走向开阔、邃远的无我之境。

组诗《岩羊深入北方》是阿信的近作，这组诗篇幅、句式都很短，有冷硬、奇崛的特征，套用当下网络上的一句民间流行语，就是“字越少，诗越大”。而从这组诗中我们也感觉到，诗句的精短与诗意的深邃，似乎是阿信近年来悄然形成的一个新的诗学追求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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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诗中的一些诗篇捕捉特定场景中的造型意义，在大与小、瞬间与永恒的意味之辨中体现出某种宇宙意识。

《大雪》中“红衣僧”这个意象是一个“诱因”，“雪”是一种自然媒介，僧衣之红与降雪之白构成一个生命原初意味浓郁的感受空间。“红衣僧”“裹雪独行”的场景作为一个审美意境，它激活了诗人关于藏地生活的几乎所有空间性体验与心象投射，在“红衣僧”“凹凸不平的地球表面”和“狮子桀骜、高冷的心”之间，蕴涵着经验、灵验、超验三个美学维度。而“内心的大雪”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语词，“埋住”可以看作是一种替代性的言说行为，这一动作对“能指”的遮蔽性修辞却反向造成了对广阔、苍茫的诗意空间的无限敞开。这首诗与昌耀的《斯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意境更紧致，更有立体感，更紧扣青藏高原的生命氛围。

《岩羊》是一首充满动感与纵深感的短诗，整首诗的意境可能来自诗人内心刹那而生的一个图景：一群攀爬、跳跃在峭壁悬崖间的岩羊，诗人对这个瞬间心象进行了精准化地捕捉，使之成为一组连续跃动的清晰画面。诗中内在地观察岩羊的生存状态之中的生命和美学意味，给我们呈现的是这种动物强韧的自然适应力和生命活力，以及其中透出的作为一个生命种群的神秘、高贵和美丽，从而使得日常经验中悲剧性的生存场景转换为一种悲悯而又平和的美学体验。“深入北方”这个意象具有自然地理学和物种生命空间的双重纵深感，而“自己星球的表面”则具有生态主义的反思意味，把“岩羊”放在与人类同一个“存在”的平面上来审视，意味着岩羊不仅要与“雪豹”做与生俱来的生存游戏，还面临着如何与人类和谐相处，共享这个星球的表面——而这一问题的答案则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旷野体验、星空体验永远是人类的超验性经验之一，往往伴随着强大的神秘感和敬畏感。《安多河流考》中玛曲的旷野和“旷野的星空”有着世纪初创般的原始意味，人初次置身其中，“无措”“失语”是本能的反应。这首诗与其说是在描写河流的景象，不如说是在表达甘南的自然物象所天然具有的那种神性氛围。

《对视》中，“牦牛眼眸中那一泓清澈、镇定，倒映出雪山和蓝天的/深潭，为我所不具备。”这是一种朝向自然和人自身的双重皈依,通过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人与自然才能双向生成、双向升华。阿信的许多自然诗篇，都在致力于探索这种人与自然深度沟通的内在契机，寻求搭建对话关系的神秘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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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诗篇则通过普通的自然物象表达了历史感。《在陈子昂读书台》中，“江面吹过来的风”与“山坳油菜花地折返的粉蝶”通过与“我”的身体的接触感，和“我”的心灵发生了联系，这是一种历史的气息带来的震颤，冥冥中呼应着《登幽州台歌》式的生命悲剧意识。诗中存在感的轻盈与时间的重量，以及它们共同作用于人的心灵的那一刹那的“历史的力道”把握得恰到好处。

《蒙古马》这首诗，与诗人自己的另一首写马的名诗《河曲马场》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首诗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马时代”的退场。诗的第二、三句指涉蒙古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历史，牵引出对历史的兴叹。但诗的重心不着眼于人事兴亡，而是“马”的遭遇。在游牧民族的迁徙和征战历史中，“马”和人类一起，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但是在当代，“马”作为一种失去了用途的工具，不仅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也要从人类的生活中被“清场”了。可以说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思了被人类的历史表述所遮蔽的以“马”为主角的重要历史叙事元素，并且对人类文明的当代“发展”趋势表示某种隐约的忧虑。同时，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一首生态主义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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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信的一部分诗擅长捕捉多元文化的生活气息和历史氛围。《裸原》这首诗更可以看作是对一幅同题油画(有没有这样一幅画?)长久凝视的产物。“谁把我们拖进一张画布？”作为一句画外音，起到了沟通画内、画外的作用。“裸原”是一个典型的西部自然意象，诗句点明了这是藏地一景。而“裸原”意象与藏人形象的结合，透露出场景背后未曾展开的全部厚重的生活信息，其中格外突出的是历史感和命运意识。“谁在前途？谁在等我们，熬好了黑茶？”这一个叙事句的信息量非常大：在藏地，族群和个体的生存主要是依靠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依赖和守望，“谁”即所有至关重要的关系人。而“熬好的黑茶”作为一种藏地日常生活中的标志性符号，蕴涵着藏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密码。在这里它作为一个温暖的意象，弥散着滚烫的生命信息。诗的最后一句“谁带来亡者口信，把我们拖入命运/与大河逆行？”，使全诗的意境被陡然提升，人的活动被置于历史和命运范畴加以审视，在不可避免的宿命的轮回中，存在的悲剧意味突显。这是一种哲学的视角，既有藏地信仰文化的因素，也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

《大河家令》这首诗中植入了藏、汉交汇地带的民歌元素。“大河家令”是河州“花儿”中的一种著名曲令，曲调激越、粗犷、悲情。诗中对于黄河上的“筏子客”（水手）吼唱“花儿”场景的巧妙嵌入，使整首诗充满了大河的涌动、歌声的悲怆以及民歌的苍凉氛围。“浑黄激越的河面，独臂撑持的羯羊皮筏”、还有筏子客那如同黄河的浪涛般嘶吼的“花儿”，激活了沉睡的“素陶”中沉淀千年的生命信息。“素陶舀取河水”的意象作为一个承载历史的象征，使得这首诗成为对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的民族生活的一种生动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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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诗中，最独特的是几首意境比较抽象的短诗，它们体现了阿信的诗向哲学和文化层面的掘进。

《清明》是一首奇崛之诗。诗中的“豹子”“目裂”“巨石”等意象和“自崖顶跌落”“梨树”“在寂静的山坳里爆炸”“清明的雨水”“在一张清幽的脸颊上烧制出绝世的冰裂纹”等场景叙事的所指都是一些戏剧性的事件，使得营造出的意境具有强烈的冲击力。但它们要是不与“如果一人离去”这一前置因果条件相关联，则整首诗的意指就非常突兀、难解了。

幸好诗题“清明”为理解全诗指点了路径。在“清明节”的语境中，“一人离去”所指的是生命的逝去，而且一般是指至亲至爱之人的离去。诗中悬想了一个生命离去的那一时刻，在另一个生命的内心造成的震撼和冲击，那种感受是：“豹子为之目裂”“巨石自崖顶跌落”“梨树在寂静的山坳里爆炸”，这些都是极致性的瞬间心理体验。这一组意象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对死亡的常态情感反应模式的打破，它们在“清明”这个时间节点上，重新唤醒了那种新鲜如初的生命疼痛体验。其中，“梨树在寂静的山坳里爆炸”这一意象尤其具有灿烂而惊悚的效果，它打通了梨花怒放的美感冲击与死亡形成的震惊体验两种反差极大的经验之间的通道，令人拍案称奇。而“清明的雨水/在一张清幽的脸颊上/烧制出绝世的冰裂纹”一句，则从自然意象返回到文化意象，把前面的瞬间创伤体验定格为永久的哀思，体认了人类的“哀伤”这种情感所具有的永恒的力量和深度，并使自然意象中的“伤痛”体验有机地转化为了“哀而不伤”的审美感受。

与一般的“清明”题材诗不同的是，这首诗中主、客观视角互含，体验、想象成分难分。因为在诗的最后两句中，抒情主体竟然从自己心造的意境中抽身而出，“信马由缰，游佚于四月的春山之中”，仿佛一个内心电闪雷鸣的灵魂，也有可能附体于一个事不关己的身影。

《鸟鸣与落日》这首诗的奇妙之处在于“鸟鸣”“落日”“扑满”“塔吊”四个分属于大自然、经济生活、工业生产的意象之间发生的互动与交融，它们互相碰撞、嵌入、包容，最后形成一幅“和谐”而壮丽的图景。这一图景，也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社会的多元现实在一个自然诗人心中投射出的文化图式。后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冲突中的平衡和共存。诗中的这一组意象本身就带有先天的冲突因子，但诗人着重提取的是其中“融和”的一面，并使之在美学的平台上达成新的和解，生发出新的审美意味。比如，“扑满里轻轻碰响的银币”是一个日常经济生活的典型场景，它带给人心理上类似审美快感的愉悦感、满足感，而作为诗歌意象，它与“鸟鸣”带给人的自然审美体验融合了，而这两种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二元对立的意象，只有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消弭内在的冲突意味，达成审美融合，这是一幅自然美学与工业美学、消费美学愉快融合的景观。诗中落日与塔吊的意象，类似艾略特笔下文明的“客观对应物”，是对当代文化的一种形象感受。

《一个词》是一首“元诗”，诗中谈论的是一个诗人个体的诗学感悟。在诗人看来，“一个词”自带生命意识、甚至某种使命，要奔向语词自身的宿命。而诗人，是那个感应到了语词召唤的人，因此要“创造一首诗，一个/新的词窟：接纳它！”。此处，“接纳”这个词透露出诗人与“一个词”相遇时的那种谦卑与欣喜。正如阿信自己所说的“我担心会让那些神灵感到不安/它们就藏在每一个词的后面”（《速度》），理解诗人这种对于语词的态度是解读阿信诗学追求的一把钥匙。在草原上的神性氛围中，诗人与“一个词”的这种相遇，仿佛也是一种宿命。这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以其诗性地在场为凭借，作为最为隐蔽也最为辽阔的茫茫浩宇的给予者，语言是家乡恳切的馈赠，馈赠着的生成。”（海德格尔《思的经验（1910——1976）》，陈春文译，人民出版社，2008，p159）

总的来看，《岩羊深入北方》这组短诗具有更靠近哲学维度的取向，体现在“地球”“星球”意象在一些诗中的多次出现，说明诗人已经获得一种“宇宙”视野，具备了一种“人类”意识。而诗歌意象和场景在“大”与“小”“宏观”与“微观”之间自如的切换，更说明这一视野和意识在形式和思想层面具有无处不在的可实践性。而另一些诗，则注重在美学意味之外，突出提取日常生活的悲剧意味，以经验的陌生化造成对审美惯性的冲击。以上这些都从深度和高度上拓展了阿信前期诗中的草原经验。

阿信诗歌中独特的“草原经验”有效拓宽了当代汉语诗的自然边界，补充了当代诗的自然内涵。正如《诗刊》2018陈子昂年度诗人奖评委会对阿信颁奖词中指出的：“阿信的诗具有浓厚的甘南地域特色”，“字里行间都见使诗歌获得长久生命力的根的存在，显示出甘南自然本身与人性的光辉。”而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在当代诗坛应运而生的“自然写作”的潮流之下，阿信诗歌的独特意义更加彰显，其创作作为“自然写作”的一个范本，成为当代诗歌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原载《草堂》诗刊2020年第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