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是李洱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发于2018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2019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围绕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筹备成立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两件事，以“应物兄”作为轴心人物，讲述老中青三代学院知识分子的命运起伏。

内容简介

济州大学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和迎接儒学大师程济世“落叶归根”。济大著名的几位老教授：古典文学研究泰斗乔木、考古专家姚鼐和古希腊哲学专家何为老太太，还有世界级儒学大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程济世先生，以及这些大师众多的门生、弟子和友人，都卷入其中，一场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大业就此展开。由于兹事体大，引起领导重视，不仅济大校长、常务副校长亲自挂帅，省里的领导也全力参与；由于建造太和研究院、恢复程济世先生旧居原貌的工程复杂、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引来了桃都山连锁酒店老板、养鸡大王、内衣大王甚至全球资本巨鳄齐齐登场。就这样，简单变为复杂，明白变为微妙，原本的学术之事演变成了旧城改造、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发展济州经济的大事。

小说人物介绍

应物兄

现代儒学者，济州大学教授，校内有发言权的学术带头人，受命主抓济大儒学研究院成立的事。他本名“应物”，因为交书稿时忘记署名，编辑误会出版商季宗慈的话，以为作者名叫”应物兄“，随手填上，“应物兄”之名遂流行开来。他有着知识分子灵敏的内在反应，一边读“圣贤书”，一边“听窗外事”，有着随时发言的冲动，但在导师兼岳父乔木的影响下，他改掉了知识分子多嘴多舌的习惯，因此他的“发言”很多时候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到。

姚鼐

济州大学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幼时曾住在二里头的姥姥家，那里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他虽然不写诗，但一开口就诗意盎然。

乔木

济州大学教授，应物兄的恩师和岳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言词犀利、性格倔强，写得一手好字。

何为

济州大学教授，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柏拉图专家。

张子房

经济学家。笃信“礼失求诸于野”，早已散淡离开济大和学术圈且被人认为是疯子。隐身于一个大杂院的他从民间的吃喝用度出发，立志写一部新的《国富论》 [2]  。

作品影响

2018年，获得《收获》长篇小说第一名和中国小说学会长篇榜第三名。

2019年8月16日，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评价

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榜首颁奖辞）

《花腔》用三段不同故事来展示个人在历史中的细微感受，其方法、视野和思辨力令人望尘莫及，德国作家也不具备此种能力。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轻，我会妒忌他。（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评）

《应物兄》里的知识是让读者产生信任感的，小说家不是带来新的知识，而是把默认的知识用他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真实世界的新鲜感。（批评家张定浩评）

《应物兄》是今年浓度*的作品，我很久没有看到具有如此总体性的文本了，当代小说更多是碎片化、现代性、后现代气质特征，但李洱的文本特征席卷了理论视野。《应物兄》延续了李洱之前*好的东西，但又不是当年的李洱——《花腔》成为一种题材，《石榴树上结樱桃》成为他的语法，《应物兄》文本激活出很多副文本，体现了作家巨大的野心，以及被野心激活实现的文本。（作家毛尖评）

李洱是历史上以才学进入小说创作的第三人，前二位是写《镜花缘》的李汝珍和写《围城》的钱锺书。（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评）

《应物兄》里有一句话：“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这对于生于1960年代的李洱同龄人来说，《应物兄》隐藏着秘密的代际知识图谱，或者说“成长遗址”，引发了同代人强烈的共鸣。（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评论家何平评）

作者简介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1987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任教多年，后为河南省专业作家，现任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出版有《李洱作品集》（八卷）。《花腔》2003年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10年被评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年”（1979—2009）中国十佳长篇小说。主要作品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韩语等在海外出版。

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所有人，我们的父兄和姐妹，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应物兄身上也由此积聚了那么多的灰尘和光芒，那么多的失败和希望。

本书各篇章撷取首句的二三字作为标题，尔后或叙或议、或赞或讽，或歌或哭，从容自若地展开。各篇章之间又互相勾连，不断被重新组合，产生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意义。它植根于传统，实现的却是新的诗学建构。

《应物兄》的出现，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越。李洱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将之妥帖地落实到每个叙事环节。于是那么多的人物、知识、言谈、细节，都化为一个纷纭变幻的时代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小说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日月之行出于其中，星汉灿烂出于其里。

文学史将证明，对于汉语长篇小说艺术而言，《应物兄》已经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

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本书中发现自己。

13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

——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榜榜首颁奖辞

倘若我如李洱一般年轻，我会妒忌他。

——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

天生的小说家总是处于庄生梦蝶的幻象之中。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小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天入地、自由无碍。而读者，或者说听众，虽然明知他的故事虚实难辨，却又为其中的趣味和意义所吸引。李洱的天赋在于他能够提取生活和时代内部*核心的意象，让听到或读到的人如醍醐灌顶，突然意识到某种致命的真相。真相，即，石榴树上结樱桃，或，花腔。

——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

13年来，我每天都与《应物兄》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小说大概永远完成不了。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13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李洱

《应物兄》和当代小说的声望

付如初

应物兄是谁？

2018年底，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出版。这部长达84万多字的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不只是因为李洱一写写了十三年，更因为从他的上两个长篇《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之后，文学界一直对李洱的创作水准有预期，有期待。当然，出版之前《收获》杂志的选登预热，第一时间获得了读者好评也是它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甚至有评论家因此预言2018年将成为“应物兄元年”。

李洱来自中原，是60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曾在高校任教。他很熟悉读书人这个群体，很多小说都以他们为主角，都算知识分子题材，尤其是中短篇小说，比如《导师死了》《午后的诗学》《暗哑的声音》等等。

在他笔下，读书人过日子，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读书人，跟别的群体有很多不同。他们总想追寻生活的意义，于是就会面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知与行、俗与雅的矛盾；于是这个群体就有了鲜明的性格特征：一件日常小事，在他们那里可能会有微言大义、九曲回转，但一件大事，或许他们又处理得简单粗暴、直截了当。他们“文人相轻”、互不信任，但在名利攸关的当口，他们又可能突然急转弯。某些时候他们聪明之极，直抵问题本质，某些时刻他们又不谙世事，冒着纯真酸腐的傻气。俗雅得当、大俗大雅，是“圣人”的境界，而大多数读书人，遍读圣贤书还是做不好一个普通人。书是他们了解世界的途径，也是横在他们和世界中间的障目之叶。

有意思的是，不仅人物是这样的特征，李洱的小说也是这样的特征。他的小说通常都会有“三多”：细节多，知识点多，人物微妙心理多。而这些，全都靠掌控语言的多义性实现。李洱特别擅长“饶舌”，擅长在小说里制造语言的“烟雾弹”，制造前后矛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效果。此前他的长篇代表作《花腔》，以瞿秋白为人物原型，从独特的角度写了近现代历史上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就是靠着语言本身的歧义效果，李洱踮着脚尖?过了历史的雷区和创作的雷区，充分展现了一个作家把握复杂历史，把握敏感人物的智慧。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用华丽繁复的方式耍的历史“花腔”，仍难有出其右者。

人文知识分子总是靠书本、靠表达谋生，离开了语言的喧哗和理解的歧义，他们就丧失了主体性。当然，语言也是一把双刃剑，手下的笔，嘴里的话，在特殊的年代曾经是他们被毁灭的由头，也曾经成为他们相互缠斗的利器和标记他们人格高下的尺度。即便现在，也有可能成为这个群体间矛盾的渊薮。如此说来，知识分子群体在小说中、历史中，天然地充满了戏剧性和命运感，难怪李洱一直在这个群体中开采自己的创作能源。

《应物兄》写的还是这个群体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它立意更宏大，结构更庞杂，细节更密实，意味更丰富。它由表及里，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大学成立儒学研究院的故事，居然裹挟了当今中国的各个阶层，映照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光怪现实。这还不算，它的触角早已触探到历史深处，最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竟也露出峥嵘。一部小说有如此丰富的现实意味、历史意味、文化意味和人性意味，在当代文坛已是很久都没有过的情形了。

整部小说就像一张蜘蛛网，主人公应物兄像一只灰色的蜘蛛，缓慢爬行，所到之处虽没有情节上的大波大澜，情绪上的大悲大喜，冲突上的大破大立，却总是牵一发动全身，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牵扯全局，埋伏隐患。他织得如此认真，每打一个结都如刺绣一般，慢、优雅、细密、结实，但最终，他所有的心头翻滚都不过是杯水风波，一番风雅的设想也不过是几种俗趣的汇聚，象牙塔中的建功立业原来也只是权、钱、欲搅动的一阵红尘风雨。他命运的荒诞，就像名字从父母给的“应小五”，变成“右派”老师给的“应物”，又被出版商阴错阳差写成“应物兄”一样，让人啼笑皆非，难置一词。

可以说，应物兄从一开始就是“缀网劳蛛”，逃不脱可悲的定局。可悲，却不是悲剧，因为他并不是被毁灭的“价值”。他是一只有名有利的中产阶级“劳蛛”，一个职业化的、合宜的知识分子，学术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找麻烦，不跨出认可的界限是他的行为准则；同时，为了让自己畅销，让自己体面，他不与人争论、不涉政治，为人处世力求“客观”。他早已是没有知识分子生命的人，是另一种技术官僚。他与世界、与自己、与价值，没有不可调和的紧张感，因而，他的被毁灭没有悲剧的审美意义。

应该说，李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写出了感伤，写出了遗憾，写出了克制和隐忍，却不碰血和泪。他不想让笔下的知识分子变成批判社会的媒介，因为跟社会变化的巨大扭曲力相比，知识分子自我扭曲的力道也毫不逊色。他们对名节问题的不忧不惧，早已与常人无异。

置身其中而不可怜自己，是李洱作为一个作家的大高明、大智慧，或许也是他读懂了孔子“圣人”之志的表现。置身如此纷繁复杂的现实之下，中国作家倘若没有一点阳儒内道的精神，倘若不能把握又入世又逍遥的分寸，或许是无法拿起笔的。

除了话语权，他什么都没有失去

在坚守价值的时代，知识分子是有悲剧感的。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因为坚守让他们“穷酸”。如今，市场经济了，文化被重视了，文人有地位了，应物兄也变成受电视和出版商追捧的“学术明星”了。他面对的问题就再也不是是否安贫乐道的问题，而是名利场中道将焉附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这个挑战更大。

小说中，校长葛道宏责成应物兄主抓儒学研究院成立的工作，表面看，他是青年才俊、社会名人、学术带头人，他对研究院的总体架构、人事构成、研究方向等等，都有发言权。而且，他的岳父是自己的导师、德高望重的教授，同学是现任副省长，得意门生是省长秘书，学生中也不乏富二代、官二代。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要做成这件事，他是不二人选，而且从一开始启动，就几乎是万事俱备，只欠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回国这股东风。然而，就是这“等风来”的过程，搅动了所有的尘与土，灰与霾。

这尘与土、灰与霾，牵扯着济州大学的三代知识分子、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四代知识分子，乃至一直可以牵扯出身处儒学源头的孔子及孔门弟子。这牵扯的背后，是自有儒学以来，“士”这个阶层非官非商，又不拒官不远商的特质，是他们“上不列于贵族，下不侪于平民”（钱穆语）的悬在社会半空中的宿命，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训诫与社会转型相遇时候，遇到的种种“原罪”般的问题。

书中写，济州大学最老的一辈教授，最早的四大博导：研究柏拉图的女博导何为（芸娘），经济系研究亚当·斯密的张子房，应物兄的岳父、导师乔木，西南联大闻一多的学生，考古学教授姚鼐。除了人文学科的，这一辈人中还有物理学教授双林。他们曾一起去干校，后来一起参与新中国各个学科的草创。应物兄这一代，包括敬修己、文德斯、乔珊珊等，他们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后来又赶上了出国潮，大多学历很高，还有“出口转内销”的经历。第三代就是应物兄的学生一代，他们是完全市场经济的一代，乖巧的实用主义是他们的行为特征，“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是他们的另一个形容词。

除了这三代，书中还特意由1983年姚鼐的一节课写到了闻一多。这一节对闻一多学术成就和政治影响的关注和评价，非常精彩；对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的议论，更是妙笔生花。闻一多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最后作为“民主斗士”牺牲，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和典型价值的知识分子。书中借姚鼐之口称他为“不发牢骚的屈原”，进而以“屈平沉湘不足慕，复生引颈诚为输”，劝解那时候对社会抱着过高理想化期待的青年学生，引发了一番争论。

对西南联大的一代，李洱不无伤感地说“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对自己置身其中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他无比感慨地说：“求知曾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如今风尚变了；而对市场经济的这一代，他似乎无话可说。李洱只是不停地讲述细节，讲他们的钻营，讲他们的妥协，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与钱、权、色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应物兄》用无数令人细思极恐的细节，讲述知识分子职业化、中产化之后，在权钱围剿下的坍塌甚至比意识形态的拨弄、比理想情怀的愚弄、比身处社会底层的困窘更惨烈、更致命。表面看，他们已是话语权在握，风光无限，但其实，所有的话语都只能转化成生产力，乃至GDP。这种转化反过来迷惑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成了学术的主体，“道”的主体，依旧承载着感时忧世的社会功能。其实，他们早已工具化了，成了知识的贩卖机，社会庸俗化的助推器。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一本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书里认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做什么工作，而是他的行为方式，他怎么看待自己，以及他维护什么样的价值。由此，弗兰克对英国大学在学术官僚主导下的“去精英化”、职业化趋势痛心疾首，因为这样的主导，产生了真理和知识的普遍相对主义，加速了社会弱智化的进程。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多学者的职业化权威并不能拯救他们社会影响力日渐弱小的颓势，更不能避免让他们成为只关心物质和日常俗物的“庸人”。而且，更令人沮丧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贬值、媚俗、妥协甚至帮闲是结构性的、群体性的、趋势性的，难以改变。

世界从来都是在更大的力量主宰下自行其是，知识分子只是以为自己有发言权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应物兄》虽然没有写出个体的悲剧感，却写出了一个群体，一种身份的大悲剧。应物兄的样子时常会让人想起《围城》中的方鸿渐，让人想起赵辛楣对方鸿渐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无用之用”，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主体特征之一，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不然也不会有“孔子是一只丧家狗”的说法。在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或者说，曾经在孔子的时代，这种“无用之用”很有价值，甚至能够起到匡正时弊、矫正偏颇、影响社会价值取向的作用。如今，外因和内因都变了，这个群体的“无用之用”，或许就只能在文学中了。

文学头上悬着什么？

如今的时代，显然不属于文学，甚至文学的声望极低，声称不读文学、不读小说的人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其实，这声音不新鲜，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王蒙就已经提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问题了，如今，连这样的问题也不成其问题了。

追寻文学衰落的原因，或许是徒劳的，也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作为从业者，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文学衰落的结果。结果之一，就是小说失去了标准。一部有价值的小说很可能也无人注意，因为它得到的评价和赞美也可能像其他无聊之作一样，评价标准的混乱已经让读者对评论家、出版商那种靠形容词升级进行评价的方式极度不信任了。甚至有更极端的声音认为，不只是失去标准的问题，是小说的整个生态都坏掉了。

就在这时候，《应物兄》出版了，而且其与众不同的价值迅速被识别出来。它的特质，它在把握现实的时候显示的，超越“问题小说”和“人性文件”的智力和创造力，让习惯于读经典文学的专业读者都兴奋不已。

卡尔维诺判断一部作品是否是经典的唯一准则，是能不能禁得住重读；奥威尔认为，当代小说最值得操心的标准，是能不能流传后世。从可堪重读和流传潜力来说，《应物兄》或许具备经典化的潜质。它的庞大、丰富、复杂，它以儒学为纲，以知识分子角色转变为目，所呈现的社会转型期的生态，可能会变成特定社会阶段的文学标本。同时，它在美学上“无目的地合目的性”的尝试，以细节和知识为文本扩容的努力，都足以给它更多的空间和可能。多年之后，《应物兄》或许可以为这个阶段的小说，或者文学，挽回一些声望。不仅因为它的主题，还因为它的质量。

奥威尔在评价狄更斯的时候说，狄更斯用细节叠加细节的方式，为小说增添寓意，似乎做到了对谁都攻击，而又不得罪谁。因为他“不是一个偷偷活动的灵魂拯救者”，不是以为修改一些规则、废除一些现象，世界就会完美的“好心的白痴”。也因为他的目标不是社会，而是人性。对人性，文学是没有建设性目标的。狄更斯创造了一种“狄更斯式的繁琐”，打破了悬在文学头上的各种理论和力量，靠独具一格的个性流传了下来。

《应物兄》有李洱式的繁琐，也有《红楼梦》式的琐碎，还有《儒林外史》式的多视角叠加。它遍布机锋，“婉而多讽”；也遍布知识，曲而多义。《论语》等儒家典籍自不必说，道家学说、《易经》、柏拉图、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书中也是信手拈来，不惧读者耐心和知识构成。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写了很多动物，还无法克制地写了很多有关动物的知识。狗、马、驴、鸟、蛐蛐等等，其详尽程度堪称小型的百科辞典。这情形就像各种次要人物都有名有姓，李洱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让他们走马灯似地认真登场一样。读者一边被挑战，一边与他心照不宣：所有这些都是有所指的，有对应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李洱式的虚实相应。

李洱不回避小说跟现实的对位关系，甚至有意为之。应物兄的代表作叫《孔子是条‘丧家狗’》，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大学者李零的畅销书《丧家狗》。李零对孔子及其155个门徒（包括他儿子孔鲤）的细致梳理，对《论语》的当代化解读，显然给了李洱不小的启发。小说中的人物，甚至可以从孔子的门徒中找到性格上的对应关系。比如出资人黄兴，直接就被叫为子贡等等。同时，八十年代曾经发生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比如李泽厚的大学演讲等等，都直接入小说。李洱故意让文化传统、多元现实、复杂人性、敏感区域，甚至读者的知识储备，这些永远悬在文学上空的力量直接出现，故意让它们一起把人物和故事压成碎片，但同时，他有能力让它们一起成就无所不包，又随处开放的小说。这是他的文学自信，也是他的美学顽强。

说起来，小说的对应物和开放性是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其中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和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对话的时候，提到地下出版或许会帮助极权环境下的作家寻找到更有觉悟、更有思想、更有感受力的高质量的读者，在这种意义上，压制力量恰恰成就了作家的写作价值；而在美国的自由社会，表达的无限制让他感受到的也是接受的不严肃，娱乐化、庸俗化的致命冲击，让他很难找到精神动力。

另一个例子是齐邦媛在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里提到的一次布拉格笔会。一个来自苏联解体后，使用极小语言的国家的作家说：解体之前，我们用俄语写作，读者很多；如今，我们自由了，用母语写作，却连出版都很困难，“我们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

正像没有七十二门徒，就无法成就孔子一样，通过不加掩饰的对位，《应物兄》巧妙借重的就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借重的是儒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含义，当然，它更巧妙地借重在于，以儒学为文化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的中国读者——其中的专业读者对它的阅读和阐释或许将是无止境的。

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如此形容孔子在齐鲁施教时候的景象：

“当时孔子门墙之内，亦如山之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水之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所谓如天地之化育。”

《应物兄》中的景象恰似这一番描述。在这样的天地之中，讲述人的是非得失，出入进退。而孔子所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也是李洱的一声叹息，所以，他才会让所有的人物，生的时候，无比繁复，死的时候，干脆利落；所以，他才会让丑陋的和美好的，值得重视的和不值得重视的，值得感动的和不值得感动的，并列而行。

建儒学院就像滚雪球，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来推一把，最后，连拆迁和城市改造都被纳入规划范畴了，那它还建得成吗？程济世先生念念不忘的叫“济哥”的蛐蛐真的灭绝了吗？以生物学者的疯魔为代价杂交出来的蛐蛐真的是“济哥”吗？即便找到了原址，程家老宅真的能够复原重建吗？没有济哥和老宅，他还会回来吗？应物兄对美好女子陆空谷的情感落空了，他会跟乔姗姗复婚吗？突然，一切还没结果的时候，应物兄被一辆车掀翻在地，小说结束了……

至此我们才会发现，悬在文学上空的重要力量，还有语言。是李洱式的语言，让我们看到了眼前的世界。有意思的是，他喋喋不休，我们却不打算沉默以对。或许，这就是好小说的魅力，它让人有话要说，因为它与我们有关。

《应物兄》果然是“我们的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