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石一枫

1

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

预制板楼体和单层玻璃窗形同虚设，车声人声、烟味油味破墙而入，充满了这间十平米不到的一楼小北屋。每隔约莫三分钟，最多五分钟，当脚下有列地铁轰鸣而过，磨得过分光滑但又总显得污浊的水泥地面也跟着震颤起来，铸铁窗框嘎嘎作响。住在这屋里的人最好是个聋子，要不就得是神经迟钝，否则晚上能睡个囫囵觉才怪。屋里摆设简单，一桌一床一书架。书桌朝南，床头朝南，书架上寥寥两本菜谱、家庭保健手册的书脊以及一个大头娃娃存钱罐的脸也朝南。笼罩在吸顶灯制造的暗影下，那张娃娃脸便斑驳了起来，这使得它空长了一张寓意丰衣足食的喜庆面庞，表情却像个农村的留守儿童一样惶然。

王亚丽姐妹就坐在桌前那把四脚不平的靠背椅上，面朝北窗。

她在等候一场交易。在嘈杂的噪声的缝隙里，身后传来压抑的响动。厨房里好像烧着水，卫生间的水龙头也打开了，带动着走势曲折的管道像动物园里的长颈水禽一样哀鸣起来。一会儿，又传来了换拖鞋、抹桌子的动静，似乎还在翻找着什么物件。交易的另一方想必正在为交易的内容做着准备。这一系列不厌其烦的流程，固然说明交易本身的来之不易，然而过分的郑重却令王亚丽姐妹体味到了一丝滑稽。退一万步讲，就算她果然是准备履行那场交易的，充其量不也就是那么两分钟的事儿么。也许脚底深处的上一趟地铁刚过，下一趟地铁还没来，交易就可以宣告结束了。那个年岁的人，再怎么鼓足精神，恐怕也像深夜时分的地铁，绝无增运的可能，而且随时都是末班车。

出于某种含混的怜悯，王亚丽姐妹甚至想要催催对方了。赶紧的，时间来得及的话，或许还能尝到点儿甜头。但那么做不仅会令她显得很敷衍、很不“敬业”，甚而还会显得她在捣乱，存心坏了事了。坏了对方的事，这倒无所谓，坏了自己的事，后果就是她没力量承担的了。王亚丽姐妹自认为是个理智的人，她懂得权衡利害。

于是她打开人造革坤包，拿出一只塑料化妆盒，对着镜子扑起粉来。事到临头还要补妆，这个态度可以解读为童叟无欺，当然也有着保持镇定的作用。王亚丽姐妹又抬起腕子，看了看手表。她本来是不戴表的，今天特地翻出了那块价值不足两百的石英表，是因为担心进来了就不方便频繁地打量手机——那会惹人生疑。表盘上呈现着有机玻璃构成的珠光宝气，表针指向十点刚过。在这个时候，街对面的烧烤店、居酒屋和零食铺子正在招揽最后一拨生意。而交易必须要在那些闲人或忙人全都散去以后才能开始，这也是事先规划好的。王亚丽姐妹在此前所需要做的，无非是拖延时间和拿捏火候。

好在对方似乎也不着急，因此这个步骤意外的难度不大。坐得稍久，王亚丽姐妹就有点儿走神了。外面过了一队趁夜进京的大卡车，远光灯把窗前这一小块地方照得通体银白，形成了近乎璀璨的幻象。仿佛她这个人正在熠熠发亮，又仿佛这个房间并不是真的，而是追光之下的舞台布景，只等事情一完，统统可以拆除。王亚丽姐妹心里便也涌起了一点儿真真假假的感慨。她扑了最后两下粉，思索起了一个问题：

此情此景，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个印在画儿上的干瘦的外国男人，拜你所赐。

2

王亚丽姐妹的念头滑到了几个月以前。那时还没人称她为“姐妹”。

同样是一个火热的、噪声隳突的夜晚，同样是在麦子店，她正坐在地铁站东头那座大厦底商的台阶上，等面包。每天晚上十点，距离打烊一个小时，这家起了法文名字挂了英文招牌的面包店就会打出歪歪扭扭的手写中文告示，宣布所有食品一律半价。王亚丽的选择通常是一根比她小臂还长的“法棍”外加一盒酸奶和一瓶橙汁，够她明天的早饭和午餐了。如果赶上发工资，或者到了那些看似所有人都在庆祝、因而她也不好意思不“意思”一下的节日，她还会犒劳自己一块镶了樱桃的芝士蛋糕，或者一份烟熏三文鱼沙拉。

“果粒橙”替她算过账：即使每天只吃“法棍”外加酸奶橙汁，即使每天都能等到半价，她在伙食上的花费也将高达三十多块，这就要比煎饼加鸡蛋灌饼或者红烧牛肉方便面加老坛酸菜方便面的组合昂贵得多。对此，“果粒橙”摇头叹气地评价：

“自以为占便宜，其实还是吃亏。自以为会过，其实还是不会过。”

有时王亚丽也叹气：“买的不如卖的精。面包都软塌了，橙汁都不是鲜榨的了，放到第二天，保证没人要。不过好歹干净，吃了不会闹肚子，对不对？”

还有时她脾气不好，口气就有点儿硬了：“反正没花你的钱，我爱吃啥就吃啥。”口气一硬，就带出了河南话的底色，铿锵如唱戏。

对于王亚丽的辩白或反驳，“果粒橙”的答复一律是：“你说你是傻呀还是贱呀？”

王亚丽就瘪瘪嘴，不说了。反正甭管顺着说还是反着说，她都说不过他。傻和贱，必须二选一。况且类似的对话通常发生在一张铁架子床的下铺，再过一会儿，室友中就可能有人破门而入，因此俩人必须还得抓紧时间折腾点儿别的。

但等说完折腾完，王亚丽再买吃食，仍会坐到面包店所在的底商台阶上去。

这似乎就与她对麦子店这个地方的认识有关了。王亚丽来到北京两年多，此前住过北六环内的回龙观，也住过南五环外的旧宫，都是在健身俱乐部教人跳操。有时是拉丁热舞操，有时是韵律拳击操，有时是动感单车操，用“果粒橙”的话说，操是一个操，换个姿势接着操。这话很不好听，但她却暗自承认说得有理：要不是有胳膊有腿就能干的活儿，自己也不至于两年多没涨过工资，还净让人把工作顶掉。再说回居住地点的问题，无论是回龙观还是旧宫，给王亚丽的感觉都不像是在北京。不就是工地、高楼外加让人眼晕的立交桥嘛，现在中国哪个城市不是这样，别处也许还多了几棵树呢。那些地方的人，王亚丽也不喜欢：他们早上像打仗一样挤车上班，晚上像逃难一样挤车回家，回了家就把灯一开把门一关，此后与外界隔绝联系。这些人仿佛从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北京”。

而麦子店就不同。这里有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咖啡馆，有经营各种没用的小玩意儿的文创商店，有上演“不插电音乐”和“无台词话剧”的酒吧书吧。如此种种，使得几十年前遗留下来的工厂宿舍和报废车间滋生了古怪的生机。这里的人虽然也是南腔北调、忙乱不堪的，但他们在忙乱之余，似乎又总在琢磨一些别的事儿——不在眼前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所以半夜有人抽风大笑，清晨有人痛哭流涕，不分昼夜都有人喝多了躺在马路牙子上晾肚皮。总而言之，麦子店是既陈旧又洋气、既真实可感又令人费解的，因而便让王亚丽感到既亲近又陌生。也正是这份亲近与陌生，让她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了北京。

当然，在两站地之外的“燕莎”和“凯宾斯基”，在电视新闻里才见过的天安门城楼上，似乎还有着另外的北京。但那些北京，就是王亚丽摸不着也想不到的了。

也正是在麦子店的气息的激励下，王亚丽暗自决定，要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应付生活。开在东三环的那家健身房还给她取了个英文名字叫Elly，那么Elly也需要培养适合Elly的饮食习惯。但这个理由不能向“果粒橙”说明，否则他除了认为她傻和贱，还会加上一条“作”。而Elly或王亚丽的想法是，“作”就“作”吧，人生能有几年“作”。要是不“作”，她就该留在老家结婚生娃奶孩子。她有个初中同学的乳房都能甩到肩膀后面去了。

那天晚上运气不好，“限时优惠”的招牌还没挂出来，面包店里又拥进去七八个人。都是穿着西服挂着胸牌的公司职员，大概刚加完班。这种人的夜宵通常是由经理请客，因此才不必像她一样专程等候半价，并且越买亏了越解气。王亚丽只希望他们手下留情，别把她盯上的东西拿光了。然而运气的确不好。货架上所剩不多的品种几乎被一扫而空，装“法棍”的木筐里也只留下了孤零零一根格外细格外短的，还从中间断掉了。

王亚丽不由自主地起身，站到店门前，隔着玻璃望着那根发育不良的残疾面包，又抬头瞥瞥挂在收银台后墙上的石英钟。离十点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店里那个满脸蝴蝶斑的女收银员却仿佛猜到了她的心思，故意朝外扫了一眼，然后划开手机看起了电视剧。惨遭虐待的韩国儿媳妇哭天喊地，那声音刺激得王亚丽胃里一紧，口水也像女主人公的眼泪一样毫无节制地奔涌出来。然而她也只能继续等着。在很多个类似的夜晚，王亚丽都产生过进去央求对方把半价时间稍微提前的冲动，但随即又打消了念头。几分钟的事儿，晚点儿可以吃得理直气壮，早点儿就有了要饭的感觉了。她来北京又不是为了要饭的。

于是，就那么几分钟的工夫，那个干瘦的外国男人降临了王亚丽。

来的当然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和王亚丽差不多岁数的女孩。这姑娘个头不高，梳个马尾辫，背着双肩书包，胸前还抱着一摞书本，乍看倒像个刚下课的学生。她从街道尽头拐过来，沿着写字楼的侧面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帆布鞋踏地无声，因此王亚丽起初并未察觉——她的注意力还集中在那根面包上。而眼前一晃，学生样的姑娘就不知何时跨上台阶，站在了王亚丽眼前。身边没别人，对方是冲她来的吧。

“能耽误您一点时间吗？”女孩的话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方口音很重。

王亚丽的第一反应，这大概是个推销的，要不就是乞讨的。否则陌生人，尤其是同性之间的搭讪还能有什么目的——就连问路都不大可能，现在谁的手机里都有地图。但无论是推销还是乞讨，她都找错人了。因此王亚丽对那姑娘的态度，就像蝴蝶斑女收银员对王亚丽的态度一样，故意把眼睛绕过了对方的脸，假装无动于衷——然而架势又有轻微的不同——并非彻底的视而不见，而是眼风一晃，在对方的目光里轻巧地盘桓一个瞬间，这才擦着对方的耳廓滑到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不知什么地方。

这种神色也是王亚丽来了北京以后才学会的，她常看到健身房里的一些女顾客对着男教练、男销售或者半熟不熟的男顾客使用它。那里面包含着轻佻的傲慢，意思大概是“我不想搭理你，但你也挺有意思的”，或者“虽然你挺有意思，但我还是不想搭理你”。很可惜，王亚丽施展这种眼风的机会不多，顶多也就是跟“果粒橙”，而那家伙的反应常常是：

“你他妈的面瘫了？”

但也许恰恰因为眼风里那点儿多余的悬念，面前的女孩并未被王亚丽打发走。她反而顿了顿脚，以更加执着也更加抱歉的口吻继续发问：“就说两句？”

王亚丽只好把眼神拉回来，反问：“你有事？”

女孩随后的话令她错乱：“这位小姐，你信主吗？”

“哪个主？”

“耶稣呀。”

“他爸是上帝那个？”

“否则还能有哪个主？”

“哦哦，那爷儿俩。”王亚丽愕然地挤了挤眼，看起来就真有点儿像面瘫了；而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她也只有实话实说，“当然不信啦。”

“这不打紧。那么你考虑过信主吗？”

“不考虑。”

“这也不打紧。了解了解总是好的。”

说着，女孩两手一伸，将抱在怀里的书本捧到了王亚丽面前。她比王亚丽矮了半个头，那副姿态就像是谦恭地奉献什么东西，同时闪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这样的眼睛是很让王亚丽羡慕的，她总在想，如果自己也拥有一双化妆品广告里的明眸，而不是中原人常见的细眼睛单眼皮，那么当她希望展示心里那些优雅的风情、惆怅的风情、迷惘的风情时，也就不会遭到以“果粒橙”为代表的男人们的无视乃至嘲弄了吧。她有些沮丧地低下头，看了看女孩手里的书。都是些薄薄的小册子，大小和健身房的课程介绍差不多，印刷却远不如课程介绍精美。封面上有个白袍长发的外国男人，长得干瘦干瘦的，好像从小到大没吃过饱饭，但却用慈祥的、怜悯的眼光打量着她。那男人的容颜背后，还拢着一团光圈。

人家的意思是让她拿本书吧，免费赠阅。可王亚丽实在懒得伸手。她不动，对方便继续捧着。两人僵在那里，客气、陌生而又相互有些羞怯。

“谢谢，我真不需要——”

“现在不需要，将来也许会需要。”

“我也没时间——”

“翻一翻就好，并不耽误什么的，对吧？”

对方像个过分敬业的推销员，因其热忱，所以不懂眉眼高低。那摞沉甸甸的小册子在细瘦的腕子上架着，仿佛王亚丽要是不拿一本，她就坚决不会放下似的。借着面包店玻璃门里涌出的灯光，王亚丽看到女孩按在书本边缘的手指甲都发白了，两手还微微颤抖，大概正在尽力克服紧张。时间一长，她都替女孩感到累了，而且有点儿过意不去。

类似的事情王亚丽也是干过的，每个健身房开业初期，都会把教练们“撒”出去，向超市和地铁门口的人群发放宣传彩页。姐，瑜伽舍宾。哥，游泳健身。大部分遭到推介的人们都会面无表情地经过，哪怕把彩页硬塞进他们的腋下，得到的反应也是机械地一甩胳膊匆匆离去，留下一片油光闪亮的臀肌腹肌胸大肌在汽车尾气里上下翻飞，最后瘫在地上哆哆嗦嗦。那感觉既好像在给流水线上的工业制品粘贴转眼就会脱落的标签，又好像发放彩页的人才是注定徒劳的机器。而如果偶尔有人停下来看上两眼，有心无心地向王亚丽询问两句，那么几乎会令她涌起感激之情了。不管你推销的是什么，推销者其实都相当于为了推销的内容而受着委屈。说到底，饱满的肌肉先生也好，干瘦的外国男人也好，都不容易。也正因为这点儿感慨，王亚丽便无可奈何地笑了一笑，从女孩手捧的小册子顶端取了一本，却不看，径直夹在了胳膊肘底下。

而王亚丽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面包店里又有了动静。那位满脸蝴蝶斑的收银员已经从柜台后面绕了出来，将半价招牌挂在了门口。有必要结束这次推销或者传教了，如果这时突然再插进来一位顾客，把唯一的那根“法棍”抢走，那这个晚上可就真是倒霉透顶了。因此，王亚丽的下一个动作是决然转身，向着锃亮的玻璃门奔了过去。

“主会对你好的。”女孩在她身后说。

好像还说了别的什么，可她压根儿没听。

但王亚丽没想到，这个晚上还有另一个插曲在等着她。那是当她夹着胳膊端着托盘，来到收款台前的时候了。收银员低头扫码，酸奶，原价十六现价八块，橙汁，原价十五现价七块五，这都是照章办事。偏偏那根原价二十现价十块的法棍被拿起来，转眼又放下了。

收银员抬起头，告诉王亚丽：“这根有残缺，不能卖了。”

“可就剩这么一根了……”王亚丽抢白似的申辩。

收银员笑了：“您就凑合着吃吧，不收钱了。”

在那一刻，王亚丽只觉得对方脸上的蝴蝶斑扇动着，真像一只美丽的蝴蝶。看来这个晚上不只有坏运气。那么好运气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难道是自己那可怜巴巴地等待半价的样子在今天显得格外可怜？还是韩国电视剧的作用，贫苦出身的儿媳妇终于感动了豪门恶婆婆，使得这位收银员在一瞬间决定与人为善，大赦天下？至于王亚丽的第一反应，则是迅速把面包揣进了纸袋，像怕对方反悔似的——然后才找补一句：

“那多不好意思，要不是最后一根……”

收银员又笑：“知道您爱吃我们家法棍，明儿早点儿来。”

这就相当于不仅给了她一根免费的面包，甚而给了她一份免费的面子了。而直到王亚丽捧着食品袋离开面包店，又往前快步走了几十米，她才觉出一条胳膊绷得发酸，同时感到肋骨被什么有棱有角的东西硌得作痛。是那本小册子，刚才一直在腋下夹着，竟忘了它的存在。王亚丽一松胳膊，任由那东西像只残废的鸟，扑棱着翅膀坠到地上。她本想就这么走掉算了，反正那位执着地发放小册子的女孩已经不见踪影，反正大厦的保安和街上的治安巡逻员早就下了班，没人会为乱扔废纸而呵斥她几声，反正……

恰在这时，她觉得有人在看她。

其实也没人，而是路灯的光从头顶上方倾泻下来，穿透了她的头发，浓缩了她的影子，恰好照在小册子微微颤抖的封面上。那个干瘦的外国男人熠熠发亮，脸旁的光圈也在蓬勃地晃动。他的笑容仿佛活了，正以一种无所不知的目光凝视王亚丽。这自然是一个短暂的幻觉，究其原因，大约是光与风的交互作用。但竟令她心里一颤。

王亚丽想：没那么灵验吧？

3

翻开那本小册子，却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拖了这么久，倒也不是有意怠慢，而是任谁也不能给根面包就和画儿上的陌生男人亲近起来。但也许是心里一颤的缘故，那本小册子便终究没被王亚丽弃之不顾。她弯腰把它捡起来，掸掸尘土，夹回了腋下。可等拿到屋里又成了累赘：她那张下铺铁架子床的床头摆着牙缸肥皂盒，床尾摞着脏的干净的衣物，床底下则塞满了惯于搬家的人必备的两三只旅行箱。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这么一点儿，别说“果粒橙”来时会抱怨“折腾不开”，就连一个人睡觉都局促得喘不过气，当然也就容不下一本来路不明的书了。于是王亚丽没多想，扭脸进了厕所，把它插进了房东遗留在暖气片上的那摞《知音》《女友》和《故事会》杂志中间。这也是她们这套出租房里唯一存放读物的地方。

放在厕所也没人看。现在的人坐马桶都爱刷手机，没人翻杂志。再说一间屋里住四个人，一套三居室里住十二个，大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只要下班回来，大号小号川流不息，谁能让你充满闲情逸致地霸占马桶？于是一扭脸，王亚丽就把受了恩赐的事儿给忘了。

再想起来，还是因为王亚丽她妈给王亚丽打了个电话。

本来母女俩是很少联系的，甚至不像亲人更像冤家。这就要说到王亚丽还不被称为王亚丽，而是叫作王鸭梨的年岁了。怀她时，她妈犯口渴，成天叫嚷着要让她爸去给买鸭梨，她爸门倒是出了，鸭梨却一只没带回来过，当时他正抓紧时间跟粮店那娘们儿鬼混。她妈为一口吃的置气，就给女儿取名叫鸭梨。还是上派出所登记的时候，人家觉得这名字像成心捣乱，这才由户籍警做主改成了亚丽。不过从小到大，哪怕上了学，认识的人仍然把王亚丽唤作王鸭梨。又是在王亚丽或王鸭梨五六岁的时候，她爸的事儿就败露了。粮店那娘们儿的丈夫来抓奸，结果在储存富强粉的大铁箱子里捉住了两个雪人，据说都躲到那儿去了，还在赤条条白晃晃地耸动。又据说粮店卖的大饼馒头里常能吃出头发、腿毛以及不知什么地方的毛，原来是这俩雪人爱情的证明。粮店那娘们儿先离了婚，也逼着王鸭梨她爸离。她爸一算计，反正待在老家那个小县城，从老婆孩子到工作都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离，净身出户，和那娘们儿一起出门找活儿干去了。俩人目前在郑州火车站卖大饼馒头。

自此，王鸭梨跟着她妈过活。她妈看不上王鸭梨，把王鸭梨视为前夫遗留的历史负担，阻碍了她去追求新生活；王鸭梨也对她妈有敌意，因为她妈对外一心追求新生活，对内就免不了处处克扣自己。到了初中毕业，王鸭梨本来有志上高中考大学，她妈却表示供不下去了，给王鸭梨报了个职高，还是幼儿体教班，为的是体育生可以减免伙食费。又到了这几年，她妈也不管她干着什么工作、过着什么日子，就连对她沿着铁路线漂流到了哪里都没概念，少有的几次联系女儿，无一不是变着花样要钱：表弟结婚、姥爷过寿，乃至拐弯抹角不知什么亲戚的生老病死都能成为理由。她觉得王鸭梨既然“出去了”，就该能挣钱，既然能挣钱，就该替她爸补偿自己。最狠的一笔，说是老家棚户区的房子要拆迁，补偿款不够买新房的，政府要求预缴一笔钱才能排号，张口就削走了三万多，那几乎是王鸭梨辗转了几个县市又到北京打工的积蓄总和了。如果不是把钱都给了她妈，原来的王鸭梨后来的王亚丽也不至于连个单间都租不起，更不至于买个面包都要守在店门口等半价。

如上种种，使得王亚丽看见手机上跳出个河南号码时，心里便咯噔一声。那是个晨光稀薄的黎明，她醒得比别人早，又被室友的呼噜和磨牙声搅得再合不拢眼，正一人躲在厕所里，一边走形式地坐马桶，一边迷迷糊糊地玩儿着手机里的连连看。设成静音的电话执拗地颤抖着，而王亚丽却一直耗到游戏里那只奇形怪状的小动物宣布game over之后，这才点开了通话。同时，她不得不彻底回神，考虑自己的妈为什么要这么早找自己。这才不到七点钟，有那么迫不及待，非要打个突然袭击吗？又同时，她妈那些五花八门的说辞在她的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而指向的目标只有一个。王亚丽心里又咯噔一声。

王亚丽她妈的声音传了出来，却是洪亮而喜庆的：“鸭梨呀？”

还苹果呢，还香蕉呢。王亚丽招架道：“你找我？”

“瞧你说的，打你电话可不是要找你。你咋样？”大嗓门里竟夹杂着几分关切。

王亚丽便直言相告“不咋样”。上个月的工资倒是快发了，公司却突然说要先交三个月的宿舍租金外加押金，此外还有跳槽到城里来的介绍费、管理费……这些都要从她的收入里扣，所以别说拿不到几个子儿，不倒欠着人家一笔就算不错。她的右腿膝盖又在撕扯着疼了，是在体教班落下的旧伤，被二百多斤的男老师按着身子压腿压的，如今贴膏药已不管用，跳操的时候一高抬腿就浑身冒冷汗，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又得几百块。新来的健身房倒是离住处不远，交通费用或许可以省下一些，但城里客人多，每天五六堂课连轴转，而在试用期间，课时费又是不计入工资的。总之她累得像只牲口，穷得像只牲口，能维持的生活水平大概也并不强于一只牲口。说的都是实话，即使略有夸张，也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渲染了个人感受。而这些苦处以前竟没向妈吐露过，是因为从小到大就没有和妈交心的习惯；今天之所以说这么多，则是因为王亚丽决定先发制人，提前堵住妈的嘴。

她妈听完，啧啧两声：“知道你不容易……”

知道个屁，以前可没看出来你知道。王亚丽窝着火儿说：“那有事儿吗？”

她妈就沉默半晌。这半晌，王亚丽先是洋溢着恶狠狠的得意，以为自己的战术奏效了。再怎么横征暴敛的养殖户，也不能踩着鸡脖子硬逼它下蛋吧。但她又不自觉地冒出几分担忧：万一真有什么事儿呢？比如她妈上班的那个小厂开不出工资了，比如她妈晚上到县城广场边上摆的烧烤摊被工商抄了，比如她妈在外面打麻将欠下了赌债，债主找上门了——以前问王亚丽要的钱，多半是被填补在了生意或者牌桌上。不过还没等王亚丽提醒自己那些担忧是傻是贱，是自作多情，王亚丽她妈就又开口了：

“再瞧你说的，找你可不是有事儿吗？”

“啥事儿你说吧。”王亚丽脖子硬硬地一梗，简直像等着挨一刀了。

“你也别这种口气，不是钱的事儿。”她妈的口气更软了，几乎可以称得上温柔；这可是王亚丽她妈给王亚丽打电话时从未有过的情况，但没等王亚丽再起疑心，谜底已经揭了出来，“拆迁的事儿定下来了，政府说让办手续。”

“给了多大？”

“七十多平米，一套两居室。”

“就一套？”

“原想着再要套小的，人家不答应。”

“手续啥时候办？”

“就今天，上午九点。”

“你咋不早说？”

“昨儿晚上才通知的，那些人贼得很。”

“就不能等等？”

“人家催呢，说再不去就算抗拒，政策又变了。”

“可我现在怎么过去，火车票都来不及买……”

“知道你忙。”说到这儿，王亚丽她妈的口气突然就从容了，轻松了，仿佛卸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包袱，“我的意思是，我就过去签了呗，先把房拿下来再说。”

“不是签名必须得本人吗，那我的名儿……”

“形势不等人。咱们是娘儿俩，还顾得上那么多。”

说完便又沉默半晌。这半晌，王亚丽尽力想让脑子运转起来，然而却发现这很艰难。她开始一阵一阵地发懵。而仿佛是为了打消王亚丽让脑子运转起来的努力，王亚丽她妈偏又扯起了别的。这也是她妈的习惯或云战术之一：每当表示“事儿就这么定了”时，她都会兴致勃勃地顾左右而言他。

总算没太跑题，接着说的大致也和拆迁有关。谁家亲戚在省里上班，多分了一套房；谁家给拆迁办的塞了钱，先挑了好户型；谁家敢玩儿命，政府的人一来就抱着煤气罐子上房顶，结果人家可不吃这一套，先抓进班房关俩月再说。至于她们这种没关系没钱又没胆量的，与“那帮龟孙”打交道时，就更需要技巧。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什么时候该憋，什么时候该放，都得拿捏得恰到好处，和做买卖以及打牌一个道理。你不算计别人，就要被别人算计了。为了不吃亏，王亚丽她妈还专门去向一位老家在邻县，已经经历过一轮拆迁的“朋友”取经，又伙着几个邻居到政府门口睡了两晚，消耗了半脸盆的鼻涕眼泪，这才争取到了今天的结果。

“还行了，”说到这里，她妈不禁骄傲了起来，“咱们家户口本上少一人，按说面积超不过六十平米，不过最后还是给了七十多。人家也劝我别闹了，我再不软政府就该硬了，到时说理都没地方说去……”

对于这番聒噪，王亚丽听得声声入耳，但又好像一个字儿都没往脑子里去。她仍在发着懵，以至于当她妈停下来，电话里就只剩了嘶嘶的杂音。话头讪讪悬了会儿，这才又被她妈接上。近的说完了，只好说远的，但务必要硬着头皮说下去。

接着说的就近乎一个笑话了，还是她妈那“朋友”讲给她妈的。笑话的主角是邻县一光棍，年纪长相都不详，唯一值得说道的，就是这人信主。再把话岔开一句，在她们老家那一带，信主的很多，替主传道的也有不少。王亚丽有个同学的妈也信过主，给她讲过摩西分开红海，讲过五饼二鱼喂饱千人，不过后来却不信了，因为信主之后反倒下了岗。而在王亚丽的印象里，主爷儿俩虽是外国人，却洋溢着她所厌弃的那股土气。再说回王亚丽她妈所讲的事儿，那光棍是从上个世纪就信上的，因未娶妻，就越信越虔诚，以至于家里的猪啊羊啊丢了也不去找，说主自有安排。村里人偶然碰上猪羊，好意送回来，他也不谢人家，而是跑到土坯教堂里去谢主。后来他家再丢什么东西，人家找着也不往回送了，大的到镇上卖掉，小的现宰了吃，反正卖也是替主卖的，吃也是替主吃的。而这光棍的老娘临咽气以前，居然掏钱给他从山里说了个瘸腿媳妇，结婚还是到土坯教堂办的，这也是光棍秉承主的意思。只是过不到俩月，瘸腿媳妇又跑了，嫌他家穷。跑了仍不找，说凡事听主的。

可再往下讲，笑话却变成了寓言：也就是前两年，他们那村要拆迁，别家都划归县城新区，偏是光棍家住得远，宅基地坐落在一条枯河对面，划归了省里立项的工业园。工业园由几家大企业承建，不缺钱，唯独工期紧，这就造成了同地不同价。别家只分得一套回迁房，光棍却除此外又得了一大笔钱，还有工业园区里的两处商铺。突然之间，光棍就抖起来了，买了辆“帝豪”汽车停在村口，也不是为了拉活儿，而是为了兜风。其他方面也有收获，人家又给介绍了个邻村的寡妇。没想才把婚事议定，那瘸腿女人又一歪一歪地回来了，声称自己才是原配，同时受到法律及主的双重保护。仨人掰扯一阵，最后达成共识，咋过不是过，索性一块儿过，换班儿倒：一天寡妇陪光棍去兜风，瘸腿女人就在家做饭，另一天瘸腿女人去兜风，寡妇做饭。光棍自此就不是光棍了，成了一个亚当俩夏娃，或者配有两只茶碗的茶壶。

说起这事儿，光棍还和原来一样，只是脸上笑眯眯的：“都是主安排。”

又劝诫其他人：“谁叫你们不信主。”

讲到这里，王亚丽她妈大笑两声，仍很洪亮，但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却是空洞的，仿佛为笑而笑。坐在马桶上的王亚丽却觉得腿发麻，同时脑袋又开始发懵，也不知是坐久了还是被她妈的话给绕的。她便略往上提了提身子，想让自己保持清醒。谁想举着电话的那条胳膊一歪，就把暖气片上的一摞旧杂志碰了下来。从发黄发皱的一堆过气明星中间，忽然闪出一张外国男人的瘦脸，面貌慈祥，目光悲悯，脑袋后面还拢着个光圈。

王亚丽又感到那男人在看着自己，心里便没来由地怦怦跳了几下。而王亚丽她妈的话兜了一圈，从家里的房子说到别人拆迁，说到光棍信主，此时又说回了登记签字的事儿上：“总之就这么个情况，本来我直接去签了也行，但一想，还是得知会你一声。怕你跟我闹。”

她妈又说：“其实有啥可闹的。原来咱们是说好，拆迁款不够买新房，缺口你补上一部分，登记时把你名儿写前面——可现在不是来不及嘛。再说亲不亲，一家人，房本没你名儿，户口本也有你名儿，我是你妈，还能不叫你回家？我还怕你在外面野惯了不回家。”

最后她妈停止了说，抛出一个语气词：“啊？”

王亚丽只好答以一个语气词：“啊。”

王亚丽她妈就适时地挂了电话，听筒里传出了一串儿嘟嘟声，而那声音也显得心满意足。王亚丽却仍坐着不起身，下边发麻，上边发懵。一边发麻和发懵，她便对着暖气腿边上的那本小册子出起了神。她在与画儿里的外国瘦男人眼对眼地互相凝视，一边凝视，一边就想着远的近的好多事儿。想她爸不要她，和粮店那娘们儿卖大饼馒头去了；想她妈不靠谱，拿了她的钱，到底用没用在买房上都不知道；想她在河南上体教班时，二百多斤的男老师不仅按着她的身子压腿，压腿时还爱狠抓她的下体和屁股；想她喜欢过一男同学，仅限于喜欢的那种喜欢，对那人唯一的期冀，是能在毕业留言本上给她写句好听的话，也不枉喜欢一场，结果男同学写道：“王亚丽，我觉得你长得像一头驴……”

在那慈祥的目光下，王亚丽想的都是心酸的事儿。再或者，她这二十多年只有心酸。

接着，她便弯腰抄起了那本小册子，翻了开来，看了进去。在水汽腾腾的卫生间闲置了一段日子，小册子也像杂志一样发黄发皱了，好在字迹还算清晰。又好在虽是替主传道，里面的内容却并不晦涩，而是言简意赅的，每页还配有彩图。这种看图说话的形式也很适合王亚丽。那个与王亚丽无关的故事便从头讲起：话说创世之初，上帝用了七天……

啪啦啪啦纸响，王亚丽看过了亚当的肋骨做成夏娃，看过了伊甸园里的苹果和蛇，看过了大卫打败歌利亚。人一神游，轻易就能穿越洪荒，纵览千年。有些故事以前听同学信主的妈说过，模模糊糊似有印象，现在都按顺序串联在了一处。与此同时，她竟觉得心里舒坦了不少，她妈那个电话带来的猜疑和烦躁，远的近的回忆引发的心酸，统统不觉消弭。也许她想做的，正是用虚无缥缈的事儿代替实际发生的事儿，就像她妈爱打麻将，就像“果粒橙”爱幻想挣大钱，一打起来和幻想起来，屁股底下着火了都不觉得烫。只不过王亚丽恰好撞上了眼前这本小册子，所以她也有些感谢封面上的那个外国瘦男人。

正这么想，厕所门就响了。是睡她上铺那女孩：“王亚丽，你拉完没有？”

王亚丽这才意识到，在接听河南电话并神游“淌着蜜和奶的地方”之际，她已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后面还有十多个人呢，她们正等待着以更加务实的态度使用马桶。于是她挣了把劲儿起身，又掩饰性地按了下水箱，回道：“这就完。”

王亚丽刚说完，就觉得眼前一黑，接着又觉得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也许是坐得太久起得太急，再加上从睁眼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她竟一家伙晕了过去。晕时的形状也很丑陋：连裤子都没提，屁股朝向天花板，两腿岔开，上身伏地，好像一只倒栽葱的青蛙。外面舍友听到动静不对，又扯着嗓子喊了几声，随后干脆叫来别人，一起撞开了门。这时王亚丽倒渐渐恢复了意识，她听到舍友们大呼小叫，那阵势简直像是自己已经死了，不禁稍微有点儿好笑。但再一摸脸，手上湿乎乎的，味道还是腥的。原来一头扎到了暖气片上，有如豫剧里唱的杨令公怒撞李陵碑，把脑门给磕破了。

那血从上往下淌，顺着脸流到下巴，王亚丽竟没顾得上自己，反而用干净的那只手抓起身下的小册子，顺势按在怀里，如同拢着一个婴儿。

她明白自己的样子大概是很吓人的，但与此同时，她又不想让舍友看到她刚才看的东西。小册子，慈祥的外国瘦男人，在一刹那变成了一个她不愿与人分享的秘密。出于这个心思，她疼也不喊，有人推她也不动，就那么双肩紧缩，脸贴地，撅着。

直到有人要叫救护车了，王亚丽才慢慢起身，扬起一张血脸笑了。

“没事儿。”她说。

4

至于王亚丽决定拜访麦子店的“团契”，则是离那天又过去了一个月。

去也不是有意信主，而是说来惭愧。一头撞到暖气片上，她声称没事儿，但还是被室友架到医院缝了几针，此后一些日子也不能上班。等伤好点儿再去，健身房却仍让她放假，怕的是跳操跳得伤口崩裂，溅一地血再吓着谁。当然，不管是请假还是被放假，工资不言而喻是要扣发的。因此王亚丽虽然成天躺着，心里却仍忙个不停。她得算账。算入账，算出账，算水电，算医药，算伙食。上学时做算术，她老觉得数目越大越难算，后来才知道钱的事儿正相反，大数不难小数难。听健身房的客人聊天，炒股炒房七位数的亏空，在人家嘴里就跟开玩笑一样，到了她这儿，必须精确到个位数和小数点后一位数，那些数目就怎么也掰扯不开了。

况且王亚丽还背着个负担，就是“果粒橙”。那张臭嘴也要吃她的喝她的。

俩人是在回龙观认识的，当时王亚丽在健身房教人跳操，“果粒橙”在中介公司帮人卖房租房。下班都晚，都爱到附近一家烩面馆吃烩面，不同的是王亚丽吃烩面就的是蒜，“果粒橙”吃烩面也要来瓶果粒橙。因为吃烩面，他们知道了对方都是河南新郑一带人，一来二去算认识了；也因为吃烩面，一个春夜发起燥来，“果粒橙”就把王亚丽带到客户委托的房子里，不顾蒜味儿，在沙发上将她给办了。办完之后嘿嘿笑：

“真是出门靠老乡。”把“靠”字说得格外重。

这是“果粒橙”其人的一大特点：不仅口风脏，而且每每能把脏话说出许多因地制宜的创意来。最早王亚丽还觉得好玩儿，甚至跟他学，进而又把几个室友给传上了，但时间久了，自己却先受不了了。受不了也不是因为脏，王亚丽自小也不是在耳根子干净的环境里长大的，而是因为她发现，“果粒橙”说脏话还有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一般人随口说出的脏话，往往漫无边际，没有针对性，其效果就好像谁都骂了又谁都没骂，“果粒橙”却永远是目标明确：客户不能骂，领导不敢骂，谁跟他近谁跟他熟，他就专门拿谁开刀。这就称得上刻意和恶毒了。以前冲他妈去，过年往家打个电话都能把他妈给说哭了；后来是骂和他一起来北京的几个兄弟，终于把人家骂急了，合伙揍了他一顿，从此再不打交道；到如今，挨骂的义务就落到了王亚丽头上。她的长相、习性和工作统统被他损了个遍，说辞花样百出，意象却万变不离其宗，无外乎牲口、排泄物和交配运动。有时王亚丽幻觉，只要“果粒橙”一张嘴，她就变成了一头躺在粪坑里等待配种的驴。

逼急了王亚丽也反抗。有一次俩人正在铁架子床的下铺折腾，折腾到一半儿，“果粒橙”突然就停了，侧眼打量王亚丽，然后说：“你那同学说得真他妈对。”

王亚丽正在闭眼承受，一时反应不过来，问：“哪同学？说什么？”

“果粒橙”认真地说：“就是你跟人家发骚那同学呀，他说你长得像一头驴。从刚才的角度一看，你还真像一头驴，而且叫得也像驴。你妈逼，我是日了驴了。”

此情此景，此话就让王亚丽急了。她少有地发狠，抬起因为常年跳操而伤痕累累的腿，一脚把“果粒橙”从床上蹬了下去，而后赤条条地跃起反骂。她的脑袋在上铺磕了好几个包，声嘶力竭，嗓子都喊哑了。这番疾风骤雨持续了足有半个小时，王亚丽才瘫回床上，呼哧呼哧喘气。她发现骂人也是一项体力活儿，比在床上折腾还累。

“果粒橙”却古怪地一笑：“客观事实，你急什么。”

又指自己胯下：“驴就驴，我还不如驴。”

还说：“你怎么就不懂，骂你是把你当亲人哪。”

听他这么说，王亚丽就消停了下来，但却不是心情好转，而是陷入了索然之中。人活在世，都是爹娘生父母养，却非得如此卖力地互相贬损和自我贬损，动辄还拿牲口打比方，这让她觉得没劲透了。往近了说，二十多年白活，往远了说，生物学意义上的几百万年进化全都徒劳无功。王亚丽的索然似乎也传染了“果粒橙”，他跟着垂下头来，咂吧两声，仿佛对王亚丽像驴或自己一定要骂人的现状无可奈何。然而出其不意地，王亚丽又从这静默中察觉出了一丝温暖，那感觉好像在冷水里尝出了一滴眼泪。这就来自于“果粒橙”把她当亲人的那句话了。还有谁把王亚丽当亲人呢？而王亚丽又是多么需要一个亲人啊。为了这个，她似乎就没必要质问“果粒橙”为什么专要辱骂她这个亲人了，相反，“果粒橙”的辱骂恰恰说明了她是他的亲人。起码在口头上，起码在铁架子床的下铺上。

而一定要给“果粒橙”的骂人找个原因，那也未见得是精神上出了毛病，也许反而是精神上的正当需求。这么说吧，人的情绪都得有个出口，在工作中越是笑容可掬的人，在工作之外脾气就会越差，也就越需要找人泄愤。那么再以这个道理反推“果粒橙”，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那家伙对王亚丽越粗暴、越刻薄，也就越说明了他是个勤奋敬业的房产中介呢？

这也符合“果粒橙”另一个特点。事实上，王亚丽不得不承认，“果粒橙”不仅勤奋敬业，而且志向远大。“果粒橙”也爱算账，但和王亚丽又不是一种算法。王亚丽算的是手头那点儿钱够不够花，是聊以糊口的算，“果粒橙”算的却是将来挣多少钱才够花，而且还要算钱如何才能生钱，那就是体现着人生理想的算了。当俩人在铁架子床上骂完折腾完，“果粒橙”曾经不止一次对王亚丽掰扯过那笔账：他顶风冒雨骑着电动车带人看房，总算成交一单生意，业主拿五位数，老板拿四位数，他呢？七七八八也就是个三位数。这还是租，如果是买或者卖，收益的差距就更大了。凭他“果粒橙”的聪明才智，为什么要替人辛苦替人忙，凭他“果粒橙”的意志品质，为什么要人家吃肉他喝汤？

“我们店长就一傻叉，大写‘壹贰叁’都划拉不清楚。”

“找一门脸雇俩人，招牌一挂就能开张。”

“他们干得，我干不得？”

简而言之，“果粒橙”的理想是开一家中介公司。按照他的说法，到了那时，王亚丽也不必再到健身房教人跳操，而是在店里管管账，当个老板娘就行——由此不仅相当于从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甚而有了挺进那个不劳而获的阶层的可能性。

对于这个理想，王亚丽起初的看法是认为他过于乐观，但随后一想，究竟应不应该乐观，又得分在哪儿看待事情。如果是区区新郑小县城，一张嘴说出的数目字儿多了俩零，那不是喝多了就是诈骗犯，可谁让他们都来了北京呢？在北京，很多切实可信的事儿变得虚无缥缈了，但也有很多虚无缥缈的事儿变得切实可信了。而也正因为那份看似切实的乐观，王亚丽便对“果粒橙”多了些许景仰，甚而还从“果粒橙”的谩骂中咂摸出了贴心贴肺的意味。啊，王亚丽似乎明白过来，俩人的关系里，原来拐了这么个弯儿。

于是王亚丽说：“等你当了店长，可不会看上别人吧？”

“果粒橙”说：“你脑子进屎了？不都把你当亲人了嘛。”

王亚丽说：“将来要真能开店，就开在麦子店呗？”

“果粒橙”说：“这地方好在哪儿，连个学区也不是，房子还老。”

王亚丽说：“我就觉得麦子店好……麦子店像北京。”

“果粒橙”说：“别扯了，还是脚踏实地，把店开起来再说吧。”

而一脚踏实地，却让王亚丽又生发出了一层认识：有的时候，脚踏实地的行动比虚无缥缈的幻想还要荒唐。进行完那番讨论，“果粒橙”突然宣布，他将执行一项个人财务计划，把每个月的生活费锁定在五百块钱以内，其他收入全存起来，用作将来开店的启动资金。

听到这个决定，王亚丽几乎觉得他在开玩笑。在北京，五百块钱一个月，谁信呀。对于她的质疑，“果粒橙”则恶狠狠地迸出几个“操”，但就不是骂王亚丽了，而是在给自己鼓劲儿。他进而教育她：财务管理是商业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其诀窍就是从小处做起；现在市场竞争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执行力，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后总结性地打鸡血：

“今天少花一块钱，明天开店早一秒。”

王亚丽也不得不佩服“果粒橙”那说干就干的气魄：话音刚落，他就退了出租房，搬到店里打地铺；再没买过一件衣裳，衬衫袖子底下破了就先夹着胳肢窝见客户；如果不是王亚丽坚决抵制，他恨不得连每次折腾时用过的避孕套都要晾干了下次接着使。原来“果粒橙”就是个节俭的人，到现在何止节俭，简直是自虐了。或许他必须用这种态度才能向王亚丽，更重要的是向自己证明，开店可不是说说就算的，而是势在必行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而是近在咫尺的。

不过凡事并不绝对，“果粒橙”也不是在每件事上都能说到做到。

比如在那之后，他还曾经表示，以后就不能老来找王亚丽了，理由是跑一趟又费时间又费钱。可同样话音刚落，来的频率非但没变低，反而变高了。本来王亚丽在麦子店，“果粒橙”还在回龙观，俩人又都忙，不是你加班就是我加班，所以常常半个月才见一次，但这一阵，“果粒橙”就几乎是每个礼拜都露面了，有时恨不得两三天就来一趟。刚开始，这个变化还让王亚丽挺欣慰，并且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那句“把你当亲人”，但她随即发现，“果粒橙”再来时，却不像以前那样非缠着她要折腾一把了，而是随着一种肉欲的降低，另一种肉欲陡然高涨。驴火，过去能吃俩，现在起码五个；烩面，过去一碗就够，现在得两碗，还得另点三份单切的肉片，层层叠叠盖住碗口，捂得面汤里的热气儿都冒不出来了；就连临走前再吃个鸡蛋灌饼，都得额外多夹两根火腿肠。更关键的是，过去俩人吃饭，都是“果粒橙”结账，现在不了，他就那么木然地把脸一撇，咂吧着嘴等王亚丽掏钱。

很明显，他的打算是进城狠吃王亚丽两顿，回去再硬扛着“素”几天。那么这家伙平时吃什么？干馒头就榨菜还是方便面泡烙饼？五百块钱的标准，再刨除电话费和交通费，想来也很难见到荤腥。也许他还只恨人没像牛一样长四个胃，那样的话，来一趟就更不白跑了。

这让王亚丽好气又好笑。她想起小时候，她妈带她去赴人家婚宴，去之前的两天只吃熬白菜，为的就是到了席上玩儿命塞。记得有次席都散了，她妈还逼她又吃了两个拳头大的肉丸子，撑得她直翻白眼儿，回去时坐公共汽车颠吐了，她妈心疼得用钥匙扎她嘴。而跟女朋友还耍这种小心眼儿，简直就像网上的奇葩段子了。难道省下他“果粒橙”的钱算省，挥霍她王亚丽的钱就不算挥霍了？如果这样，又何来“亲人”一说？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如上种种，在以前还算不了什么，反正再穷也不至于危及温饱，可等王亚丽磕了脑门又有半个多月没上班，竟然真成了问题了。王亚丽一边算账一边决定，必须得跟“果粒橙”挑明了说说。亲人也得明算账，为了理想也不能饿肚子，何况还是为了他的理想而饿了她的肚子。

那个周六，她正刷着手机发怔，“果粒橙”果然就来了。

进门“我操”两声，又指着王亚丽说：“你怎么变成马王爷了。”

说的是王亚丽脑门上的那道疤。她自己也对着镜子照过，就在额头中央，缝了两针又凹进去一条缝，恰似老家庙里神像的第三只眼，而且也是竖着的。只不过马王爷的第三只眼是威风凛凛的，王亚丽的第三只眼却是红通通烂乎乎的，好像哭肿了。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她的火儿就上来了。然而恰因打定了主意，王亚丽反倒没有发作，只是沉默地穿鞋、拿钥匙。

俩人就出门吃饭。以前这顿午饭常在小区门外的面馆解决，或者是到公交车站附近的驴火店，而今天，王亚丽也不征询意见，径直拐上大街，往地铁站边上的那幢写字楼走去。她走得嗓子眼儿里吭叽作响，脖子硬邦邦地绷着，从背影就能看出正在生闷气。而身后的“果粒橙”竟没再聒噪，一声不吭地跟着。转过通身透亮的玻璃楼体，那家起了法文名字挂了英文招牌的面包店便露了出来。王亚丽几步跨上台阶，一把拉开了触觉厚重却又好似空无一物的玻璃门。隔了昼夜之间的时差，这里几乎不认识了：人多得转不开身子，音乐的音量也比晚上大了几倍。收银台后仍站着那个满脸蝴蝶斑的女店员，却不在刷手机看韩剧，而是将两手并拢在围裙上，用标准化的微笑招呼：

“您好，要点儿什么？”

对方该是忘了自己吧，或者只记得晚上那个自己。王亚丽略一恍惚，把话原样传递给了“果粒橙”：“要点儿什么？”

“吃饱就行。”“果粒橙”惶惑地回答。

“那就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王亚丽端起托盘，走到一张靠窗的二人座旁，把屁股往椅子上一歪，又将东西往“果粒橙”面前一推：“吃。”

“果粒橙”就吃，一张脸噼里啪啦蠕动。王亚丽则斜身侧眼看着对方。她做好了准备，假如“果粒橙”再敢拿这顿饭的性价比说事儿，污蔑她傻和贱，她就举起托盘，琳琅满目地扣到他脸上。越是糟践平时舍不得的东西，越有豁出去的快感，而她王亚丽今天还真打算豁出去了。有什么的呀，大不了一拍两散，没掉块肉。

“果粒橙”终于在吃的间歇开口了：“你也吃？”

王亚丽哼了一声：“没胃口。”

“果粒橙”便将托盘拽近了些：“那我再使使劲儿。”

王亚丽又哼了一声：“饿着了吧？”

“果粒橙”说：“那可不。”

王亚丽嗓子一哽：“我也快挨饿了。”

接着，她便将近日来的算账结果通报给了“果粒橙”。声音不大，但丁是丁卯是卯：六百二十块零八毛，这是交完了一笔外科急诊医药费后银行卡里剩下的数目；此外还有现钱一百一，合计七百三十块零八毛；用这些钱我需要支付上个月分摊的水电费、下个月预缴的电话费以及坐车、买香皂和卫生巾等等必要开销，关键是还有下下个月开工资之前的伙食费。能吃成什么样，你心里也有数，更关键的是，这饭就只够一人吃，不够俩人吃了。人要是能不吃饭该多好，充电也行，电费比烙饼馒头便宜。算了，不扯没用的了，反正你这样隔三差五地过来卷一顿，我是供不起了。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王亚丽逆着浑浊的阳光，不紧不慢地说着。“果粒橙”则不得不停止了吃，目光却还附着在托盘上。等她收声，俩人又枯坐片刻，仿佛这一个以为那一个没听懂，那一个又以为这一个没说完。头顶有只飞虫扎进了电子灭蝇器，脆响一声，如同炸了个爆竹。

“果粒橙”这才又开口：“都这怂样了，你还买这些？”

王亚丽说：“我想着，咱俩要是就此断了，这顿总得吃点儿好的。”

“果粒橙”说：“那还不如去吃自助，我能吃黄了他个王八蛋。”

王亚丽说：“吃不吃吧？”

“果粒橙”斜了一眼王亚丽：“我找你，就图个吃？”

王亚丽也斜了“果粒橙”一眼：“最近也没图别的。”

“果粒橙”便慨叹一声：“王亚丽，你是傻呀还是贱呀。”

而当王亚丽刚一涌起掀盘子的冲动，“果粒橙”却抹抹嘴，从身后拽过尼龙书包，拉开最外的一层拉链，又拉开里面的一层拉链，掏出一个牛皮纸口袋，放在桌上，还用手抹抹平。这架势搞得王亚丽不由一愣，而低头看那口袋，上面印着房产公司的名字，显得鼓囊囊沉甸甸的。在“果粒橙”的眼神鼓励下，她捏着纸口袋上的棉绳逆时针绕开，把它掀开一条缝，就看见里面装着几摞钱，用猴皮筋扎在一起，形成了一块暗红色的小砖头。王亚丽一时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赶紧把纸口袋合上，但随即又掀开瞥了一眼。

“别数了，四万七。”“果粒橙”说。

“这一年只领底薪，提成都压在公司。好说歹说，今天让我取了。”“果粒橙”说。

“不够开店的，还得接着攒，不过也快了。”“果粒橙”又说。

他的话半句半句往外蹦，蹦了几段儿，才像上足了润滑油的拖拉机，突突突地顺畅起来。“果粒橙”先重申了自己执行那项财务计划的初衷：不是没钱，而是没有可以瞎花的钱，这样虐待自己，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用意。接着又解释了非要到她这儿来蹭饭的原因：不是不想吃，而是不想由自己做出吃的决定，怕的是手指头一松，意志就薄弱了，借助王亚丽，则可以减轻吃的负罪感，仿佛是她要求他吃，他也就不得不吃了。随后又对只顾自己励志，却疏忽了王亚丽的经济状况做出道歉：不是没想过她缺钱，而是没想过她缺钱缺到这个份儿上。那好，自己的积蓄以后就放在她这儿了，别说蛋糕，鲍鱼也吃得起。但有一条，他希望王亚丽替他掂量掂量：这些天他正在看房子，给不久以后开的店选址，麦子店这地方别看旧，但毕竟是在城区，租金可比回龙观贵多了，随随便便一间临街房，张嘴就要一万多一个月，而且还得一次性缴足三个月的房租，再加上简单装修和购置桌椅电脑的费用，前期投入怎么也得预备个七八万；如果再雇俩人，十万都打不住。也就是说，到底能在多远的未来实现咱们——注意，是“咱们”——的理想，终究还得取决于能从手指头缝里再攒下多少钱来。他这边的情况也就是这么个情况，王亚丽，你看着办吧。

这也是“果粒橙”自从认识王亚丽以来，少有的不夹杂牲口、排泄物和交配运动的一段独白，不仅说得清洁，而且说得恳切。说时一张脸仍在噼里啪啦地蠕动，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把意思表达清楚。而王亚丽听完又愣了半晌，然后问：

“你说……店要开在麦子店？”

“可不，你不是喜欢这儿嘛。当然选这儿也不全是因为你喜欢，我又权衡了一下，和别处比，麦子店的房子虽然净是老破小，可是外来住户多，老房主搬家的也多，所以甭管是卖是租，换手率都挺高。表面上看着一单生意赚不到几个钱，架不住细水长流啊，这种经营模式也适合刚起步的公司。”“果粒橙”说着，又舔舔嘴角的一抹奶油，剜了王亚丽一眼，“你呀，这么不懂我的苦心，我是白把你当亲人了。”

王亚丽半晌没话。在此期间，“果粒橙”已经低下头去，一心一意对付起了那块小脸盆一般的芝士蛋糕，亮给她一个天灵盖。在这半个月没洗、头发纠缠凌乱的脑袋里，得藏着多少弯弯绕。就是个吃饭的事儿，还较着好几股劲，跟别人较劲，跟自己较劲，跟王亚丽对麦子店这个地方的爱好较劲。比起“果粒橙”，她王亚丽的想法可真是太简单了。那么现在苦心也懂了亲人也当了，她应该感动吗，或者说，应该惭愧吗？

的确，她的鼻子一酸，差点儿就要哭出来了。林立的高楼挡住了风，城市的胳肢窝里藏着多少暖烘烘脏乎乎的东西，既让人厌烦，又让人依恋。这是麦子店特有的气息，也正是裹挟在这种气息之中，王亚丽目光迷离，心里揣着满满的一腔情义。

她没哭，却笑了：“郭立城，你个孬孙。”

“果粒橙”回应她：“王亚丽，你个傻驴。”

随后的这个下午，俩人回到铁架子床的下铺，也不管有没有被人破门而入的危险，足足折腾了一个钟头。在此期间，王亚丽一直体谅地侧着脸，为的是不让“果粒橙”看到她的第三只眼，从而感到身下压着一个马王爷。等他轱辘到一边不动了，俩人又挤着喘了会儿，王亚丽忽然问：“钱放我这儿，你不怕我跑了？”

“果粒橙”说：“你不怕我把你宰了？”

王亚丽说：“跑都跑了，你宰得着么。”

“果粒橙”居然含糊了：“妈了个逼，你不会真跑吧。”

“你不说我是个傻驴吗，你不都把我当亲人了吗？”王亚丽搂住“果粒橙”，把马王爷的第三只眼贴在他的胳膊上，偷偷笑了；但随即，她却又突然发狠，照着他的膀子咬了一口，接着像宣誓一般说，“你放心，那钱我要花了，就不是人揍的。”

“果粒橙”欣慰地嗷了一声。王亚丽便披上衣服，到卫生间里去洗，洗完又在马桶上坐了一会儿。而这时，她又看到了那本小册子，具体地说是小册子的一角。上次被舍友抬到医院之前，她匆忙把它插回到暖器上的《知音》《女友》和《故事会》杂志里了。一看不打紧，心里怦然又是一动。接着，王亚丽就把小册子抽了出来。封面上的外国瘦男人依然慈祥地笑着，脑袋后面拢着个光圈，眼神仿佛洞悉一切。但她才不管究竟被对方洞悉到了什么，径自捻着纸，哗啦哗啦翻着。这次看的却不是那些古代的、有影儿没影儿的传说了，相反，她是在寻找一则关于现在的具体事项。以前就依稀见过那句话，只是没往心里去，而在现如今的情形下，那团记忆就像枯水下的鹅卵石一样硬邦邦地顶了出来。

果不其然，就是这话，位置在倒数第二页的边角上。那片字迹却不是印上去的，而是用圆珠笔后添的，旁边还有一串手写的电话号码，联系人叫作“岳小姐”。王亚丽从披着的衣服兜里掏出手机，照着号码打了过去。

“是信教的地方吗？”

“这里是团契。”

“什么是团契？”

“也就是信教的地方。”

“别说车轱辘话。缺人吗？”

“这位教友，不是主缺少你，而是你需要……”

“怎么又说车轱辘话。我想去行不行？”

“当然可以。您以前在哪个教堂？”

“以前没去过。”

“新教友一样也欢迎的。”

“远吗？”

“我们在麦子店，您在哪儿？”

“那不远。对了，你们管饭吧？”

“您说什么？”

“宣传册上写的，有项活动是聚餐。”

“哦对……那是每次讲经结束之后……”

“每次？下次什么时候？”

“我们每个周日聚会。”

“周日？不就是明天吗？那好，明天见。”

5

后来按照岳晓芬姐妹的描述，王亚丽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走向了主的所在，恰如一只迷途的羔羊。对于这个说法，王亚丽只有部分同意。那个周日天气确实不错，从张家口来的风突破了楼群的壁垒，将麦子店的天洗刷得乍眼的蓝了起来。然而就算走在一方爽朗的蓝天之下，她依然无法把自己想象成一只羔羊。她可没那么纤弱、无辜、楚楚可怜。说实话，王亚丽已经习惯于被人比喻成驴了。

这头驴也不存在“迷途”一说。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此类问题不在王亚丽的考虑范围之内。如果一定要回答，那她就是从食不果腹的处境里来，朝着能免费填饱肚子的地方去。小册子里写得明明白白，只要来了都管饭，更何况那本小册子还是人家硬塞给她的，这就相当于热情地邀请她去白吃，她完全可以把这个举动理解为使用了一张快餐店的试吃券。

话虽这么讲，在根据电话的指引走向“团契”时，王亚丽还是犯起了嘀咕。她终究没法把“蹭饭”和传统意义上的“要饭”撇清干系。这就又要说到王亚丽她妈对王亚丽的启蒙教育了。在小时候，王亚丽一惹她妈生气，她妈就骂她“卖逼的”，有时加以修饰，则是“小卖逼的”或“卖小逼的”。后来她日渐大了，有次她妈吃了自己烧烤摊上的过期肉，拉稀拉得下不了床，王亚丽跑前跑后伺候了三天，给她妈熬粥，给她妈洗裤子床单，搞得她妈动了感情，拽过王亚丽的手摸了几摸，掉下两滴眼泪：

“你个卖逼的，还算有些良心，也有些用处。”

初具人格的王亚丽也哭了：“往后别说我卖逼的了，行不？”

她妈就说：“卖逼也比要饭强。”

进而讲起了她姥爷在饥荒年月逃难的事，那可真是惨绝人寰。中原一带人，很多家庭都流传着这种记忆。也就是说，在王亚丽她妈的观念里，要饭的屈辱远甚于卖逼。又可想见，如果不是出于一腔母爱，她就会管王亚丽叫“要饭的”而非“卖逼的”了。受其观念影响，后来出门找活儿干时，王亚丽也暗自立志：穷死不讨一口吃。正因为此，哪怕是每天晚上的半价面包，她也要一秒不差地等够时辰。

可现在来都来了，王亚丽也只好这么劝慰自己：蹭饭不是要饭，难道人家还能放狗咬她？与此同时，她还用理想来鼓励自己，具体地说是“果粒橙”的理想。如果理想还不够，那就再加上感情：人家把身家性命都押在自己这儿了，这不可谓不把她当亲人；既然已经是亲人，就决不能破了那笔钱，破了就辜负了。好歹先把眼下对付过去，她这边儿能省多少是多少，用省下的钱接济“果粒橙”，“果粒橙”吃饱了再去跑业务，等到有朝一日，真把店开起来了，而且果然开在麦子店，那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大不了到时再来一趟，吃了多少都还上，也就不算白吃了吧？权当向那画儿上的外国瘦男人借了个债。

心里打了几个颠倒，王亚丽便在理想、感情外加契约精神的鼓舞下，从麦子店南里穿到麦子店中里，又拐了个弯来到麦子店东里。在视觉印象上，她相当于从一片灰色矮楼出发，经过一片褐色高楼，最后钻进了一片暗红色矮楼。楼们无论高矮，一律都旧，据说原来分别属于纺织厂、水泥厂和化工厂，而现在厂子外迁，老房主搬的搬死的死，填充进来的新住户就是五花八门的了。有中国小年轻，也有外国老胖子，有娘里娘气的肌肉男，也有烟不离手的女白领，有西服革履的穷鬼，也有开着豪车的膀爷。在街边的一个网红面摊上，她还看见七八个身高接近一米八的艳丽女郎，或穿皮衣皮裙，或穿貂绒小袄，还有拖着露背晚礼服的，一律手捧海碗，辣得吸吸溜溜。也不知是等待试镜的模特，还是刚刚下班的“公主”。

“团契”所在的暗红色小楼则是所有旧楼中最旧的一幢，不仅没装防盗门，就连楼道的窗户都残缺不全了，远看好像生了疮的排骨。进了某个门洞，并未听到主的福音，扑面而来的反而是单田芳的评书。老艺术家的烟酒嗓从一楼右手边那扇斑驳的木门背后奔涌而出，一唱三叹，气势磅礴，充斥了楼道里那曲折狭小的空间。王亚丽被唬得一愣，接着便绕过一堆破纸箱和几辆自行车，沿楼梯爬上了二楼。仍是右手边，仍是一扇斑驳的木门，她一抬头便看见门上贴了张外国瘦男人的头像，脑袋后面拢着个光圈。

就这儿了。王亚丽敲门，未几门开，闪出一双灵活的大眼睛。她又想起，昨天接电话以及今天给她指路的，也正是一个温柔的南方口音，会把“四十”说成“丝丝”的那种。原来“联系人岳小姐”就是当初发传单的女孩。再见之下，王亚丽的态度就有些腼腆了，也不开口，先抿嘴一笑。

互看半晌，她才说：“咱们联系过……我叫王亚丽。”

对方的眼睛明亮地一晃，以笃定的口吻招呼：“王亚丽姐妹，欢迎你。”

岳小姐便让出门来，令王亚丽看到了屋里的情形。一套五六十平米的老式两居室，朝北的卧室闭着门，过道空着，朝南的卧室里或坐或卧了十来个人，男女都有，平均年龄足有六十往上。其中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太太已经满头银发，却打理得一丝不苟，乍看好像开了一朵盛大的白色菊花。老人们中间点缀着两三个年纪小的，也与街上常见的年轻人不同，不是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就是手边放着一对拐，唯一一个貌似精干的小伙子还歪在了光板床上，下身盖副毯子。

岳小姐一只手指放在唇边，轻轻“嘘”了一下，又指向靠门的一个马扎，示意王亚丽坐下。接着，所有人都捧起一本厚书，大约就是《圣经》，却不发声，而是听一个油光水滑的中年胖男人讲了起来。仪式已经开始，王亚丽迟到了。

讲经其实就是念经。胖男人穿身皱巴巴的黑西服，头发打了蜡，湿漉漉地梳成了个大背头。他被众人簇拥在床头，大屁股几乎占据了半张床，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他像山一样牢牢压住了歪在床上的那个小伙子，而后者正在奋力地试图从他的屁股底下挣脱。除了胖，这男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嗓音：既厚且软，仿佛塞满了棉花又在温水里泡透了，听来不像男声，反倒令人想起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讲的什么呢？自然不是打起手鼓唱起歌，骑着马儿翻山坡，而是《圣经》里的一段故事。具体又是哪段故事？这就不知道了。其实王亚丽本来也想听一听，并且煞有介事地支棱起了脑袋，好像一只凝神侧耳的驴——这个姿态又有一多半是做给岳小姐看的——然而故事没头没尾，人名也既乱又绕，一时难以分清谁是谁的谁，更重要的是，王亚丽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两碗凉水，这时肚子已经空得发慌，实在难以集中精神。没过多久，她的脑袋就耷拉了下去，变成了一只俯首垂耳的驴。

王亚丽正在难以自抑地滑入梦乡。在梦里，她仿佛又回到了小学课堂。

小学六年，没吃过一顿早饭。她妈跟粮店有仇，自从她爸和那娘们儿跑了，就没去买过大饼馒头，“怕吃出逼毛”。加之厂子时常开不了工，为解决生计，开始摆摊卖烧烤，头天熬到夜里一两点，次日起不来，干脆省一顿。大人省一顿无非睡觉，孩子省一顿就在课上没精神。熬到受不住，还是得睡觉。偏偏王亚丽的班主任也很有创意，对付睡觉的学生不用粉笔头射击，而是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大小、共鸣能力极强的惊堂木，看见谁趴下了，先诡秘地努嘴挥手，让全班安静下来，再蹑手蹑脚来到那孩子面前，猛地把惊堂木往桌上一拍。睡觉的学生如同被罩进鼓里又狠捶一记，每每反应不一：有的像火箭一样往天上发射，有的手舞足蹈乱哆嗦，有的两腿一软出溜到桌子底下。到了王亚丽这儿，效果最具有戏剧性。她常常腾的一下站起来，在老师面前立正：

“我不敢了。”

接着就觉胯下一凉，原来已经尿了。尿了也不敢回家洗，继续在课堂上坐着，等待自然风干。自从发现这个特性，老师倒是放任她睡觉了，其他学生却有了事儿干。王亚丽一旦再睡，他们就会钻到讲台边上去找惊堂木，找不着用铅笔盒也行。他们很希望除了尿以外，把她的屎也给吓出来。可惜王亚丽肚子里没有存货，实在不能满足同学们的期望，倒是由于频繁小便失禁，把大腿内侧沤出了疹子，一睡着了就会下意识地伸手去挠。

同学便会向老师汇报：“王鸭梨又在抠腿。”

七岁看老，这个童年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于是此时，屋里就呈现出了这样一幅场景：在大胖子那舒缓醇厚的讲述之中，在众人那凝神屏气的倾听之中，唯有坐在小马扎上的王亚丽歪着脑袋，咂着嘴巴，一条涎水从嘴角滑出来又吸溜进去；与此同时，她毫不设防地岔开双腿，一手弯如鸡爪，有条不紊地游走于其间，一会儿在左边的大腿根挠挠，一会儿在右边的大腿根挠挠。她挠得相当用力，指甲在尼龙运动裤上摩擦出了咯吱咯吱的尖叫，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左边痒还是右边痒，其实只有王亚丽自己知道，她挠的是多年以前早已不存在的痒。这姿态当然是很不恭敬的，不过居然一直没人对她抗议。对于那些人来说，仿佛屋里并不存在着一个王亚丽，又仿佛不管王亚丽做出怎样的举动，他们也还是他们。

——啪！

和上小学时一样，王亚丽又是被一记惊堂木给吓醒的。那声音如此清脆，如此响亮，而且近在耳边，震得她空荡荡的脑壳回声不断——再加上肚子里的饥肠辘辘和大腿根的隐隐作痛，这些似曾相识的感观印象，令她在一瞬间真以为自己穿越了回去。在众目睽睽之下，王亚丽腾地弹了起来，笔直地立正。她出了一身冷汗，扯风箱一样大喘了两口气。

随后，王亚丽才又回到了现在，回到了麦子店的旧楼房。

和上小学时不一样，此刻她的两腿之间总算没有湿漉漉地发凉。在关键时刻能憋住尿，这恐怕是她长大成人之后唯一实质性的进步。而当王亚丽既晕头转向又心有余悸地打量着油光水滑的大胖子，打量着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打量着歪在床上的小伙子时，身边又有人拍了拍她。是岳小姐。那女孩柔软地摩挲了一下她的手背，用同样柔软的声音说：

“不怕，没事。”

又说：“主和我们在一起。”

人家这么一说，王亚丽居然不再害怕，而且听话地坐了下来。主在哪儿？没看见。但她知道有个人正在柔声细语地安慰着她，仿佛自己真是一只纤弱、无辜、楚楚可怜的羔羊。而这种腔调和这种态度，又是她长了这么大从没体验过的，王亚丽甚至被弄得羞涩了起来。她很想扭过头去看一看岳小姐，但才扭到一半，又不好意思地转了回来。她只能假装发呆地盯着前面一个老男人斑秃的后脑勺，并且陷入了另一个疑惑：方才那记骇人的声响是从哪儿来的？惊堂木到底拍在了她的耳朵眼儿里还是记忆深处？

答案接踵而至。就在脚下，声浪一波一波地涌了上来，响彻四面八方。那是一个典型的烟酒嗓，苍老，遒劲，澎湃，在它的冲击之下，这栋矮楼的墙板仿佛薄如蝉翼：

“话说董卓乱长安，各路诸侯征战虎牢关——”

王亚丽记起来，在她上楼时，一楼的楼道里就飘荡着这个嗓音。单田芳还是单田芳，不过刚才说的好像还是《白眉大侠》，现在却变成了《三国演义》。又不过，《白眉大侠》的音量还没这么大，到了《三国演义》就简直震耳欲聋。不止王亚丽，满屋子的人都悚然一惊，纷纷抬起头来，好像一群被扯着线往上“提溜”的木偶。不过也看出来，他们对于单田芳的破墙而入是有所准备的，起码没像王亚丽那样反应强烈。大胖子舔了舔嘴唇，老太太皱着眉揉了揉太阳穴，小伙子在床板上抽搐了两下。

“要不先停停？”大胖子问。

“停停就停停。”老太太附和。

“也别天天停，”小伙子反对，“一会儿又忘了讲到哪儿了。”

讨论莫衷一是，楼下的单田芳却更加声势浩大，不仅震得地板发颤，简直就连头上的灯管儿都恨不得跟着摇晃起来了。这么一会儿工夫，关云长已经斩了华雄，策马回营，来到帐内，其酒尚温。至于王亚丽，她的耳朵里杀声震天，肚子里更是金鼓齐鸣，如果有人征询她的意见，那她只有六个字儿：先吃饭，吃饱散。反正耶稣也好，关云长也好，都不在她的关心范围之内，就算他们打起来也无所谓。

可惜事情并不如她的意。众人面面相觑一会儿，又把目光一齐转向了岳小姐。这女孩文文静静地坐在旮旯，此刻却成了这么多人的主心骨。在十几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岳小姐便站了起来。她的眸子还是亮晶晶的，神色却出奇的安详。

她说：“心里有主，杂声再大也不能扰乱我们。”

众人点头。就连带头叫停的大胖子也说：“岳晓芬姐妹说得对。”

王亚丽便知道了岳小姐名叫岳晓芬。岳晓芬姐妹又说：“唱支歌吧。”

接着也不征询别人的意见，径自唱了起来。她的声音不大，甚而有点儿虚弱，许多长音唱不完整，拖到一半就只剩了无声的吐气。然而也怪了，一时之间，王亚丽似乎只听到了岳晓芬姐妹的歌声，比那歌声喧嚣了无数倍的单田芳，却降格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就像河水里落进了一片树叶，任它波浪翻滚，树叶却总也不会沉没。

跟随着岳晓芬姐妹，屋里的其他人也唱起来了：

 

主，你是盛开在

沙仑的玫瑰

谁不切慕喜爱将你采归

你如那膏油馨香绽放四溢

你艳丽芳香秀美

谁能不为你，倾倒跪下降服

谁能不为你迷恋陶醉

谁不为你倾心向往竭力追随

有主无怨无悔

你让我一生拥有你那芳香的玫瑰

因你在我的里面我就秀美

因你在我的里面

我就永远艳丽芳香秀美

 

这歌儿只有王亚丽一人不会唱，但她不得不张着嘴，也跟着哼哼了几声。这是因为岳晓芬姐妹一边唱，还一边拉住了她的手。在岳晓芬姐妹的示意下，王亚丽只得伸出手去，又拉住了边上另一个人的手。屋里的人你拉着我，我拉着你，结成了一个极不规则的环形，在这环形之内，正如岳晓芬姐妹所言，杂音再大也是不能扰乱他们的。一曲终了，屋里仿佛静谧了下来，就连空气和光都凝固了。

然后大胖子拿起了厚书，照本宣科地朗读了起来。

然后屋里的人纷纷坐正，恢复了肃穆听讲的姿态。

然后王亚丽又瞥了一眼岳晓芬姐妹，却发现对方亮晶晶的眼睛变得更亮了，再一细看，居然泛着泪光。但也很惭愧，王亚丽大概是岳晓芬姐妹感染范围之内唯一的死角。她的意识里只剩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如此强烈、执拗而又纯粹，那就是：“团契”号称管饭，到底是真是假？

等到悬念终于揭晓，就是天将将擦黑的时候了。窗外的艳阳变成了落日，饱满而缓慢地往麦子店的楼群深处坠去。王亚丽已经在半睡和半醒之间切换了几个来回，突然之间，她闻到了食物的味道。王亚丽啪地睁开眼睛，脑子也像通了电一般复苏，看到岳晓芬姐妹从外屋走了进来。那女孩手里捧着一只硕大的瓷盘，盘子里堆满了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

“李琴姐妹带给大家的。”岳晓芬姐妹说。

“面包熏肉，吃嘛也没什么好吃的，图个方便。”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从轮椅上欠了欠身，那朵盛大的菊花微微一颤。看来她就是李琴姐妹。

“李琴姐妹以前去过外国。”大胖子又解释道。

“阿尔巴尼亚。”李琴姐妹补充。

王亚丽是距离瓷盘最近的人，她既庆幸于这个位置上的优势，又庆幸于屋里即将发生的人数变化——并不是所有人都在等待这顿简易的晚饭。几个老年人站了起来，对李琴姐妹道了谢，又对岳晓芬姐妹点点头，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出去。他们离开的理由是去买菜，或者是去接孩子，而他们看起来的确也与菜市场里、学校门口常见的老年人没什么两样。

王亚丽则不等岳晓芬姐妹示意，就已经把手伸进了瓷盘。但她出手如风，目标明确，先抓起来的却不是最宽最厚的那块面包夹肉，而是一块相形之下瘦得多的“面包屁股”。

这个选择就是基于另一种算计了，还是王亚丽她妈教给她的。在人家婚宴上吃丸子，王亚丽她妈会把最小的一个先夹给她，并热情地招呼桌上的其他孩子“捡大的塞”。王亚丽一旦抗议，她妈就会在底下狠拧她的大腿根，又拽着她耳朵问：

“你个傻孬，数数碗里还有几个？”

王亚丽一数，剩余的丸子，果然不够每人再分一个的。这样一来，能否吃到第二个丸子，就取决于第一个能否速战速决，先夹了小丸子的反而占了便宜。原来她妈强调的不是谦让精神，而是吃饭的战术。后来王亚丽果然吃了俩丸子，可惜又在车上颠吐了。时至今日，这个战术依然有效，当岳晓芬姐妹正小口咬着第一块时，王亚丽已经抓向了第二块，就连大胖子的第二块都没有消灭掉时，王亚丽已经在对付第三块了。按照这个局面，如果持续不停地吃下去，她将势必比别人多吃一块面包夹肉。正式开吃之前，岳晓芬姐妹还带着大家又进行了一次祷告：“感谢主，赐我食。”但王亚丽实际上要感谢的却是她妈。

然而这顿饭行将结束时，王亚丽才发现自己的算计白费了。当时她已经成功地塞下了第三块面包夹肉，往盘里一瞥，还剩着七八块之多。与她一起吃饭的人是如此缺乏竞争力，别说满头银发的老太太了，就连大胖子都吃到两块就打着饱嗝停了下来。饭量最小的是岳晓芬姐妹，她那块只掰了一半慢慢啃完，剩下的半块放进了一个塑料饭盒里。这要是“果粒橙”来了，还不吓死他们。这样想着，王亚丽不由自主地懈怠了下来，同时涌起了胜之不武的惭愧。她暂时打消了再接再厉的念头，出门走到厨房，对着“撅尾巴管”咕咚咕咚灌下几口凉水。而等她喝完水再回来，便又看见岳晓芬姐妹正在打开一只干净的塑料袋，将盘中剩余的面包夹肉仔细地摞好，放了进去。

“吃好了吗？”岳晓芬姐妹抬眼看向王亚丽。

王亚丽脸上一紧。对方的话里是否有别的意思，是嫌她吃得太多还是吃相不好看？而当她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岳晓芬姐妹的手就递了过来。是那个装满面包夹肉的塑料袋。与此同时，岳晓芬姐妹朝李琴姐妹投去询问的目光，李琴姐妹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盛大的白色菊花又微微一颤。

塑料袋就留在了王亚丽手里，没人多看一眼，好像方才的赠予行为从未发生。

王亚丽当时也没想到，这不经意间的一交一接，从此就成为了她与岳晓芬姐妹之间的固定动作。后来每当“团契”结束，岳晓芬姐妹都会把聚餐剩下的食物打好包，递给她。

空了手的岳晓芬姐妹又收拾起桌椅板凳来，还从厨房拿了支扫把，将房间的地面扫了一遍。王亚丽却一直怔着，看岳晓芬姐妹干活儿。身边的人依次与岳晓芬姐妹告别。李琴姐妹是被大胖子推着轮椅出门，又叮当作响地扛下一楼的；就连歪在床上的小伙子也吭吭唧唧地爬起来了，原来他断了腰，走路必须扶墙。直到屋里几乎空了，岳晓芬姐妹才抹了把额上的汗，又转向了王亚丽：“王亚丽姐妹，再见。”

“再见。”

王亚丽挤出一个尴尬的笑，转身，出门，下楼。来到一楼门洞，她的步子才不得不黏滞下来，这是因为面包正在凉水的浸泡下膨胀，撑得她胃里隐隐作痛。与此同时，她还觉得耳朵空落落的，仿佛少了点儿什么。为此，王亚丽专门凝神倾听了一会儿，随即反应过来，原来是单田芳的评书也消失了。耶稣基督，关羽曹操，一切中国的、外国的源远流长的传说皆尽归于虚无，单留下一个既拥挤又空洞的人间，恰如此刻王亚丽的胃和耳朵。

6

以上是王亚丽第一次参加“团契”的经历，从此就成了常客。

每周一趟，连吃带拿，就连后面两天的伙食也捎带着解决了，省下的饭钱正好支援“果粒橙”。不夸张地说，“团契”帮助王亚丽熬过了一个多月的饥荒。

其实对于找主蹭饭这事儿，本来的打算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别老去，最好有个间断——这是因为王亚丽观察出来，“团契”的聚餐有个松散的制度，即大伙儿轮流请客：这次老太太拿了面包熏肉，下次大胖子就会预备打卤面条，再下次岳晓芬姐妹还会专程出门去买现烤的桃酥。这样一来，要是哪天轮到了王亚丽，她该怎么办？舍得请吗，请得起吗？厚着脸皮不请的话，就算主没意见，追随主的人能没意见？

同样的道理，单田芳也是讲过的——王亚丽也观察出来，每当讲经讲到一半，一楼的评书声总会轰鸣而至，这几乎成了雷打不动的节目。如今《三国演义》已经从虎牢关说到了徐州城，对于吕布这个一心多吃多占的白眼儿狼，人家刘备没往心里去，张飞可先不干了，哇呀呀要斩了三姓家奴。作为一个蹭饭的人，王亚丽听了深受教诲。她反复告诫自己要懂得看人眉眼高低，可别哪天就被下了逐客令。

但定下的打算却没执行，原因又有两个方面。

其一当然是王亚丽的钱包。账已经算得很清楚了，几百块钱要应付一个多月的开销，她也只能去蹭别人的，坚持不懈地蹭，细水长流地蹭，正如“果粒橙”要来蹭她。至于另一方面，就涉及“团契”对她的态度了——那些人到底是真大方还是假大方？是真客气还是假客气？是真不嫌弃她还是假不嫌弃她？带着这样的问题，王亚丽又进行了反复而细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也许她遇上了好人，也许她遇上了蠢货。

尤其是岳晓芬姐妹。不管是面包夹肉、打卤面还是桃酥，王亚丽永远是吃得最多的那一个，而岳晓芬姐妹则永远会笑眯眯地把食物递到她手里，最后再把剩下的替她打包。又不管王亚丽在讲经的时间里流口水、打呼噜还是被噩梦吓得直哼哼，岳晓芬姐妹总会柔软地握住她的手。岳晓芬姐妹的手很凉，很轻，几乎感觉不到力气，却令王亚丽蓦地一暖。但当她忍不住抬头去看岳晓芬姐妹的脸时，却发现对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正盯着别处——不知看向哪里，仿佛正看着眼前这片空间背后的某个所在。

王亚丽在乎的事儿，人家压根儿不在乎。人家在乎的另有其事。

而在参加“团契”的经历里，假如说岳晓芬姐妹也曾对王亚丽流露过不满，就是在最近的那一次了。那也是个明媚的晴天，斗室里光影斑驳，挤满了迷途的羔羊和一头饥肠辘辘的驴。大胖子照常念经，其他人照常倾听，岳晓芬姐妹照常两眼发亮，王亚丽照常岔着腿打瞌睡。时光流走到某个点上，照常有啪的一声惊堂木响，吓得屋里的人纷纷一耸。但也许是早上喝多了水，也许是前段日子没上班，在家睡得太饱，这次王亚丽一耸之后却再也睡不着。于是她站起来，轻轻走了出去，先到厕所尿了一泡，尿完却没回屋，而是在这套小小的两居室里转悠起来。

转也没什么好转的，统共巴掌大的地方，还有一间小屋关着门。王亚丽已经知道那是岳晓芬姐妹的房间，她就住那儿。租了一套房子却把大屋留给别人用，这钱可花得真够值的。王亚丽一边可惜，一边就在既做过道也做门厅的那方空地上下了下腰，活动一番坐麻了的两条腿。右膝盖里还扯着筋疼，前些天回健身房上班，跳操时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新伤只留下了脑门上浅浅的一道疤痕，旧伤倒似乎越来越严重了。等手头宽裕了，还是得去拍个片子。这么盘算着，她又斜眼瞥见了小方桌上的一个布口袋。

今天轮到大胖子预备饭食。每逢负担这个责任，他都会拎着这么一个口袋出现，口袋上印着“公交集团第×公司”。王亚丽也听说，大胖子是公共汽车总站的调度员。车队吃饭像打仗，最常吃的就是面，因此当王亚丽打开布口袋，露出来的还是面，面上摞着一些西红柿和鸡蛋。

看到这些东西，王亚丽的心里转了转，一时动了个念头。

她将布口袋拎到小厨房，不紧不慢地操作起来。家伙什儿都是现成的，她把面抖落利索，再抓把淀粉撒进去，务必要使它们根根分开；西红柿洗好切块，鸡蛋依次磕进碗里搅匀。做完这些，恰好听见隔壁一阵歌声升腾起来，冲破了单田芳的铺陈夸张，缓慢而悠扬地在房顶盘旋。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当众人一起唱歌，讲经也就接近尾声了。王亚丽赶紧把大铝锅烧上水，又往小铁锅里倒进油去。刺啦一声，鸡蛋膨化成了一张金黄的大饼。

当王亚丽回到大卧室时，大胖子果然已经收声，合上了厚书。屋里木然半晌，这才有人闻到了香味儿，愣愣转过头来。他们看见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一个王亚丽，两手端着一口大锅。热气氤氲上来，笼罩了她那张既羞涩又热忱，但终归有点儿发怯的笑脸。

楼下的单田芳还没停，说的是：“当日曹操犒赏三军，大宴群臣。”

而王亚丽说的是：“大伙儿都饿了吧？”

说罢将锅往茶几上一蹾，锅里红黄分明。又折回去拿筷子拿碗，还拍了下岳晓芬姐妹的肩膀：“来搭把手儿呀。”在潜意识里，王亚丽很想为这顿晚饭营造出一团和气的气氛，她甚至将众人凑头呼噜呼噜吃面的景象想象成了团圆的场面——谁又说生人在一起就不叫团圆？而此后的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如了她的愿。大胖子先端碗，给李琴姐妹捞上，岳晓芬姐妹也依次给另几位活动不便的人士发放餐具。众人便凑头吃，呼噜呼噜直响。吃的间歇，还有人评论王亚丽的面做得比大胖子好，筋道，有嚼劲儿，卤也咸淡适中。又有人问王亚丽哪儿的人，怎么这么会做面。

王亚丽说：“河南人，没吃过好的，就是面上不能含糊。”

人家便哦一声，又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跳操。”王亚丽说，“操是一个操，换个姿势接着操。”

说这话时正吃得忘形，顺口引用了“果粒橙”的名言。等她反应过来说错了话，就发现李琴姐妹已经停了筷子，愕然地看着她，盛大的白色菊花又是一颤。于是王亚丽的脸微微涨红，咧嘴笑了。她放下碗站起来，煞有介事地蹦跶了两下：

 

一，二，跟我来呀，

二，二，加把劲呀，

后面的朋友要加油——

 

众人哄堂而笑。不仅李琴姐妹和大胖子，就连歪在床上的小伙子都欠起了半个身子，好像一只充满好奇心的海豹。刚才沉静安详的一群人，笑起来却没心没肺的。王亚丽也支棱着两条胳膊，对他们报以同样没心没肺的笑。笑完又说：“你们要是愿意，以后讲完经，我领大家跳操。都坐一下午了，动弹动弹身上也舒服。”

没人响应她的提议。王亚丽这才反应过来，别说屋里跳不开了，就是跳得开，眼前这些人坐轮椅的坐轮椅，歪床上的歪床上，也没几个能像她一样蹦跶。于是她再次为说错了话而感到不安，同时更加滋生出了一种冲动，就是为这一屋子老弱病残做点儿什么。毕竟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不能白吃白喝吧。又毕竟，她几乎从未被人和颜悦色地对待过，因此有人给个笑模样，她就觉得欠了人家的。

所以王亚丽又提议：“要不这样也行，以后做饭的事儿我包了。谁再把东西带来，直接往外屋桌上一搁，你们该讲经讲经，我一人出去拾掇。等经讲完了，咱们正好趁热吃，两不耽误。除了面条，别的我也会做，从小在家就干活儿……”

相比于跳操，她的这番主动请缨就激发了众人的兴趣。事实上，王亚丽早看出“团契”的聚餐其实都是瞎对付了，甭管什么原料，凑凑合合弄热了就行，甚至连热都懒得热，比如赶上李琴姐妹带面包熏肉和岳晓芬姐妹去买桃酥的时候。当然这也怪不得别人，和不能跳操一个道理，那些人里又有几个是手脚麻利能干活儿的？算作“生活基本自理”都属于放宽条件了。听到她这么说，立刻有几个人眼睛一亮。

大胖子说：“那敢情好。”

李琴姐妹说：“不过还是不好意思。”

歪在床上的小伙子说：“要不下次我买点儿丸子白菜，咱们先来一砂锅？”

而当讨论的议题正要从“谁做饭”进入到“吃什么”时，就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是岳晓芬姐妹。她也不吭声，默默地将众人面前的碗筷一摞，颤颤巍巍捧进厨房。片刻回来，手里多了一副扫把，又开始清扫地上的浮土了。岳晓芬姐妹的目光仍是明亮的，但脸色却有了那么一丝冷意，无声无息地渗入空气里。她一摆脸子，其他人便都知趣地住了口，互相帮携着离开，走前还不忘说声“再见”。岳晓芬姐妹也一如既往地对他们说“再见”。

这就单把王亚丽晾了出来。她讪讪地站在大卧室的正中央，挂着尴尬的笑，不知所措地看岳晓芬姐妹干活儿。然而混了一个多月，终归是熟了，王亚丽随即晃过神来，立刻抄起一块抹布，跟在岳晓芬姐妹后面打扫起来。人家没拿正眼看她，不过倒也没阻拦她，这让王亚丽稍安了安心，同时她又思忖：岳晓芬姐妹对自己有什么不满呢？是嫌自己搅乱了“团契”那肃穆的气氛，还是嫌自己当众邀功卖好，抢了她的风头？

“等会儿我再擦擦窗户，咱们索性来个大扫除。这么多灰呛不呛？你看你都咳嗽了，要不回屋歇着，外面有我一人就行。”一边忙活着，王亚丽一边碎碎叨叨，最后仿佛不经意地抛出一句，“……不生我气了吧？”

岳晓芬姐妹却问：“你来这儿，是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不仅突兀，而且直接戳中了王亚丽的心窝子。这就让她连假笑也笑不出来了，半晌才挤出一句：“多大个事儿呀，大伙儿高兴不就得了嘛……”

潜台词是没必要那么认真。只不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有些人在有些事上最讲认真，岳晓芬姐妹跨前两步，抬起眼睛直盯着王亚丽的眼睛。岳晓芬姐妹的双眸仍是亮晶晶的，此时不仅具有光亮，而且具有温度，仿佛眼底烧着一团炽热的火；她的南方口音仍是平静清脆的，但仔细一听又微微有些发颤，仿佛因为郑重而耗费了过多的气力。

岳晓芬姐妹对王亚丽说：“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你这么做，并不能让大家高兴。就算脸上高兴，心里也不高兴；就算暂时高兴，长久也不高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都是为主而来，在主的面前人人平等，否则那句‘兄弟姐妹’也就白叫了。既然人人平等，那就不该由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坐享其成，更不该由一些人去伺候和讨好另一些人。不管大家在外面是谁，只要进到这里来，都是主的仆人。那么再说到你，王亚丽姐妹，我能猜到你为什么想给大家做饭，但恰恰是你的想法让我不赞成。如果我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剥夺了你听讲的机会，那我们也没资格宣称自己心里有主……”

王亚丽听得目瞪口呆。她首先惊讶的不是别的，而是小小一个做饭的事儿，岳晓芬姐妹都能滔滔不绝地扯出这么一大通，就像对于小小一个吃饭的事儿，“果粒橙”也能绕上好几个弯儿。但和“果粒橙”那番阐释的效果相反，岳晓芬姐妹话里的意思，王亚丽愣是一时没琢磨明白。因为不明白，对方的郑重其事就令她产生了一种近乎被冤枉的感觉。

于是王亚丽辩解道：“也没什么剥夺不剥夺的，反正我也净打瞌睡。”

岳晓芬姐妹却粲然一笑：“那倒不妨事。你愿意离主近些，这就够了。和主在一起，才是我们最大的喜悦，对吧？”

说完扭身去厨房洗了把手，又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出来，交到王亚丽手里。是没下锅的面条和几枚鸡蛋、西红柿。居然还有这样的道理，连知恩图报都不允许。但没办法，王亚丽也只得遵从对方的意见。谁让这地方人家说了算呢。

她讷讷地对岳晓芬姐妹说：“那好……再见。”

岳晓芬姐妹也说：“再见。”说完又是粲然一笑。

那天的这番谈话再次印证了王亚丽对于岳晓芬姐妹的认识：也许她遇到了好人，也许她遇到了蠢货。她还明确地认识到，对方和自己的想法果然不在一条道儿上。用北京人的话讲，你说前门楼子我说胯骨轴子。这么一想，她又觉得岳晓芬姐妹直射过来的目光其实并不是在看着自己了。那目光好像正看着空间背后的某个所在。

那么，岳晓芬姐妹到底在看向哪儿呢？

人眼所见的空间背后，又藏着些什么呢？

也不知怎么了，自打这天起，王亚丽的脑袋里频频会闪过上述问题。那些问题就像麦子店的风，因为楼宇和街道而弯折扭曲，不知会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裹挟着她飘忽一阵又去向无踪。与之相伴，岳晓芬姐妹的那一番话也会频频从王亚丽的记忆里钻出来，也不管她懂不懂，只是在她的念头里萦绕不休。兄弟姐妹，人人平等，最大的喜悦……别扯淡了，哪儿来的这么好的事儿？然而王亚丽明明把那些词赶了出去，甚至还报以哼哼两声冷笑，但她仍然觉得心里有了事儿。不在眼前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

为此，王亚丽有些困惑，她觉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了。

7

困惑就得找人说说，而那人也只能是“果粒橙”。

时间是两天以后的中午，地点就在出租屋的厨房里。

自打把钱放在她这儿，“果粒橙”就从回龙观往城里跑得更密了，也不知是想充分利用“亲人”的特权，还是担心她这个“亲人”卷款潜逃，所以有必要频繁进行抽查。对于“果粒橙”的造访，王亚丽的态度倒是泰然自若：反正人也在，钱也在，吃的也在。

那天吃的还是面，原料则是从“团契”缴获的战利品。王亚丽站在煤气灶前烧水打鸡蛋，又在不易被人察觉的前提下搜刮了些许室友的香油。“果粒橙”正斜靠着门框，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话。说黄色段子，说财务计划，说远大理想。俩人相处，只要不是在铁架子床上折腾和跳脚对骂，一般都是她听他说。通常来讲，王亚丽对这种关系也挺知足：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竟有了天长地久的幻觉。

且说且听，面就熟了，王亚丽捞给“果粒橙”一碗。“果粒橙”就那么站着，一阵浩瀚的呼噜呼噜，片刻抬头，将空碗往前一递。王亚丽赶紧给他再捞一碗。如此反复，三大海碗下去，“果粒橙”这才把脸拔出来，打了个近乎叹息的长嗝儿。

“面不错，手擀的？”“果粒橙”问。

“想吃还有。”王亚丽说。

“你当你喂猪呢？”“果粒橙”摇头，把碗往灶上一撂。

王亚丽卟哧一笑。在潜意识里，她还在等待着“果粒橙”的进一步动作。如果说“果粒橙”还有一个过人之处，那就是将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的速度非常之快——每每刚把自己塞饱，立刻就拽着王亚丽奔向卧室的铁架子床。当然，这也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出租屋里只有白天没别人在，而健身房每天上下午的课程之间又只隔了两个钟头，再刨去王亚丽赶回来的时间，“果粒橙”要利用这点儿空当满足多种欲望，不火急火燎还真来不及。所以王亚丽连笑都不敢多笑，她也呼噜呼噜扒了两口面，同时就开始回忆上次用剩下的那盒避孕套藏在哪儿了——是床头的牙缸后面还是床尾的秋裤底下？

然而这天却有些怪。“果粒橙”吃完竟没动窝儿，而是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来，点上一根兀自抽着。不是说要省钱吗，怎么又抽上烟了？王亚丽便有些诧异地斜了“果粒橙”一眼，随即发现这人的眼神也和往常不同。平日里那双浑浊、执拗而又饱含怨气的三角眼变得忧郁了，迷离了，就好像既盯着厨房里的灶台、锅以及王亚丽，同时又将目光发散到了眼前这块方寸之地以外的什么地方。一时间，王亚丽还觉得“果粒橙”的神情似曾相识……居然和岳晓芬姐妹有些相像。像就像在他们仿佛都不在乎近在眼前的事儿，他们在乎的另有其事。

但谁又不是呢？在那个瞬间，王亚丽自己的心思也在恍惚。被岳晓芬姐妹引发的那些似有似无、似远似近的问题又升腾了出来，像麦子店的风一样在她的脑子里萦绕着。因此她并不想询问“果粒橙”在琢磨什么，她反而难得地涌起了倾诉的愿望。

王亚丽是这么开头的：“面条没花钱，白来的。”

接着就说起了这段日子的经历：从面包店的“法棍”到底商门口的小册子，从依稀记得有个聚餐的章程到一咬牙登门造访，从二楼那间旧卧室里的老弱病残到一楼轰鸣而至的单田芳，从面包夹肉、打卤面和桃酥到来自岳晓芬姐妹的特殊优待……在此前，也说不清是因为没机会还是因为没心情，关于那些事儿，她一直都没对“果粒橙”讲过，今天就一股脑抖搂了出来。而听到王亚丽的讲述，“果粒橙”的眼神便从忧郁和迷离之中抽了回来，改换成了闪动着饶有兴致的光芒。他也认为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吗？

可惜不是，他只对王亚丽那“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精神表示了嘉许。“果粒橙”啪地一拍巴掌：“王亚丽啊王亚丽，原说你傻，其实你也不傻。”

又说：“有这好事儿，干吗不叫上我？”

这就让王亚丽略有落空之感。现在轮到她说前门楼子，人家说胯骨轴子了。与此同时，她还有点儿后悔把那些事儿说给“果粒橙”听。她的感觉却像和一个错误的人分享了错误的秘密。她转身将碗筷放进水槽，哗啦哗啦洗刷起来，边洗边嘟囔：“哪儿有蹭饭还领着男人的，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再说以后也不用去了，我这不又上班了么，休假以前的工资过些天也能发下来，省着点儿花够吃饭了……”

略作停顿，又找补一句：“麦子店这地方，尽能碰上些怪人。”

这话相当于王亚丽对此前一段经历的总结。说完把碗往橱柜上一撂，转手投出抹布去擦灶台。她想结束这个话题了。但却由不得她，这时“果粒橙”倒像是还了魂，又像是在强逼着自己集中精力、提起兴致，总之开始没话找话说了。

他挥动着夹烟的手，先从“房屋租赁”这项业务的角度对王亚丽的奇遇进行了阐释：说怪也不怪，北京大了，什么莫名其妙的人没有？他们干中介的，也常碰到那种租用民房从事集体活动的客户，其中大多数是做教育培训和商业宣讲的，当然也有凑在一块儿信主或拜佛或灵修的。而对于这种生意，不光“有关部门”向来不予鼓励，就连中介公司也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治安方面的考虑姑且不论，试想每天一屋子人跺脚乱跳鬼哭狼嚎，谁听了不心烦呀？真闹起来，光是邻里纠纷就够人喝一壶的了；估计楼下那户人家也是被吵得受不了，索性决定以毒攻毒，这才请出了单田芳……

听到这儿，本来已经闭了嘴的王亚丽不禁争辩：“可我们没吵，我们安静得很，除非楼底下响动太大了才唱个歌儿……”

“果粒橙”眉毛一扬，仿佛是对王亚丽的激愤、对她口称的那个“我们”颇感意外。他又嘿嘿一笑，越发拿出了见多识广的腔调，继续推测道：“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我估计楼底下那家，很可能是业主本人。”

王亚丽继续掰扯：“业主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他们家房子里就能想杀猪杀猪，想唱戏唱戏？那明摆着就是冲着我们楼上来的，那不是欺负人嘛……”

“你没听明白，”“果粒橙”又打断她，“我的意思是说，人家不光是一楼的业主，八成也是二楼的业主。你们那套房，就是从人家手里租的。”

王亚丽就瞪大了眼：“难不成……他们家楼上楼下两套房？”

“这也不稀奇，尤其是麦子店这种老破小，不是公家分的就是单位集资盖的，总有些路子野的人能弄上不止一套，一套自住，剩下的出租。北京人讲话，这就叫吃瓦片儿。”“果粒橙”舔舔嘴，口气越发笃定，“如果房东是厚道人，租到这种房子也是好事儿，电灯瘪了下水道堵了都有人帮着修。可要是赶上一个恶房东，那可倒血霉了，人家会变着花样找麻烦，让你进得了屋却吃不了饭睡不了觉，为的是在租约到期之前把租户挤对走，到时候押金和预交的房租都不退，转手把房子租给下一家，就能白落一笔钱。而租户因为是自己主动搬的家，到头来也只能吃哑巴亏，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像这种制造噪音的还算客气的呢，就连在墙上凿个洞，正对着厕所看人拉屎撒尿的我都见过……”

不愧是专业人士，听他这么一说，王亚丽就醒过味儿来了。她早就奇怪，一楼的单田芳虽然平时也不断线儿，但却每每会在二楼的讲经渐入佳境之时突然变得震耳欲聋，每每又在二楼的聚会结束之后销声匿迹，原来不是赶巧儿，而是处心积虑，是有的放矢。如此说来，“团契”的活动也一直都处在人家的监视之下。那么对于所谓的“恶房东”，怎么从没见“团契”的人下去抗议呢？这倒也不难理解：就那一屋子老弱病残外加面慈心软的主儿，把谁派出去能跟人干上一架啊。尤其是岳晓芬姐妹，王亚丽实在难以想象她会和谁急扯白脸地争吵起来。可以说，岳晓芬姐妹带领大家实践了耶稣的教导，“若有人打你的左脸，那就把右脸也伸过去”，但却不是因为脸痒痒，而是因为没能耐。

“这种人就欠收拾，要是我非……”王亚丽气呼呼地说。

而这时，她却看到“果粒橙”把烟头往地上一扔，伸出脚去蹍了，随后抬头“哎”了一声。这家伙今天真是有点儿怪，不仅话多，而且那丝稍纵即逝的忧郁和迷离又从他的眼底浮现了出来。王亚丽便也“哎”了一声。

“果粒橙”叹口气，接着就把背包拽到了身前。还是那个尼龙单肩包，中介公司发的，刚才就连吃面都舍不得摘，夹在他的屁股和门框之间。他拉开书包外面的一道拉锁，又拉开里面的一道拉锁，掏出一个长得有点儿像档案袋的牛皮纸大信封。信封上印着中介公司的名称，看起来鼓囊囊沉甸甸的。他把它递到她手里。王亚丽顺时针绕开棉绳，将信封捏开一个小口，便在里面看到了一块暗红色的砖头。和上次一样，都是钱。她心里咯噔一声，害怕似的赶紧把信封合上，但又忍不住溜着缝儿往里偷看了一眼。

“别数了，上次四万七，这次五万九。”“果粒橙”说，“这五万九千块钱里，包括最近两笔大单的提成，有三万多，按规定年底才发，我跟店长把嘴皮子都快磨破了，硬说老家盖房，总算让我提前取了；还有两万多，就是从工资里攒下的了，一个月只花五百，这些日子也算没白熬……两回的钱加一块儿，总就共是……”

王亚丽抢答：“九万六……”

“果粒橙”白她一眼：“多少？”

王亚丽更正：“哦不，十万六。”

“差点儿让你弄没了一万。”“果粒橙”又叹口气，“差不多够了。”

“什么够了？”

“废话。”

王亚丽便想起在面包店里，“果粒橙”给她算过账：开店的前期投入得十万出头。现在他们就有了十万出头。但她又颇有些奇怪地望了望对面的“果粒橙”——钱不都攒够了吗？宣布这个消息时，难道不应该是振奋的、豪迈的吗？然而对面那人就那么靠门站着，好像腰都塌了，脸上没有表情。那是故作平淡，还是被劳累与饥饿折磨得麻木了？

王亚丽又问：“那你说话算数吧？”

“果粒橙”问：“什么话？”

王亚丽说：“开店就开在麦子店呀。”

“果粒橙”却两眼一垂：“现在哪儿想得到这个。”

“你什么意思？”王亚丽眉毛一横，“你个孬孙该不会……”

“你傻呀。”“果粒橙”又点上了一支烟，对着王亚丽说教起来，“我在原来的公司挣够了钱还预支了提成，扭过脸来就自己开店，这在人家看来叫什么？这叫偷师，还叫戗行。摆明了跟他们对着干，他们能不给我下绊儿？所以必须得缓一段时间，等我跟那边撇清关系，最好等他们把我忘了才行——懂不懂？”

原来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王亚丽就懂了。她又举举大信封：“那这钱……”

“过去放你这儿的先不动，今天放你这儿的也赶紧存上。别瞎花，别让人知道。”

王亚丽点头保证：“记着了。”

“果粒橙”这才把书包往屁股后面一撂，一双三角眼重新变得浑浊、执拗并且饱含怨气，这也是常年吃苦而又欲望勃勃的人惯有的眼神。这天他吃了三碗面，留下一摞钱，也没到铁架子床上折腾，就像条没根的影子似的飘了出去。出门前，他突然伸出手来，在王亚丽的头上使劲胡噜了一把，把她的头发弄得稀乱，接着又拿手掌托住她的侧脸，用大拇指搓了搓她脑门上的伤疤。搓得王亚丽身子发麻，仿佛经过这一搓，马王爷的第三只眼才算彻底瞑目。而王亚丽看着“果粒橙”的背影离开，竟没体察出他的那番举动有什么特殊含义。

后来一想，她也真是太迟钝了。而发觉事情不对劲，就是又过了半个月以后了。

这半个月，“果粒橙”就没再露面，但在王亚丽看来也很正常。她认为对于“果粒橙”而言，现如今的主要任务是一边掩人耳目，一边筹备开店——忙嘛，自然就没工夫找她。况且开店的钱不也攒够了吗？伴随着那项财务计划的终止，“果粒橙”就没必要非得到她这儿混个肚儿圆了。又况且，钱在谁的卡上？既然是她王亚丽，那她还怕什么。因此俩人的交流只剩下了打电话。

比如那天，王亚丽问：“咋这半天才接？”

“果粒橙”说：“带客户呢。”

王亚丽说：“还带啥带？又不差那俩钱——”

“果粒橙”说：“你小点声成不成？”

王亚丽说：“瞧你那胆儿，反正早晚得辞职。你到底啥时辞？”

“果粒橙”说：“快了快了。仗要一个一个打，饭要一口一口吃。”

王亚丽说：“那你吃点儿好的，我挂了。”

挂了电话，王亚丽便起身，走进写字楼底商的面包店。每天晚上十点，那家起了法文名字挂了英文招牌的面包店都会一如既往地挂出歪歪扭扭的手写中文告示，宣布所有商品一律半价。而王亚丽通常是在这一刻到来之前给“果粒橙”打个电话。“团契”是再没去过了，她等待半价“法棍”的习惯也恢复了起来。现在想起岳晓芬姐妹，想起围坐在卧室里的那一群人，甚至想起一楼轰鸣的单田芳，王亚丽都感觉像是做了一个没头没尾的梦。因其没头没尾，也就不具有什么寓意，只不过会突然有些惆怅。

当王亚丽端着托盘来到收银台时，心里就有那么一丝惆怅。

“您的消费是……”伴随着手机里韩国电视剧的声响，满脸蝴蝶斑的女店员说。

掏钱时，王亚丽一低头：巧了，托盘里的那根法棍又从中间裂了条缝。

女店员也立刻发现了这个状况。她咧嘴一笑，脸上的蝴蝶斑变成了一只振翅欲飞的蝴蝶：“要不这样，这根给您免费得了……”

王亚丽却打断她：“也不碍着吃。”

说着把钱硬往桌上一搁，拿了东西转身出门。这个举动令王亚丽觉得畅快，那感觉不仅冲散了片刻之前的惆怅，也令她走在马路上的脚步都轻巧了许多。街巷满是行人，有按照美国作息赶往公司的职员，也有按照日本规矩从一家酒馆“续摊”到另一家的醉鬼，王亚丽穿过那条越晚越堵车的林荫道，从地铁站附近的一片灯海钻进了几栋黑乎乎的旧楼之间。大排档和烤串店的声响裹挟而来，使她并没察觉到身后如影随形地跟着几个人。

她是在刚刚跨进一道铁栅栏门时被人抓住了胳膊。

周边的空间骤然缩小，两个男人一左一右地把她夹在中间。对方的人数、身板和力气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再加上事情发生得毫无预兆，因此她的嗓子里吭了一声就再也吐不出气，只是像个木偶似的被对方裹挟着，连推带搡地往小区深处走去。这一路不远，匆匆拐进最近的两栋旧楼之间的那条消防通道便停下了。通道窄小，没有路灯，借着头顶两扇窗户的光亮，她才看清夹着自己的俩男人一个剃着大光头，一个挂条金链子；而不管是大光头还是金链子，他们裸露在外的胳膊上都盘绕着密实而浓重的文身。

“别出声儿。”不知哪个男人命令她，反正是东北口音。

“……没出声儿。”王亚丽相当配合地说，又相当配合地把手机往前一递。她自认为表现得很理智：无论是电视里的法制节目还是舍友们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都告诫过她如果碰上抢劫，最好别反抗也别瞎嚷嚷。被抢无非是几个钱的事儿，如果把对方惹急了，临逃跑之前再扎自己两刀，那就太不值当了。

而对方看了一眼王亚丽的那部“红米”，竟没接。他们一左一右，分头往别处打量起来。王亚丽正在心里打颤，就见大光头和金链子身后闪出一个人来，穿身白衬衫和黑西裤，留着个挺精干的小寸头。

小寸头和和气气地对王亚丽开了口，也是东北口音：“老妹儿，你瞧不起人。”

王亚丽哆嗦：“真就这点儿东西，包里也没钱。要不还有个面包你拿走。”

小寸头的声音越发和蔼：“这事儿整得，让我老妹儿误解了。大老远的过来找你，是想打听个事儿。你叫王亚丽？”

王亚丽又哆嗦：“是。”

小寸头说：“郭立城是你对象？”

王亚丽还哆嗦：“是。”

小寸头说：“知道他在哪儿不？”

王亚丽继续哆嗦：“知道。”

小寸头说：“知道就说。”

王亚丽略一迟疑，就感到一左一右两根硬物顶住了她的两肋。这让她连哆嗦都哆嗦不起来了。她说：“他在公司……离这儿远着呢。”

小寸头却盯着王亚丽，一字一顿：“老妹儿，你咋不能实在点儿呢？”

王亚丽几乎拖出了哭腔：“我哪儿不实在了？”

“要在公司我们能来问你？我们就是从公司来的。”

伴随这话，左右两根硬物又是一顶。王亚丽腿一软，甚而觉得自己要像上小学时一样尿了。但也正是惊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反而让她把心一横：“你们扎我两刀也没用，我这些天就没见着他。要不我这就给他打电话，他在哪儿你自己问。”

小寸头却按住了王亚丽拿电话的手：“谁知道你是不是给他报信？”

“你又不信我，那让我咋办？”

“我问你，你是不是就住这片儿？是不是拐弯那楼？”

王亚丽先摇头后点头，同时诧异于对方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你想干吗？”

小寸头又问：“你是不是把他给藏屋里了？”

听了对方的话，王亚丽索性又一梗脖子：“那这样得了，干脆你们跟我走，人在不在我这儿，进屋一看就知道。”

说完迈步，往消防通道外面走去。也是怪了，心一横脖子一梗，她竟不再哆嗦。而小寸头、大光头和金链子也挺配合，齐刷刷跟了上来。一行人便沿着两栋旧楼的边缘，朝不远不近的另一栋旧楼走去。他们看上去与其说是挟持者与被挟持者，倒不如说是共同前去执行一项任务。王亚丽的出租房就在前面了，室友都已下班，朝南两间卧室以及阳台的窗户全亮着灯。身旁也有和她一样夜归的人擦肩而过，手里拎着公文包或者装着夜宵的塑料袋。但王亚丽却没有呼救的企图，她走到楼道的铁门前，面对着宣传画上的一个正在承诺“百姓事无小事”的卡通警察，哗啦抖出钥匙就要开门。

一边开门一边又说：“屋里有别人，进去小声点儿。”

这时小寸头却从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老妹儿，算了。”

王亚丽回头看他，既不奇怪也不释然。

“看你也是个痛快人，要再信不过你，就显得我们怪没劲的了。再说天儿也挺晚的了，惊扰了人家也不好。”小寸头的口气仍是那么和蔼，还夹杂了两分无奈，“不过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哥儿几个在小区门口蹲了一天了，找郭立城是真有急事儿。如今他这一跑，电话也不接，我们跟上面没法交代。在北京，估计只有你能联系上他，那就受累帮我们带个话，就说他只要能回来，把事儿说清楚，我们也不为难他。谁都不想做得太绝，对吧？”

话音未落，两旁的大光头和金链子同时掏兜，似乎要把揣在裤兜里的硬物再掏出来展示一番。而小寸头一侧脸，呵斥他们“行了行了”，再转向王亚丽时，话音里竟多了一丝自嘲，“这年头还得来这套，我都臊得慌。”

说完顿了顿脚，锃亮的皮鞋脆声一响，转身就走。大光头和金链子也不再看王亚丽，跟了上去。仨人的背影消失在暗夜里，王亚丽这才张嘴大喘一阵，同时冒出一身冷汗。她又举起手机来，吃力地辨认着屏幕上的数字按键，拨了“果粒橙”的号码。

也许正如小寸头所说，现在王亚丽是唯一能联系上他的人，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果粒橙”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个傻驴，不刚打完电话吗？”

“你在哪儿？”王亚丽沉声问。

“带客户……”

“带你妈！”王亚丽破口就骂，“你他妈的可真不白把我当亲人，为你个孬孙，我差点儿让人两肋插了刀……”

8

王亚丽身处在开往河南的高铁上。车上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老乡，还有不少领着俩仨孩子的，人群把本不宽敞的二等车厢挤得满满当当。除了广播报站是普通话以外，过往旅客个个儿说话铿锵如唱戏，搅得她的脑仁儿一阵一阵发紧。放眼四周，似乎只有她一人空着手，看起来既不像出差也不像探亲。而因走时匆忙，没买到坐票，她此刻也只能半蜷着身子靠在过道，一边拿手揉着膝盖，一边如痴如呆地盯着窗外。

三百公里的时速如同刀锋，将从未丰饶但却广袤的平原划开一道口子。路过某些依稀记得的地名，王亚丽这才为一个常识而惊讶：以高铁的速度衡量从老家到北京的距离，也就两个多钟头的工夫。然而就那么两个多钟头，她当初却顺着铁路线漂流了几年。几年过去，她才头一次回家，并且这还是和“果粒橙”商量的结果。

昨晚“果粒橙”接到电话，当听说有人为了找他而堵了王亚丽，先是倒吸一口凉气，随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他不说话，王亚丽就更心慌，连骂带吼地指责“孬孙”骗了自己，还说：“我就该喊，我就该跑，我就该豁出去挨两刀，再告诉警察是你连累我……”

“别光叫唤，使使脑子。”“果粒橙”总算冷静了下来，反问王亚丽，“你说我骗你，骗你什么了？骗色图你这模样的？骗财还把钱都放你那儿？”

色不色的姑且不论，到底是真金白银有说服力。他这么一问，王亚丽就愣了，甚而有了自觉理亏的歉意。另一方面，她对那几个不速之客的来路以及整件事情的脉络还是一头雾水，偏偏事儿又找上了自己，所以很需要有人为她梳理清楚。于是王亚丽说：

“我脑子不够使，那你说说，到底咋回事儿。”

“果粒橙”就清清嗓子，开始替她梳理。他首先声明，自己没偷没抢没犯法，对于这一点，王亚丽应该保持充分的信任。否则哪儿犯得着动用“道儿”上的人找他？直接报警不更方便么。他又不是隐姓埋名的逃犯，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飞贼，警察一逮一个准儿。从对方下三滥的手段也可以看出，他们才是做贼心虚。那么对方究竟所为何来？以“果粒橙”的推断，还是跟他供职的中介公司脱不开关系。也怪他前一阵子疏忽，攒够了钱就得意忘形，不光跟俩处得好的同事说要开店，而且还许以更高的提成，鼓动对方跳槽过来一起干；顺道又揭了他们店长好多短儿，主要事迹是不会大写“壹贰叁”。谁想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个家伙转脸就把这事儿捅给了店长，于是店长打电话约“果粒橙”聊聊。“果粒橙”哪里敢去？当天就打了铺盖卷儿，找地儿躲起来了。而店长也不是吃素的，人家早年就是干“黑中介”起的家，坐过三年大牢，他在店里发了内部通缉征集线索，还说找不着“果粒橙”找着和他相关的人也行。接下来就分析到了王亚丽这条池鱼是如何受到的殃及。“果粒橙”问，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带着一个原先的老乡后来的同事进城找过你，仨人吃的是烩面，那个装逼犯却非要在一个什么西餐馆门口合影留念？你的住处和长相，估计就是那孙子供出去的。妈了个逼，“果粒橙”又骂，早就看出那孙子不仗义，没想到还真不仗义。

“果粒橙”语速很快，夹叙夹议，王亚丽颇费了些力气才跟上他的思路。又是双面间谍又是追杀令，听得她一阵发瘆：“这样的话……要不还是报警吧？”

“千万别经官——报警管用我早报了。”“果粒橙”立刻封死了这条道儿，“怕就怕警察还没收拾他们，他们倒先把咱们给收拾了。为铲除黑恶势力当烈士，你愿意吗？”

和讨论理想的时候一样，他口口声声“咱们、咱们”的，又把他自己的事儿变成了俩人的事儿。对于自己被囊括进了“咱们”的待遇，王亚丽不禁暗暗叫亏。同时，关于仍不明白的地方，她又问：“那你就去跟他们聊聊不得了？把话说开了，从此井水不犯河水。难道连离职的自由都没有吗？街上那么多中介公司，人家开得，怎么你就开不得……”

“果粒橙”说：“你还是不了解这个行当。那些连锁店都是大资本，当然想开就开，但要换成小买卖，里面的水就深了去了。我在公司里干了这些年，既攒了钱又积累了客户资源，等到自己单干，他们当然会认为我吃里扒外……况且放走我一人还是小事，他们怕的是其他人也学我，用葛优的话说，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找他们聊？我都能想到会是什么结果，无非是弄几个社会人咋咋呼呼，打不死你也吓死你。所以说，眼下这段日子是黎明之前的黑暗，甭管怎么难，也得熬过去。我也筹划好了，他们能追我一时，不能追我一世吧？等到他们顾不过来，咱们再把店一开，到时候看谁怕谁。他们再横，还能光天化日之下砸了咱们的门面？那还是北京么？那是老家小县城。”

说罢话锋一转，开始感叹奋斗之不易，创业之多艰，然后又扯到了光明而远大的理想。他一会儿沉郁，一会儿昂扬，听得王亚丽好像在坐过山车。忽上忽下，王亚丽也晕了，半晌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情要问：“对了，那你现在在哪儿？”

“还在北京。”“果粒橙”说。

“北京哪儿？”

“这个你就别问了，问了也是给自己找麻烦。”“果粒橙”顿了顿，反问王亚丽，“你呢，你在哪儿？”

王亚丽哼了一声：“我能在哪儿？还不是在宿舍，否则他们也找不到我。”

“果粒橙”便果决地说：“那地方你不能待了。把你暴露在敌人的视线之内，我也放心不下。这么着吧，你立刻走，回老家躲一阵，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王亚丽说：“可我还得上班呢，本来就刚回健身房没两天……”

“果粒橙”说：“辞了算了，反正也快当老板娘了。”

两个穷人，却纷纷鼓动对方辞职，假如这都是因为理想，那么理想的副作用也够大的。而对于那个美妙的前景，此时的王亚丽却含糊了：“就算辞，也得等你真把店开起来……你忘了你连饭都舍不得吃的时候了？现在你都不上班了，咱们总得有份收入。”

“亲人呐，还是你想得周全。”“果粒橙”热忱地赞了一声，接着却又提出了另一个让王亚丽大为意外的方案，“你不走也成，但那笔钱，你得先放别处搁一阵子……要不这样，干脆跟你妈打个招呼，暂且转到她户头上得了。”

王亚丽被吓了一跳：“这又是为啥？”

“还不是替你考虑。店长给我发过短信，说有两笔提成是我向公司提前支取的，严格来说算财务违规，必须收回。倘若你不走，他们又来找你咋办？找你除了问我在哪儿以外，还查你拿没拿着我的钱咋办？查着了硬逼你把钱交出去又咋办？别小看这些王八蛋，他们真有那个手段，我的户头已经被他们查过了，幸亏事先给了你……为了十来万，这些王八蛋也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怕你熬不住……你就想吧，钱要落到他们手里还能再拿回来？”这时“果粒橙”就好像一边说话，一边思索了；思索半晌，豁然开朗，“幸亏你还有个妈，把钱放你妈那儿，那帮王八蛋绝想不到。”

王亚丽又问：“你也有妈，干吗不放你妈那儿？”

“你傻呀，他们连你都找着了，还能找不着我妈？”“果粒橙”一拍巴掌，恢复了惯常的轻蔑口吻，又说，“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面对这个办法，王亚丽静默半晌才说：“那我还是回老家吧。”

一边这么说，她的心里一边暗自冷笑：把钱给我妈？也亏“果粒橙”想得出来。他老说她“傻”和“贱”，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当然，这也怪不得他，要怪还得怪王亚丽从未对他讲起过她妈这人。在王亚丽那历经多年的遍体鳞伤之中，假如还有一块不愿示人的疮疤，就是自己的妈。于是俩人商量的结果，还是王亚丽先走，回老家避避风头。做了这个打算，王亚丽又想：正好，家里拆迁的事儿还得跟她妈掰扯掰扯。既然是拿了她的钱去交差额款，凭什么登记时又没她的名儿？说什么事出突然，这借口也太拙劣了。而当王亚丽硬着头皮给健身房打电话请了假，很快又收到了“果粒橙”用微信转过来的路费，余额里的数目字儿久旱逢甘霖一般充盈了起来。她看着手机，心里嘀咕：孬孙，这时候倒挺大方。

然后买了次日一早的车票出发，但车到郑州她就下了。这是因为老家没通高铁，还得去车站广场换乘长途车。走出无论恢宏程度还是设计不合理的程度都不亚于北京南站的郑州东站，王亚丽却突然站住，像人流之中微小的孤岛，木然发了会儿愣。她还想起她爸跟粮店那娘们儿跑了以后，就在郑州的火车站卖大饼馒头。然而只听老乡这么说过，如今却不知她爸到底人在哪个车站。作为一座交通枢纽城市，郑州光高铁站就有三座，其中包括最早的郑州站，此外还有新建的东站和西站。听说三座都不够用，另有一座郑州南站正在修建。

如此说来，想看一眼她爸也不是顺便的事儿了，而是成了一项繁复浩大的工程。

那就算了。这么一想，王亚丽心里也就释然了，她这座微小的孤岛重新随着人流漂浮了起来。又历经了两个多钟头，她漂上台阶又漂下台阶，漂进广场又漂出广场，漂上汽车又漂下汽车，漂过高楼林立但却空空荡荡的县城新区，漂进到处写着“拆”字但却人满为患的老棚户区，最后漂到以前的小学侧面，被沥青厂熏黑了后窗的一排平房门前。

比起北京乃至郑州，这里都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了：肮脏、荒芜、破败，对于如今的王亚丽而言，看上一眼就让她心窝子堵得慌。前些天大概下过雨，因此柏油路被大卡车轧出的坑洼里积满了污水，水里也有一些饮料瓶、香烟盒正在兴致勃勃地漂着。前些天大概还死过人，因此平房里有扇门上挂着白对联，门前还搭了个黑毡大棚，棚外一口炉灶正在炒菜，棚里几张桌子正在打牌。而王亚丽就此站定，逆着劈头盖脸的阳光，看向大棚门帘底下的一张方桌。桌旁坐了个身穿绛紫色化纤西服的黑脸女人，就是她的妈了。

打牌的人都讲究个耳听四路眼观八方，所以王亚丽她妈也看见了王亚丽。她捏了张牌，一边用拇指搓着牌上的花纹，一边吆喝：“鸭梨呀，回来啦？”

然后将牌往桌上一拍：“幺鸡。”

听她妈那口气，就好像王亚丽从未出过远门，昨天还在家里一般。王亚丽也不答话，凑过去坐在她妈屁股底下那条长凳的边角上，一边从桌上抓了把瓜子嗑着，一边四下张望，看死的是什么人。原来是住在街口一老头儿，过去在粮店看门，警惕性很高，酷爱盯梢。当初王亚丽她爸和粮店那娘们儿的事儿，就是他捅出去的，后来在储存富强粉的大铁箱子里抓住俩雪人。老头儿今年也有八十多了吧？算喜丧。因而他家后人一派喜气洋洋，假如不是戴着黑箍，说是办红事也有人信。亲戚朋友互相寒暄时，念叨得最多的一个词也是“功德圆满”，这是在表彰死者生前的丰功伟绩——听说要是早俩月咽气，户口本上少一人，拆迁的三居室就变成两居室了。又听说在老头儿将死未死的那俩月里，拆迁办的人天天上门探访，甚至还牵着狼狗来闻味儿，而每当这种时候，老头儿总能回光返照，颤颤巍巍走出门口，先与来人亲切握手，再扔给狼狗两块碎肉，然后满脸堆笑地摸着狗头说：

“让组织费心了。”

除去象征性的凭吊与慰问，席间人们说得最多的话题也是拆迁。谁家占了便宜谁家吃了亏，谁家没门道谁家路子野，谁家错过了机会谁家以后可抖起来了。小地方的房子和北京的房子不是一个概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集体兴致高涨。一片嘈杂之中，唯有俩人对这事儿避而不谈，就是王亚丽和她妈。母女俩一个心无旁骛地摸牌打牌，一个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她们都感觉对方有话要说，又都在等着对方先开口。

王亚丽清晨坐上的火车，这时就耗到了日头当空。牌桌就地变成饭桌，大碗小碗从棚外端了进来。众人埋头开吃，还有几个男人不合时宜地闹起酒来。而这时，王亚丽又看到了奇异的一景。那是位于大棚紧里头的一张桌子，桌边坐了七八个男女，有老有少，穿着长相都和常人并无不同，有所区别的是吃饭前的架势。只见他们纷纷拉起手来，围拢成一个不规则的圈，接着一起低头闭眼，口中念念有词。

“感谢主，赐我食……”一个男人领诵。

“求祝福，赐我力……”一群人呼应。

他们进而唱起歌来，那首歌居然是王亚丽听过的：

 

主，你是盛开在

沙仑的玫瑰

谁不切慕喜爱将你采归

你如那膏油馨香绽放四溢

你艳丽芳香秀美

……

 

和音稀稀拉拉，腔调高低错落，听得王亚丽一时恍惚。不觉之间，她的嘴巴也跟着慢慢嚅动了起来，在什么地方听熟了的词句从舌尖上跳脱而出，从无声到有声，从间断到连贯。听到最后一段，她干脆是在喃喃地附和着伴唱了：

 

有主无怨无悔

你让我一生拥有你那芳香的玫瑰

因你在我的里面我就秀美

因你在我的里面

我就永远艳丽芳香秀美

 

这时她妈的声音却传过来，打断了王亚丽的伴唱和神游：“这是唱诗班，乡下土坯教堂里出来的，碰上喜事丧事都给唱，也不收钱，纯图一乐。舍不得请和尚道士吹鼓手的人家，办事儿也爱找他们。这都唱了一上午了，看来还没过瘾呢。”

看王亚丽不搭腔，她妈又补充：“就是唱得不咋样，歌儿的内容也不讲究，经常在丧事上唱喜事的歌儿，在喜事上唱丧事的歌儿，为这个还挨过打。”

她妈还说：“领头那男的更不靠谱，娶了俩老婆。”

王亚丽本来心虚似的低头闭口，生怕别人发觉自己出声儿，而听她妈这么一说，便循声又往那边桌旁望去，看向方才带领众人祷告的男人。在那人的左右两侧，果然各站了一个女人，其中一个估摸还是瘸腿，因其基座不稳，导致一边的肩膀夸张地往斜上方四十五度翘了起来。王亚丽恍然大悟：原来在某天早上，她妈给她讲过的信主光棍儿确有其人。也怪不得大棚外边还停了辆宝蓝色的“帝豪”汽车，在她妈讲的那个笑话或者寓言里，光棍发了财以后买的就是一辆“帝豪”，今天带寡妇出去兜风，瘸腿女人就在家做饭，明天带瘸腿女人出去兜风，寡妇就在家做饭；人歇车不歇，换人不换车，如同一个亚当俩夏娃，或者配了两只茶碗的茶壶。然而看今天的情形，却是两个女人一同出动，可见传闻也不准确。另外听她妈刚才的口气，倒像头一次说起光棍其人，看来是当初讲完之后自己倒先忘了。而像是发生了某种感应一般，那光棍似乎察觉到了王亚丽投向自己的目光，突然绽开一抹笑容，对她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不光是他，就连他身边的寡妇和瘸腿女人也不易察觉地颔首微笑。他们的神色也让王亚丽感到似曾相识，她想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有过什么人这样对自己笑过。王亚丽忽然觉得紧张，心怦怦跳，又低下了头。

她妈恰好又把一个丸子夹到她碗里：“鸭梨，吃。”

接着扬声招呼别人：“你们也吃，捡大的塞。”

王亚丽重新抬头，瞥了瞥桌上，只见一个新端上来的深口盘子里滚着若干丸子，都是小孩儿拳头大小，周身裹满浓油赤酱。如果不出意外，她妈夹给她的又是丸子中个头儿最小的那一个。这套陈旧但却有效的经验令王亚丽心里浮出一丝冷笑，随之而来的却是难以遏制的厌恶。如同条件反射一般，她腾地起身，拔腿就走，像头倔驴似的钻出大棚，差点儿撞翻炉灶，打了个踉跄拐上街头。身后似乎有人喊她，可她没理。她一阵风地沿着坑坑洼洼的柏油路往家走去——假如那里仍然可以被称为她的“家”的话。

地方很近，就在那排平房的紧东头，门口立着根水龙头又砌了个水池子。王亚丽掏钥匙开门，门上挂的居然还是旧时那把锈锁。呼啦门开，屋里却气象一新。原来是里外一间半，里面是她妈的卧房，外面半间横张单人床给王亚丽睡觉；而现在里外间都打通了，小床早已不知去向，腾出的空间支了张麻将桌。桌上还展示着上次打剩下的牌局，不知是谁和了把条子“混一色”。不仅如此，电器也换了新的，电视还是“拼多多”上新推出的29英寸“嗦妮”液晶；更扎眼的是一床被褥都罩上了大红人造缎面，被套上绣了两条金丝鲤鱼。

王亚丽扫了眼窗台上的牙缸，里面两把牙刷，一粉一黑。

她又用脚扫了扫床底，踢出一双男人的尖头猪皮鞋。

认清形势以后，王亚丽却并未感到真相大白的愤恨，甚至也没有出其不意的惊愕。相反，她屏息凝气地又在屋里逡巡了一圈儿，这才绕回到麻将桌旁，拽了把椅子坐下来。此后她就没再动弹，镇定得近乎呆滞，只是里外一齐发冷，觉得自己像个冰人儿似的直冒寒光。窗帘敞着，已经偏斜了的太阳把光线投射进屋，假如不是地上还有一团影子，王亚丽几乎感到自己被照透了。

不知何时，房门一响。她妈的声音追进来：“也不开灯。”

王亚丽霍然而起，这才发觉屋里黑了大半。这一下午过得飞快。她妈大大咧咧地踱进屋来，身后果然跟着个男人，四十多岁，干瘦身材，穿件随风乱晃的青绿西服，西服布料带有荧光效果，使他活像个塑料绳编织的蚂蚱。王亚丽突然记起，这只蚂蚱她也是见过的，就在中午的大棚外，当时他正守着灶台炒菜。只不过炒菜时穿的是条油脂麻花的脏围裙，这时不光换了衣裳，就连头脸也收拾得一丝不苟。如此注重仪表的厨子也不多见。而那只蚂蚱也挺知趣，瞟了王亚丽一眼就蹦跶进了隔壁的小厨房。

王亚丽也不说话，斜眼看她妈脱了绛紫色化纤西服，露出墨绿色化纤衬衣，噼啪静电一响，又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散钱。将钱捻平再揣好，她妈一拍脑袋走到门口，对着厨房窗户吆喝：“晚上下面少放盐，中午丸子就咸。”

厨房里轻柔且漫长地应了一声，听来就像戏里旦角的一唱三叹。

王亚丽她妈这才又转向王亚丽：“你看你，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王亚丽决定开门见山：“说说吧？”

她妈一僵，明知故问：“说什么？”

王亚丽拿眼在屋里扫了一圈儿：“谁也不傻。”

“瞧你这话。”她妈一笑，“那就说说。”

然后母女俩弯腰脱鞋，盘腿上床，相对而坐。这副姿态远看如同参禅，又有点儿像电视里的古代日本人，还让王亚丽想起健身房瑜伽课里的“腹式呼吸训练”。在她的记忆中，每当涉及家里的重要事宜，包括“卖逼的”强于姥爷要饭、她爸是如何与粮店那娘们儿跑了的、别上高中了上个幼儿体教班算了等等，她妈都是以这种形式向她说起的。可以说，这是母女之间罕见的具有仪式感的时刻，也是王亚丽少有的感觉受到了她妈重视的时刻。于是她觉得时间正在凝滞，心里不光忐忑，竟然还有一丝怀旧似的暖意。

但与王亚丽相反，她妈的口气却是挥洒自如的，甚而有些故作轻松。也许是心知没什么好瞒的了，也许是早就打过不知多少遍腹稿，话从她妈嘴里流淌出来，就像从口袋里往外漏米一样流畅、连贯、密集。她妈先说，隔壁屋里那厨子姓吴，按辈分王亚丽该叫他声叔，不过不叫也行，反正不熟；吴厨子离过婚，是从邻县过来的，白天给人家的红白喜事掌勺，晚上就在县城广场摆摊卖砂锅；砂锅挨着烧烤，一来二去就和她妈混熟了，处了一段觉得还行，俩人一致决定往前“走一步”。她妈又说，吴厨子这人别看女里女气的，但其实很有思想，会背不少名人名言，问他为何跑出来，他就说“既然选择了远方，我们注定风雨兼程”；吴厨子甚而还很有理想，离婚也是因为想开饭馆但老婆不让，索性一跺脚抛家舍业。她妈还说，自打结识了吴厨子以后，她本人的层次也有了提高，认识到了以前沉迷打牌是虚度时光，所以现在轻易不上桌，上桌也坚决不玩儿大的；她决定和吴厨子携手奋进，俩人共创一番事业；而理想不能空谈，还要付诸行动，为了把饭馆开起来，她打算投入的数目是……

“等等，”听到这里，王亚丽不得不打断她妈，“你还要给他开饭馆？”

她妈更正王亚丽：“是一块儿开。炒菜也卖，砂锅也卖，烧烤也卖。”

“卖什么我不管，但你哪儿来的钱？拆迁换房的钱不还让我掏了……”

“没钱也可以想办法。”她妈坦率地看着王亚丽，又一笑，“我是这么合计的，拆迁不是给套两居室嘛，我先拿去做抵押，有公司能给贷出款来。一套两居本来值三十来万，房产证一时办不下来，就得打个折扣，不过二十万怎么也有了。用这钱先把以前牌桌上的账清了，剩下的勉强能够盘个店面，地方还不错，就在广场对面……”

王亚丽盯着她妈：“那房子呢，不要了？”

她妈说：“我问过公司的人，抵押的房子一样能住，只要按月把利息还上就行。”

王亚丽的眼珠子逐渐放大：“还不上呢？就归人家了？”

她妈默然两秒，“呸呸”几声：“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行不行，我挣钱还不是给你留着？”

“你要亏钱呢，是不是也得我还？”王亚丽也默然两秒，然后咬着牙根儿低声问，“你是不是已经跟人家把合同签了？”

王亚丽她妈就没了话，也不看王亚丽，骗腿下床，踩了双拖鞋，将散落在麻将桌上的断壁残垣归拢到一只鞋盒子里去。她的动作不紧不慢，修砌得严丝合缝。桌上的牌面被藏了起来，然而底牌又是不言而喻的。也可见她妈与厨子早就把日子过出了默契，这边桌子刚清干净，那边面就端进来了。厨子折返两趟，把三只大碗依次摆在桌上，碗口腾腾冒着热气。然后他仍不说话，点了支烟先抽起来。而王亚丽也骗腿下床，蹬上鞋往外就走。

她妈问：“你哪儿去？”

王亚丽说：“回北京。”

她妈又问：“怎么刚来就走？要不先住……”

王亚丽站住，凛然往床上扫了一眼：“你让我睡哪儿？”

9

晚上只有过路的绿皮车了。火车缓缓出站，王亚丽的脑子才随着脚下的轮轴恢复了转动。

对于这短短一天的返乡之旅，她尝试着进行总结。她知道她妈又找了男人，是个厨子，并且俩人准备“往前走一步”；她还知道老家的旧房的确将要换成新房，但新房很快又要被换成饭馆；她更知道因为拆迁手续上没写自己的名儿，所以对于上述一系列从房到钱、从钱到饭馆的转换过程，她似乎也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了。那都是她妈提前计算好的吗？或者还是厨子背后撺掇的结果？看来恐怕都像。而归根结底一句话，王亚丽算是没家了。或者说，自从她出门找活儿干，自从她爸和粮店那娘们儿跑了，甚至于自从她妈给她取名叫作王鸭梨的那一刻起，“家”这个概念对她而言就已经渐行渐远，直至烟消云散。

她过去只是一直不愿承认，而她现在必须承认。

电话响了，是她妈。路上她妈打来好多电话，可王亚丽都没接。然而这次出乎王亚丽的意料，她盯着屏幕上的河南号码愣了片刻，随后一动手指便按了接听。地动山摇的悲怆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只是心酸，那么一点儿并不难以忍受的心酸。就连对她妈，王亚丽也没那么怨更没那么怕了。

她妈的声音似在打颤：“鸭梨呀？”

王亚丽道：“你说。”

她妈说：“临走你也没吃碗面。”

王亚丽道：“我就想看看你，看着了就够了。”

她妈说：“知道你恨我。你恨我吧？”

王亚丽道：“说哪儿的话。”

她妈说：“恨就恨吧。再不往前走一步，我就真走不动了。”

王亚丽道：“妈，我不恨。”

她妈说：“你个小卖逼的，心眼儿倒是好。”

然后母女俩平静地挂了电话。打电话时，王亚丽仍蜷缩在车厢之间的过道，当火车驶过某个小站，站台上白晃晃的灯圈从她头顶滑过，当小站被抛在身后，黑夜便重新在她头顶上的窗外凝结。此后的一夜，她也不知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说睡仿佛还在想事，说醒又仿佛一片混沌。半梦半醒之间，北京到了。

与高铁相比，绿皮车的速度慢了几倍，因此站台上已经是晨曦初现的黎明。王亚丽眯着两条眼缝儿，换上刚开始运营的地铁，回到了麦子店。顺着台阶钻出来，她看到麦子店还是麦子店，甚而更加向王亚丽袒露了它的本相：这里就像北京的大多地方一样，都是钢筋水泥集合而成的积木似的建筑。但这里只要填满了人迹，就成了王亚丽眼里的奇幻所在。

作为麦子店的诸多人迹中的一员，王亚丽正准备用自己去填充它。

她离开地铁站，一边往小区的方向走着，一边还在想着要不要给“果粒橙”打个电话。但跟他说些什么呢？说自己在老家打了个照面就跑回来了？对于焦头烂额的“果粒橙”而言，这些事情恐怕也没有再说的必要。况且历经了一天一夜的折腾，王亚丽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一脑门子金星乱冒，她只想赶紧补上一觉。

经过写字楼又横穿林荫道，出租屋所在的旧楼便从晨雾中露了出来。楼的外立面好像被泼了一层水，远望上去湿漉漉的。楼下的铁栅栏外，停了两辆早餐车，轻微的油烟味儿在这样的早晨更加富有刺激性，王亚丽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又被滋生的口水呛得咳嗽了两声。然后她陡然站住，一阵哆嗦。

在一辆早餐车前，她认出了几条人影。

对于那些人，她当初其实也没看清楚过，不过她的胳膊仍对几只大手的力道记忆犹新，她的皮肉更是被唤醒了一左一右两根硬物顶住所产生的尖锐感和紧迫感。是他们吗？很可能是。在那几个无所事事地啃食鸡蛋灌饼的男人身上，王亚丽辨认出了确凿的外在证据：一个小寸头，一个大光头，一条金链子，四根粗壮而布满文身的胳膊，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这些人距离王亚丽也就十几二十米，他们那“咋的，咋的，你咋的”的东北口音声声入耳。假如这些人又是奔她来的，那么就冲他们那不舍昼夜的精神，中介公司也应该给他们发面“尽忠职守”的锦旗。这个念头让王亚丽感到一丝好笑，但她当然是笑不出来的，因为“果粒橙”曾经深表担忧的事情马上又被她重温了一遍。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了“果粒橙”的警告不是耸人听闻，同时承认自己返回麦子店的决定太冲动也太草率了。

迎着从楼上某扇玻璃窗里反射下来的阳光，王亚丽好不容易止住哆嗦，直愣愣地瞪着男人们的头颅与后脖颈子。她似乎在心甘情愿地等待对方转过头来，那么她的自投罗网就算彻底坐实。然而当照在她脸上的光亮随着楼上窗户的晃动飞快地一偏，王亚丽也登时醒过了神儿。恰好有辆早班公共汽车靠站，从通州甚至燕郊披星戴月地赶来的上班族蜂拥而下。她迈开步子，一头扎进了那团相互碰撞、各自奔忙的人群之中。

王亚丽又在逃跑了。她从北京逃回河南，从河南逃回北京，此时逃跑在麦子店那薄雾散尽、阳光灿烂的街头。如果说此前的逃跑来自于不知真假的恐吓，那么眼下的这场逃跑就是实在的，迫切的，简直如同火燎屁股滋滋冒油了。她充耳不闻别的声音，只听见胸膛里的怦怦乱跳；她压根儿不敢回头张望，只在顺着街道拐弯时才会飞快地向身后扫一眼。更加令她魂飞魄散的是，每当余光瞥过刚刚走过的路面，她都能看见那几个男人的身影正在后面不紧不慢地移动，与她保持着一致的速率，她快他们也快，她慢他们也慢。

毫无疑问，当她发现了对方，对方也发现了她。那么这次他们打算怎么对付她？想来不会只是“跟老妹儿唠两句嗑儿”那么简单了吧。听说“道儿”上都讲究个先礼后兵，假如上回也就是试探试探，这次怕是要动真格的了。为了问出“果粒橙”的下落，他们会像抗日神剧里一样拔她的指甲烧她的头发吗？为了查出那笔钱的去向，他们会像商战大片里一样黑进她的账户破译她的密码吗？尽管慌乱得像只没头苍蝇，王亚丽的联想能力反倒变得格外活跃了。而过了许久，她才又发现自己的运动轨迹和一只没头苍蝇有所不同——正在走的这条路对于她来说，熟悉得近乎条件反射。就算眼睛不认路脚也认路，就算脚不认路鞋也认路。王亚丽从麦子店南里穿到麦子店中里，又拐了个弯来到麦子店东里。在视觉印象上，她相当于从一片灰色矮楼出发，经过一片褐色高楼，最后钻进了一片暗红色矮楼。

既像注定也像巧合，王亚丽反应过来，她走上了当初通往“团契”的那条路。

她还意识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有利形势。她发现，随着自己在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旧楼之间穿梭，身后那些男人的脚步不仅慢了下来，而且还显得有些拖沓。不光如此，在王亚丽拐弯他们也拐弯、王亚丽停顿他们也停顿的时候，那些男人东张西望的姿态也似乎露出了迟疑。这就对了：虽然清晨人烟稀少，但毕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谅他们也不敢径直扑上来将她按倒在地；并且他们就算事先到王亚丽居住的那个小区“踩过点儿”，但对于麦子店其他街巷的地形，想必也还是不甚熟悉的。可以这样理解，在这关键时刻，麦子店帮助了王亚丽，掩护了王亚丽，这地方没有辜负她的一往情深。

也正是在麦子店的鼓励之下，王亚丽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当她从侧面绕行经过那栋格外破旧、也格外熟悉的暗红色小楼时，陡然就甩开双腿跑了起来。她的这个举动打了身后的“尾巴”们一个措手不及，当她贴着墙根拐向了楼的正面时，他们才发一声喊，急匆匆地追了上来。而这时，王亚丽已经不见了，展示在男人们面前的只有一条空空荡荡的水泥路，以及路边那栋楼房没遮没掩的几个门洞。

王亚丽钻进了其中一个门洞，沿着楼梯往二楼跑去。钻进来她才发现，这扇门洞同样无比熟悉：窄小曲折的楼梯，一堆破纸箱和几辆自行车……不唯如此，更关键的还有从一楼右手边那个房间里奔涌而出的声浪。那是一个老年烟酒嗓，沧桑、洪亮而又抑扬顿挫，说的仍是《三国演义》，但却不是书接上回。故事的转换恰恰度量了王亚丽有多长一段日子没来过了：记得上次从这儿离开，听到的还是赤壁鏖兵，现如今就跳到了关云长走麦城。正当单田芳说到赤兔马中了绊马索，她也感到脚下一软；正当单田芳说到关云长摔下了赤兔马，她也一轱辘，从一楼通向二楼的楼梯上滚了下来。这是逃跑路上的一个小插曲，王亚丽为她的着急忙慌付出了代价。直到晕头转向四仰八叉地坐在地上，她才抬头看清，楼梯靠墙的一侧比原先多了两捆旧报纸。这年头，只有真正的“老范儿”人才保留着看报纸和卖废纸的习惯，也正是“老范儿”人那把公共地方当作自家地方的习惯给她下了绊儿。王亚丽却顾不得胳膊、后背和脖颈子上弥漫着的疼，她只想着赶紧爬起来再跑上二楼去。还有人追她呢，那些人可不傻，他们发现王亚丽不见了，就一定会在这栋楼前挨着门洞往里窥探。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逃跑路上的另一个小插曲。

在王亚丽的身旁，一楼右手边那扇木门吱扭开了。

“嘛呢？”一个沧桑的烟酒嗓问她，令王亚丽恍惚觉得说话的正是单田芳本人。门里那人该是听见了她摔下来的声响吧，也许她的膝盖或者脑袋磕到了人家的房门。

王亚丽既没力气也没胆量答话，她只是抬手指了指楼梯上的旧报纸。

那人便从王亚丽身上跨过去，上了两级台阶，弯腰拎起横在楼梯上被她踢歪了的报纸。仰着脖子的王亚丽从下往上看，只见那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一副矮胖身材，天已经不热了还穿着松松垮垮的大裤衩子和跨栏背心，背心撩上去半截，勉强搭盖着形状好像漏了气的轮胎的肚皮。他直起腰走下台阶，居高临下地瞥了眼王亚丽，那张剃着花白板寸、长了个酒糟鼻子的脸上，展现出一览无余的烦躁与嫌弃。原来一楼的住户就长这模样。

“上楼不看着点儿，你奔丧呢你。”呜呜囔囔的北京话，天生自带着目空一切。那口气的潜台词，分明是毫不在意王亚丽摔坏了没有，但却心疼他那两摞旧报纸。

“起开点儿，别挡道儿。”对方又说。

王亚丽便爬了起来，和老大爷错了个身子，继续往楼上走去。她的脚步比刚才轻了许多，这是因为楼道门外似乎还传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东北腔，如果那些男人恰好往里看上一眼，那她就再也逃无可逃了。然而只要从一楼跑到二楼，情势又会不同了吧，王亚丽这么盘算着，期冀着。二楼有个接纳她的所在，她对那里抱有孤注一掷的信任。

但这最后一段路程却行进得如此艰难。刚跨上两级台阶，她就感到右膝盖又在疼了，并且那疼不同于以往，不是隐隐作痛也不是撕扯着疼，而是仿佛一把钝刀插进了她的骨头缝儿里，又血淋淋地连着筋搅动。她大汗淋漓，下半截身子沉重地往下坠着，赶紧用两手紧紧抓住锈迹斑斑的铸铁栏杆，这才避免了再次仰头摔下去。千不巧万不巧，在这一刻，旧伤来了个总爆发，刚才那个跟头又在原有的基础上火上浇油。王亚丽不得不大幅度地弓着腰，屁股高高撅起，咬牙不做声，手脚并用地往上攀爬。她明白，这种时刻意志品质就是一切，绝不能放弃，否则这天早上所有的运气和勇气都将化为泡影。

而她略一回头，却发现一楼的住户站在自家门前，正直勾勾地看着她。

那个老大爷，他提着两摞旧报纸，支棱着膀子，歪着脑袋，把目光顺着倾斜的楼梯投射上来。目光落在什么地方呢？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它就那么毫不拐弯儿地杵向了王亚丽高高撅起的屁股。这天王亚丽穿的是条紧身运动裤，下半身绷得曲线毕露，并且由于只敢左腿用力，重心不稳，她的屁股还在随着步伐夸张地、摇曳不休地扭动。于是这一瞬间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痛彻心扉的王亚丽在为一楼的住户表演着扭屁股。

老大爷看得不仅眼睛，就连酒糟鼻子都在闪闪发亮。

他的脸也鼓胀起来，仿佛涂了一层红油。

这副表情把王亚丽惊得目瞪口呆，但她不仅无法叫出声来，更不敢就此停住。迫于形势，她也只能摇曳不休地扭下去。观赏与被观赏的过程仿佛被无限拉长，变成了电影里摇曳的慢镜头，直到王亚丽终于攀登完了第一段台阶，又艰难地拐弯儿爬上第二段台阶才宣告结束。斜下方传来砰的一声门响，好像是一楼的住户正在为意犹未尽而抱怨。王亚丽提心吊胆地舒了口气，右腿的疼痛却因为紧张和耻辱而更加来势汹汹了。她再没力气扒住栏杆，干脆两手撑着台阶，以兽类而非人类的姿势完成了后半程的攀爬。终于来到二楼右手边的门前，王亚丽才又直起身子，把身子倚在门上，急促但并不响亮地拍门。这时她也意识到了另一个问题：凭什么认定岳晓芬姐妹一定在家呢？今天又不是周末，不是“团契”活动的日子。

而门竟开了，倚门而立的王亚丽随即朝着那条缝隙里扎了进去。缝隙越来越大，她的身体也越扎越低——也就是说，因为重心不稳，王亚丽重新扑倒，像段树干似的一头栽进了门里。岳晓芬姐妹发出了轻声惊叫，幸亏没被她砸着，但也被她吓得脸色惨白。（未完）

来源：十月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