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二月也是显冷的，加上异乡的孤寂，心中不免厌倦。不过由于归去的日期未到，也只有任凭这里冷冷的海风肆虐我心头。

父亲南闯近二十年，与目母亲积累了不少钱。这却是我极不关心的，也正如他们不关心我一样。我极小时就成了中国留守儿童中的一员，现在，也该算是留守青年了吧。虽然趁着寒假与父母在一起了，却无故多了几许寒意，有时是这里海风的缘故，有时是心境的缘故。

春节，这个春节，我们一家子全聚在了这异地。几近二十年来，首次团聚，很值得高兴的。我便有了这种期望，盼望着春节早一点到来。可是，眼看除夕临近，家里（异乡的住处）一点过节的气息也没有。这二十年来的首次聚会，大概他们不会这样期待，谁会在乎这是几年几十年的团聚。或许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多了几副碗筷，多了几盘酒菜，或是多了几个饮酒的伴罢了。

好在到了除夕夜，家里上了一层喜气的景象。然而，一顿饭不到，一切又淡淡了。是啊，异乡毕竟是异乡，上一代人毕竟不是下一代人。

除夕的夜里，只是偶尔听得几声火炮响。我们家同大多异乡人一样没有燃放火炮，也许，是这异乡的人太想家了吧，不愿叫火炮弄得哭哭啼啼。可终究夜里是有人落泪的，尤其是那些刚刚出来刚刚作别学生生活的人儿……

整个除夕夜平静安详，就象《平凡的世界》里一样，只是比那其中显的更真实更凄凉罢了。

初一那天，我起得早，这是农村的风俗。不过这里就别样了。我立在靠马路的窗户旁，想看看外面的行人，外面的汽车。马路比平时显得宽敞，也比平时更清净，仿佛没了热闹。再多看一会儿，渐渐才多了行人和汽车。大概是大家觉着饿了，赶着买菜做饭，完全不提汤圆了。

母亲和几个工人一起到她的店里上班了——我知道母亲不愿意这样。可转念便是一家人的生活。这一点，恐怕是这个春节我唯一的感悟吧。

吃过早饭，初一就叫人无聊。一个人骑着单车便出去了。不能去公园，那里是温馨的，甜蜜的，是叫人渴望的。我是全没目的的，只是沿着人少的大马路行进着，那也许是去郊外。

越往远处人少的地方走，心里越舒坦，可也越烦恼。我是极害怕寂静的，尤其是一个人存在的时候。我便不自已地想到这个春节以及故乡的春节，这两个地方，两个地方的人，还有这两个地方的感觉。我能细腻地比较、体会。因此就明白了古人的诗，游子的泪了。这不由使我一觉伤感了，这是我这年龄不应当有的情怀。我便故意不去想，可这些又由不得我控制，死也要挤进我的脑袋。

大约是在一个工地，坐在冰冷的岩石上，我看着一切。这里很空旷，我一会儿看看远处，一会儿看看近处。远处是山峦，是森林，是泥土，是故乡的样子；近处是一片红色的工地，也许不久后它就是一座工厂或是一座大楼。再往城区望去，楼房高低不同，错落有序，颜色不一，风格各异，却又不失协调，辉煌繁华。城市的天空，就连乌云也带着酒气，醉得翻来覆去。

我不得不想到我的故乡，那个穷乡僻壤。现在，那里应该很热闹——不，不，那里，应该更糟糕——那里，只剩下老人，只剩下孩子。他们同有的天真的表情，是那么叫人愿意亲近……也更愿意远离。

在矮矮的砖房子里，住着一位老孺人。她很少很少移动，很少很少说话。她能动，能说话，她也渴望动动身子，渴望说说话儿。她，却只有砖红的墙壁，灰仆仆的火儿坑，一只长跳蚤的老土狗。她吃得简单，每一餐都似乎一样，但是她对于吃显得很满足。穿的，吃的，已经够了。她静下来的时候，她就想着外面的世界，她的儿女，她的后人，她唯一的希望。

她，应当常常在思考，在思考……

于是，我想起老屋檐下那口没有上漆的棺材，放满稻草和柴火的小院，蒙着黑戚戚灰尘的瓦楞，还有那条不结冰的小溪……我想，故乡的树木该抽芽了吧。我转身看近处的树木，它们都绿着。它们一年四季都绿着，绿得光鲜，绿得长久。好象永远不会枯萎。

沉思片刻，我便想到我的学业。自从上了高中，我的学习一直在流汗流血之中。也许，我无论如何的用功，这辈子也不可能进尖子班。倒也遗憾，倒也痛快。

我突然想起上学期班主任的样子，然后他那一连串“和善”的笑，一连串“长者”的动作。他露出牙齿，赤裸裸地喊一些为世之道的道理，他再是一笑。老师竟然说我们这帮学生是一群伪君子形象。我有些不快，那是一片怎样的天。

也许，我正是老师说得那幼稚、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那些日子是可怕的：

那个中午，一个同学悄悄走到我身边说：“班长，那，那边有人看少儿不宜……”

我惊疑地看着他，气愤便涌上心头。我急急地走了过去，拍拍一个男生的肩膀，“干什么呢？！”

他惊了一下，见是我，却眉开眼笑起来。“班长！吓死我了，来！来看看Yellow!”他完全是一副忘乎所以的嘴脸。

“什么！你不快收起来！”我气急了，我狠狠瞪了他。

“什么哟！少装清高了，看不看随你。”他不以为然地说。

“难道要我弄到老师那儿去，你才高兴？”

他瞪着我。“你去了，哪个还虚老师吗？”他无所谓地说。

我愤恨地进了办公室，对着班主任说道：“老师，有人在教室看黄色。”

老师傻了眼地看着，半晌才回过神来。“在哪儿？”他方才问到。

“在教室。”

我回了教室，班主任把那几个全叫了出去。大概3分钟，那为男生就兴高采烈地回转里来。“嘿嘿……”他得意地笑着。

我莫名其妙。

“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进来的？”裂着嘴。

我简直不能理解了。“怎么？”我好奇着。

“我跟班主任说了几句话。”他长满痘痘脸又透着笑意，“我说‘老师，你也别这样。不就看个少儿不宜嘛，算个什么！你那些事我都晓得，你不整我，我也就不晓得。反正，我平日不给你惹事就好了。这样，你也好做，我也好过。’他就放我过来了。”说完，他那粗糙的脸上又堆起了成人的笑。那笑容使那张本来丑陋的脸显得更加丑陋了。

我无奈地走开了。

另外两个同学足足站了一天。

周六的下午，我们班的四个寝室里所剩寥寥无几，大都出去网了。我走到第三寝室时，那天被罚的其中一个男生正仰在床上，右手却夹着一支香烟。他喷着云土、吐着雾，全然不知我进来了的样子。

“班长，你来了！”他冷冷的声音里不乏有一点热情。

“你怎么能抽起烟来？你”我半闭了口。

“令你失望了吧。”他语气淡了些。

我看看他，“你刚进高中可不是这样！为啥子搞成这样？你们——”

他坐了起来，不做声地看着我。他又埋下头去抽烟。他再抬起头来，嘴里含着烟，眼里却挤满泪水。他使劲抽了两口，烟子从他口里散了出来。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抽了多久了？”我撇过头去。

“一个月了。”他声音颤抖了起来，哭的气味便拢了来。

“班长——”他一把抱住了我，身体一阵热，“我，我不抽烟，他们便欺负我，打我，日诀我。他们不怕老师，更不会怕我。”他抽泣着，双手抓得我更紧了。“我要学会抽烟，要让他们怕我，不敢欺负我……”

这是莫名的一阵，我也给搅得乱乱的。

我回转神，一阵可怕，眼前却还是异乡的天地。那就是平型班，老师眼中的垃圾。那是游乐场，是牧羊圈，是懒惰滋生勤奋消磨的被窝。

我想，我应该尽量远离学校。我是不可能住校了，应该找个安静的小房子，让我独自起来，独自学习，学习真正的知识，也学真正的人生。这好象是懦弱地逃避，但却是我这学生唯一可以抗争的了。

租一间房子，我便能平平静静能单纯地学生了。再不用听或者听更多的悲哀，更多龌龊。学习，即使没有人帮助，我也会努力去解决。我有决心也有耐心，这世道没决心没耐心是不行的。不然，老师怎么知道你有宏图大志，你能稳重持恒，担当大任。租房子固然要疏远我哦于老师的关系，不过想想，那又何妨，毕竟我的确是有决心和耐心的。想到这里，我便铁定在校外租房子。也许，这是我人生最天真的决定了。

初一的夜里便提出了我回家后的打算，家里人都有反对。那夜，我与家人舌战了半宿，终于被我的决心和耐心撼住。那一刻，我甚至怀疑我是一意孤行，是神经质——为什么要搞得一尘不染，一副纯洁的样子。我也没什么救世的大理想，况且救世还轮不到我。不过那一夜，我实在是开心原来努力的滋味是这样。

临行回家，母亲非要父亲陪我一同回去，我说我自己能办妥，可母亲却说我幼稚，迂腐。我便只好与父亲一道回走。

临别，我没有因母亲的格外评价而生气。倒是一坐上车，望着车窗外的一大家子，眼里莫明地挤满了暖流。我使劲眨巴眨巴眼睛，想装作正常，装作开心。可是泪珠却落在手臂上，好在车已缓缓启动，没人看见。这一刻我才明白，一家人在一起，什么点缀都可以不要，那就是好。

回到故乡的县城，满心已是欢喜。我便憧憬着我的小房子。

到伯母家已是中午十一点。吃过午饭，父亲的朋友便开着小车来接我们了。他是一位身着红夹克的中年男子，样子很厚道，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笑起来确如一个圆了。

父亲虽然在外挣了一些钱，但我并不想浪费一丁点。我只想租安静的小房子罢了，这一点我在录上已经多次向父亲提及了。

父亲的朋友领着我们去看房子。房子确实宽敞，而且有窗。整个房间却是凌乱的，地面上有一层黑垢，使整个房间显得黯淡没有生气。在房间里还能闻到一股说不清的气味，像是腐臭又像是馊水。父亲及他的朋友也闻到了，便一齐退了出去。我也委婉地退了出来。父亲的那位朋友，脸上早已撑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圆了。

在马路边，父亲的朋友还在笑着赔不是。接着，他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崭新的白色的小轿车。下车是一位披黑风衣的男人。他皱起冷峻的眉峰向我们打招呼。父亲的朋友便介绍我父亲是他最好的朋友，情同手足那种。那位刚来的朋友这才走了过来，伸手去握父亲的手，比先前热情多了，刚刚冷峻的眉峰也舒展了下来。

父亲的朋友笑着说有事就告辞走了。

我和父亲坐进父亲的朋友的朋友的车里。车沿着马路行驶着。我们在一座工厂旁边的居住区停住了。算算，这里到学校至少也要一个多小时，就是乘小汽车也得二十来分钟。走进房间，比刚才那间房更加宽敞，也更干净更明亮。父亲笑笑好像很满意。我走到父亲的身旁，提示这儿太远了。父亲恍然大悟地皱起了眉头。

父亲朋友的朋友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便半笑着说：“李先生，这儿确实远了点，不过，平时你开车送送孩子上学，也费不了你多少事。一来一去顶多三十来分钟，娃儿的读书事大呀！”

父亲笑笑，倒不说话。

这时，房外不远处响起了轰隆隆大的机器作业声。不一会儿，一阵黑烟也徐徐飘了进来。父亲急忙上前关掉了门窗。但窗外的噪声不减分毫。父亲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问着那位朋友，可有别的法子。

那位朋友被黑烟呛着，正抹着眼角。听见父亲这样说，想了一会儿，又看看表。于是掏出一块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很快，来了一辆黑色小汽车。仔细一瞧，亮了眼，是一辆老奔。在这儿地界这算得上是稀有动物。车上下来了一位戴粉红色墨镜的大肚子男人，右手挽着一个穿短裙的黄卷发女人。。他们招摇地向我们走了过来。两个人向我们父子看了一眼，便和父亲朋友的朋友问候了起来。

那女人的头始终倚在那个大肚男人的肩上，沉醉着，全然是一副不在乎初春严寒的样子。我发冷地立在父亲的旁边。他们连说带笑大概有几分钟。只见父亲朋友的朋友指了指我们，那位大肚男挽着女人方才向我们走了过了，向我们热情地问候。黄卷发女人眼泪闪着光好奇地打量着我们父子，突然目光又黯淡了下去。

父亲朋友的朋友走过来握住父亲的手，说了一些没帮上忙感到歉意之类的话，然后驾着他的小汽车飞一般地消失了。

大肚男自说是朱老板，我们便坐进了他的老奔。刚一上车，一阵浓烈的香水味就将我们团团围住。我竭力忍着。车行驶着，马路上行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身下的车上，那目光是满含爱意和敬畏的，还有一些贪婪的神色。他们是多么想进来，而我是多么想出去。这确如是一种围城的形式了。

大概十了分钟，老奔停在了一座豪华的商厦前。朱老板依旧挽着那个黄卷发的女人下车。乘电梯上了十八楼，然后进了一套房间。里面的陈设简直叫我们豁然开朗，却又胆颤心寒。我和父亲似乎都目瞪口呆了。这种环境本是遥不可及的，我有些不敢睁眼去看了。这不是我所要的，也不是我所想的。

黄卷发女人娇弱地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很享受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朱老板心满意足笑嘻嘻地问父亲：“怎么样，还可以嘛？”

父亲尴尬地站在原地，嘴角挤出了一点笑。父亲强笑说：“只是……孩子能住就行。朱老板，你看房子这样好，终究也说不过去。”朱老板收起了笑，皱了皱眉头，不一会儿，又将笑脸舒展开了来。

朱老板对着手表讲了起来。不久，驶来了一辆白色的小汽车。车里出来一位身着深灰色西服，系着天蓝色格子的男人。他先是笑容可掬地向朱老板致意，然后在朱老板的示意下才热情地向父亲问候起来。他自己介绍是本县的国土局局长，然后更加热情地拍着父亲的肩膀。父亲叫他罗局长，他非要父亲改口叫他小罗，说这样子才算亲民爱民，和人民群众搞好团结。那位朱老板没再说什么，载着那个黄卷发女人就走了。

坐上罗局长的车，虽没有老奔的舒适，可也轻松多了。罗局长一边开车一边和我父亲攀谈。他一直问着朱老板的事，问父亲与朱老板是什么关系。父亲老是抱歉地说不知道或是不清楚。罗局长一点也不生气，只是额上聚了更多疑问。

车已行了好一会儿，那位罗局长像是着急了起来。他只管问父亲他与朱老板是什么关系，父亲只说是刚认识的朋友。罗局长满脸不相信，笑笑。父亲却说得认真，强调着。罗局长终于还是信了，不过脸也随之严肃多了。

我们在县政府停住了，他只说叫我们等一下。

车窗外是一个广场，场中的方形台上矗立着国旗杆，五星红旗正昂扬地飞展着。

罗局长一下车，他便迎上了一位着贵人鸟西服，系蓝领带的中年男子。只听见罗局长亲热地称他周书记，我和父亲都已猜到，这位一定是本县的县委书记。父亲的脸诧异了，是莫名其妙的表情。

只听见周书记惊喜地说：“朱老板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嘛。既然你还有事，那就让我去代劳吧。”

“下午你不是还有个会吗？”从旁的一个人说。

“等一会儿不行呀？你去说一声就是。老罗。”那位周书记有些生气地吩咐道。

“是！”那位罗局长高兴地走进了县政府。

周书记立马走了过来同我父亲握手，仿佛生怕别人不认识他。我仔细地才看清，他那张干净的脸确是一副成熟老练的模样，高高的鼻梁半秃的额头透着一些官的气息。

周书记请我们进了他的车。车里又起变化，多了一个司机，也是一张成熟老练的脸。周书记坐在前右，我和父亲坐在后面。周书记总是偏过头来与父亲攀谈。他倒没首起问什么关系的话题，他们谈论着。从简单的家庭生活谈起，周书记显出一副烦恼的样子，有点像家庭不幸。转而周书记又将话题引向了兴趣爱好，他便讲起平时打高尔夫球的感悟。他讲的时候，是认真的，是热情洋溢的，好像他离不开高尔夫似的。而我，或者我父亲，却是从未见过真实的高尔夫的。那原是不可想的，周书记讲得那么认真，倒的确勾起我的一种向往之情。

他确凿是亲民的，和蔼的。他打算今晚上请父亲去赴宴，至于什么宴，他笑笑却不说。父亲始终推辞着，下午他还要去赶火车，他可是真的忙。这时，车子刹住了。惊吓了父亲和我。司机老练的脸转过来向父亲看了看，透着惊诧的神色，接着摇摇头又重新开车上路。

周书记倒不什么，只是脸上像是醉过一般的红。他见父亲这样决意，也只好沉默。大概又行进了几分钟，周书记的脸又和蔼了起来。他吞吞吐吐地问我父亲与朱老板是什么亲戚。父亲像是问住了，他同我一样的奇怪。父亲还是像刚才回答罗局长那样回答了周书记，只说是刚认识的普通朋友。周书记连问了几个“真的”，最后将信将疑地缄默了。慢慢地，周书记的脸在车前的镜片里显得愈来愈严肃，又像是受了什么欺骗和委屈。

车子终于停在一个路口。周书记惶急地看看表，再偏过头来很可惜地对父亲说：“我有一个活动，我先失陪了。”然后向司机瞄了一眼，就匆匆下车了。

司机载着我们在不大的县城里转了3圈，并没有找房子的意思。

父亲最后叫住司机，道了一声谢便和我下车了。

下午春的阳光还明媚的。我打电话找了几个同学，帮着我一起找房子。大约是一个小时，我们便找到了一间合适的。这才是实际，实惠，实用，这才是我真实要找的房子。

而上午的一切，就像是一个梦罢。

送走了还满面迷离的父亲，我便独自站在黄昏里，感叹这座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