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叶延滨，男，现任《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11月17日生于哈尔滨，1982年分配到四川作家协会《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12年整。1994年调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任系主任、教授。1995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诗刊》主编等职。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1980）、第三届中国新诗集奖(1985—1986)以及十月文学奖、四川文学奖、北京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40余种全国及省以上的文学艺术奖。

诗人叶延滨的奋斗人生 从逼仄的窄处到宽阔之地

张杰

诗人叶延滨定居北京多年，回到成都，走在水磨石板砌成的巷道上，他的记忆钻进了另一个窄街宽巷。……1952年底，幼年的叶延滨与家人一同来到成都，在紧挨着窄巷子的斌升街和西胜街居住。虽然在斌升街住的时间不长，但夜晚的巡街人敲击的梆子声，一直清晰地响在他的记忆里。不久他与家人搬到与宽窄巷子并排为邻的西胜街一处旧公馆建筑，“那公馆里住了四户。我们家是其中一户。”他详细地记得，公馆院子里中有两进的两个大天井，还有此前的下人住的小院和宽如操场的后花园。房高檐阔，檐下是一根根又粗又高的柱子，红漆刷过，立在天井四周，如卫士守在天井中的大花坛。

那时的宽窄巷子院门紧闭，门匾冰冷，年幼的叶延滨走在街上，入目全是高墙，感觉路很长。有时和家里人一起去人民公园对面的四川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后坐着黄包车回家，“街上没有路灯，看着特别阴森，就像现在演的恐怖片儿似的。”至今在他记忆中的宽窄巷子西胜街，最清晰的还是：“深宅高墙，昏暗路灯下，飘移着忽长忽短的人影儿。”如今的宽窄巷子，灯红树绿，活色生香，在叶延滨的笔下“显出成都俗的可爱的情趣。酒肉穿肠过，斯文留文章，大概历史上的盛世市井都会有这般景象。”

街道有宽窄，空间分深浅。长长的一生，也像河流或者街道一样，有窄处的苦涩与奋斗，也有宽处的平静与收获。诗人叶延滨的人生也不例外。出生于1948年的叶延滨，2岁时随父母南下到武汉，4岁离开武汉进四川。在成都读小学的他，1959年随母亲到大凉山区生活，在西昌读中学。1968年夏秋，中学毕业的叶延滨远赴延安插队当了一名农民。叶延滨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奉命到东北，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在陕北最穷苦的人家生活了一年。这家人认叶延滨作干儿子，他叫这对夫妻干妈和干大。虽然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仅有一年，这一年就让叶延滨接足了地气。他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之后的叶延滨，人生道路愈加宽广，当上工人、工厂团委书记、文工团创作员及新闻报道干事等。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校期间，获全国诗歌奖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毕业后回到成都，曾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12年。1995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及编审。

多年后，叶延滨将他插队延安农村的真实生活感悟，深厚情感，融入他的诗歌创作中。《干妈》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一首代表作。“她没有死——/她就站在我的身后/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我不敢转过脸去，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她会合上干瘪的嘴/我会流下苦涩的泪……”诗歌中，叶延滨回忆自己与干妈、干大共同生活的感人细节。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等”。语言质朴，纯净。浓厚的情感在飞翔的诗歌语言中，散发出一种动人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这首《干妈》，自1980年在首届青春诗会上出世后，引发千万知音共鸣，震动诗坛，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1980年），至今30多年，余响不绝。

身为一名实力派诗人，叶延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极其罕见的。1980年，叶延滨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时曾说，他曾梦想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诗歌刊物主编。如今，叶延滨已经退休。回首往事，叶延滨对这份工作做到了问心无愧。他自认尽了心，尽了力。尽心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都在众人眼里。回首往事，“当宽巷子走不了，逼到窄胡同里时，那就尽职尽心地干好这份工作吧。人生的路就是这样，看似逼仄的窄处，经过努力，也可以开拓成了宽阔之地。”

叶延滨谈心目中的诗人

在作家圈子里，小说家和报告文学家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去深究；散文家和批评家又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人去讨论。但一说到诗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长得帅气潇洒，举止风流倜傥，言语幽默生动，这是年轻姑娘心目中的诗人样子——徐志摩大概是个例子；长得呆头呆脑，啥事都干不好，言语的伟人行动的矮子，除了写诗之外一无所长——这大概是一些官员特别是行政首长们心目中的诗人样子；长长的头发，迷茫的目光，永不成功的爱情再加上永远失败的婚姻，偶尔冒出的好句子再加上永远说不清的胡思乱语——这大概是文学圈某些人士对诗人的画像……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他是个诗人嘛。”这句话是个多义指向，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言者，不同的语境，具有不同的含义：一、他是个有才华的人。二、他是个率真的人。三、他是个多情的人。四、他是个说话不算数言过其实的人。五、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六、他是个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的人。七、他是个不可靠的人。八、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九、他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十、他是个不可重用的人。十一、他是个穷酸而又不会理财的人。十二、他是个虚情假义、两面人格的伪君子。十三、他是个无用的好人……

　　我的发现与我也被别人称为“诗人”无关，也许与我的职业有关。我当了近三十年的诗歌编辑，从业余编辑、编辑再到主编，天天都在与诗人打交道，而我认识的诗人又是千差万别，几乎没有两个诗人是一样的！我有一本诗集题目是《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在我认识的诗人中，从天使到魔鬼的各个阶梯上都有诗人的影子。

　　诗歌是人灵魂的镜子，每一首诗都是灵魂一次Ｘ光底片。因此，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诗歌和诗人角色。

　　其实，诗人不是一个社会职业，事实证明了，从皇帝到乞丐，从圣贤到流氓，从贵妇到妓女，都曾经出现过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出现过优异者，也出现过糟糕者。

曾梦想当将军的诗人叶延滨 与诗相知与诗相爱

张杰

人物档案

　　叶延滨，1948年生于哈尔滨，1950年随父母南下到武汉。1952年离开武汉进四川，1959年前在成都读小学，1959年随母亲到大凉山区生活，在西昌读中学。毕业后，到延安李渠公社插队当农民，后陆续当工人、工厂团委书记、文工团创作员及新闻报道干事等。

　　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编专业。在校期间，获全国诗歌奖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毕业后回到成都，曾在《星星诗刊》任编辑、副主编、主编共12年。1994年，调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任系主任、教授。1995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任《诗刊》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及编审。

　　2016年是中国新诗百年，热爱诗歌、创作诗歌、关注诗歌的人们，更是以此为契机，讨论诗，思考诗。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民谣歌手鲍勃·迪伦，又带来新一轮的诗歌大讨论：何为诗，何为歌？诗与歌的关系，语言、文字与音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总之，在当下，人们越来越多地参加风格多样的诗歌活动，参与关于诗歌讨论。这种与诗歌的心灵频繁共振，显然是可喜的。诗歌是语言的精粹，是文学的皇冠，人们与诗相亲，相爱，相知，是一件值得欣赏的好事。

　　在刚过去的10月，曾先后任《星星》《诗刊》两大诗坛刊物主编的著名诗人叶延滨，回到成都。在杜甫草堂，出席了一场名为“叶延滨诗歌朗诵会”的活动。爱好诗歌的人们，集中朗诵了叶延滨的多部经典诗作。字字珠玑的诗句，通过朗诵人员的演绎，在应景的音乐声中，把人们带回了30年前的那段诗歌青春岁月。

　　作为一个实力派诗人，叶延滨对诗意的降临时刻，对诗的宗旨，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他曾写过一首名为《存放眼泪的小瓶子》的诗。

　　在奥赫里德市博物馆，展出古代马其顿妇女存放眼泪的瓶子，有拇指那么大，在男人出征打仗时，女人们用它存放自己的思念与悲伤。叶延滨写下了如此的诗句：“啊，这是什么？一只小瓶/存放着千年眼泪/请告诉我，你这个魔瓶/你藏着的那个阴谋与爱情故事/……”叶延滨说，诗歌的来源就应该是这样，“写出人类共通的思念和痛苦。”

　　近日，华西都市报记者约访了叶延滨，他畅谈诗歌的青春，对诗意的思考。他对诗歌、写作、人生的观点通透、深刻，让人看到一个有深厚阅历和笔力深厚诗人的思考魅力。

经典诗作《干妈》背后的人生：

曾与“受苦人”同住土窑一年

　　“她没有死——/她就站在我的身后/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我不敢转过脸去，那只是冰冷的墙上的一张照片——/她会合上干瘪的嘴/我会流下苦涩的泪……”

　　叶延滨创作的诗歌《干妈》，自1980年在首届青春诗会上出世后，引发千万知音共鸣，震动诗坛，曾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青年诗人诗歌奖（1979-1980年），至今30多年，余响不绝。

　　《干妈》是叶延滨写他插队延安农村曾经的一段真实经历。1968年夏秋，叶延滨远赴延安插队。叶延滨在延安有一个亲哥哥，父母当年奉命到东北，把不足一岁的哥哥，送给当地农民曹守科做儿子。

　　叶延滨说，他到延安是投亲，但他不想寄人篱下，“在延安的第一年，我哥替我找到一对老贫农，陕北说法‘受苦人’，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一年。老汉是饲养员，老婆是小脚女人。他们叫我干儿，我叫他们干妈和干大。”

　　回忆往事，叶延滨对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这是陕北最穷的人家，只有一孔没有窗户的土窑洞，他俩睡在窑洞最里边的大炕上，大炕上有个大尿盆。我睡在门边的小土炕上，小土炕上有个小尿盆。这就是整个家的全部布局。”

　　一年后，北京派来干部管理知识青年，叶延滨回到知青点。由于能干所有的农活，不久当了生产队副队长。

　　10年后，叶延滨已在北京上大学。有一天，他得到两个老人先后去世的消息。情感的奔涌，促使他写下长诗《干妈》。

　　诗歌中，叶延滨回忆自己与干妈、干大共同生活的感人细节。如“老汉用我的毛巾擦汗，干妈跑了三十里去公社给我买一盏煤油灯看书，夜里给我在衣缝里找虱子，给我留馍他们悄悄吃糠等”。语言质朴，纯净。浓厚的情感在飞翔的诗歌语言中，散发出一种动人的光辉，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当代书评：您的长诗《干妈》在30年前轰动诗坛，引起不少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读者的共鸣，到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一大批人。您认为《干妈》这首诗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您现在还会去您曾经做知青的地方，回忆过往的岁月吗？

　　叶延滨：我在延安的两个村子曹坪、中庄和军马场一共生活了4年。和两个老农同居土窑的一年，让我接够了地气。这孔土窑，关上门就像坟，开了门就叫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我在中国最穷的“受苦人”家中生活了一年，我自信没有什么比这一年更难更苦的了。就像掉进深坑里，只要敢迈步，无论朝哪方，都是向上。

　　诗歌写出来有影响，我想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真实地写了知青生活，几千万知青从中找到自己的命运影子；二是写出了农村真实的穷困。

　　我先后几次回过那个村庄。一次是1990年，我和妻子到延安，回到村里，远远地，在沟里打坝的人就高声喊：“延滨回来了！“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在叫。妻子说，你是这小村子的传奇了。

　　2005年，我又回延安。当年的小伙伴变成老头、老大娘，跑上来就抱着我，让陪同的《延安文学》主编说，你人缘真好。

　　现在延安好了。我哥哥的儿子成了老板，一年前租了一辆大巴车，拉着一车乡亲上北京。北京烤鸭店里全是说延安话的农民，让我觉得在做梦。

回忆西昌感恩往事

“完成一生所需要的训练”

　　叶延滨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诗刊《诗刊》和《星星》都担任过主编，这是极其罕见的。1980年，叶延滨参加《诗刊》首届“青春诗会”时曾说，他曾梦想当将军，也想过当科学家，真的没想过当诗人，更没有想过当什么主编。“但命运使然，宽巷子走不了，逼到这窄胡同里了。那就尽职尽心地干好这份工作吧。”

　　如今，叶延滨已经退休。回首往事，叶延滨对这份工作做到了问心无愧，“可以说尽了心，尽了力。尽心者，办刊物，出于公心，不论亲疏和个人好恶，凡好作品，绝对给版面；办刊物，不谋私利，刊物是公器不是私产，主编在诗坛算公众人物了，一言一行，都在众人眼里。”

　　当代书评：您怎么看待当下诗歌杂志的作用？

　　叶延滨：诗歌刊物对诗坛应该有引领作用。《星星》创办60年来，一直努力坚守诗歌精神。有人用体制内外、官办民办来区分刊物的作用，其实并非如此。没有诗歌精神的坚守，无论官办民办，都会让人感受到小家子气的“圈子”。

　　《星星》是四川最重要的文化品牌之一，《星星》的文化影响绝对不只是在诗歌界，《星星》是中国文化开放与开明的标志性期刊。

　　当代书评：作为爱好诗歌的读者，看到网络上大量的诗歌，有时也会迷茫，到底该怎么判别什么样的诗歌是好的诗歌？您有怎样的建议？在您看来，一首诗要基本具备哪些特点，才算是一首好诗？

　　叶延滨：判断好诗，不是一句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但可以有大体的指向。

　　一是精神指向，引领读者向上、向善、向美。向上，多给人正能量，不鼓吹颓废厌世和极端思潮。向善，让人心存善念懂得善恶，不宣扬极端利己、色情暴力、拜金主义。向美，引领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不展示丑陋、下流、阴暗的心理。

　　二是艺术追求，在诗歌艺术上有创新，有探索，有突破，在继承传统的过程中为传统增加新的经典。

　　当代书评：您在哈尔滨、成都、西昌、延安、北京等地生活、工作过。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你写诗有怎样的影响？您曾经说，延安和西昌，是最让您有故乡感的地方。延安的生活，在您的诗歌中有很明显的存在。在您的诗歌版图上，西昌是怎样的存在？您怎么看待西昌对您创作的影响？

　　叶延滨：在西昌的那段日子，是影响我一生的成长时期。我是因为母亲下放到西昌，在小学六年级时，到了西昌。我和农村孩子一起上学，穿草鞋，干农活，在乡村的川兴中学度过3年饥荒，在西昌高中也经过武斗，在西昌完成了我的中学学业。

　　我最常提起的是，我曾和3个同学，步行6700里路，历时4个月，从西昌走到了北京。

　　简言之，西昌让我知道并认识了中国底层，并且开始作为一个底层孩子打拼，闯自己的路。西昌造就和完成了我一生所需要的训练——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自信和自立的能力。

无论能否成为诗人

“热爱诗的一生，将与伟大民族精神同行”

　　作为知识分子思考型诗人，叶延滨对诗歌创作有高度的自觉性。早在1980年夏天的“青春诗会”上，他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在今天的时代和社会中，一个诗人要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点，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与人民心灵的相通点，在源远流长的艺术长河中找到自己的探索点。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我的诗就放在这个平面上。”30多年过去了，叶延滨说，“我觉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这是我坚持写作的支点。”

　　当代书评：作为一个诗人、作家，阅读他人的作品，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喜欢阅读哪一类书籍？

　　叶延滨：选择对话朋友，也选择一个陌生的新世界。读书没有禁忌，但有选择。年轻的时候，读到不喜欢的东西，总想拍案而起：现在读到这样的东西，摇头一笑，放下而已。

　　当代书评：您曾说，打开电脑是自信心十足的信息时代，关掉电脑是书和它们的那个书生气十足的精神世界。在当下，很多人有在网络上获取碎片信息的习惯。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叶延滨：信息时代让每个人都能享受信息大餐，这是前无古人的好事。所有的大餐都会产生后续效果——减少食量与拒绝垃圾食品。极端的是对其“辟谷”，关电视关手机关电视。“辟谷”虽快，但不可持久。

　　当代书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对写诗有很大的热情。但要写好诗，是需要刻苦琢磨和学习的。您创作过很多优秀的诗歌，积累了很多经验和独特的心得。以您的感受，在诗歌创作中，有哪些容易走入的误区？

　　叶延滨：在我看来，写诗并能坚持写自己喜欢的诗，只有两条：一是相知，二是相爱。相知者，要多读诗，读古今中外的名作，读多了就知道真正的好诗是什么，也知道自已适合写什么样的诗。相爱者，与诗有缘，不以诗谋取功名利益，真爱就能坚持，坚持者自然进入诗意人生的状态。爱诗并写诗，是一种人生修炼，完善自我，是最主要的成功。能否写出传世之作，则是另一种机缘：处在何种时代，这是你的诗“运”。有无诗歌的天赋，这是你的诗“命”。能否得到更多读者的认同，这是你的诗“缘”。

　　当代书评：当下压力很大，作为诗人，您觉得写诗与时代、现实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写诗需要纯粹的、纯真的赤子心灵，可诗人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各种利益纠结中。

　　叶延滨：和小说写作、戏剧写作等不一样，从古至今，基本上所有的诗人都是业余写作者。专业诗人极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因此，一个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在社会上能自立、有担当的人。经商在职场是老板或员工，从政是领导或下属，在家是父母或子女，这些角色是社会身份。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不断转化角色，以尽自己的职责。只有在进入写作状态时，才摆脱这些社会身份，成为一个全心面对诗歌的诗人。所以，一个现代社会真正的诗人，应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诗风。过去，有的诗评家推崇的某些名诗人，有的是社会角色失败，有的是人生精神失常，以至形成一种误判，以为真正的诗人就是那些一事无成、只会吟风弄月的疯子、癫子或吃软饭者。这种误导，至少对绝大多数优秀的诗人不公平，也是对诗歌功能的歪曲，对诗意人生的抹黑。

　　当代书评：诗人应该如何处理内心角色与社会职责之间的关系？

　　叶延滨：诗歌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人类向上、向善、向美，正是这样的引领，中国人从《诗经》开始，走过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五四”新诗的情感历史长河，展示了这个伟大民族的大美精神世界。无论我们能否成为一个诗人，只要热爱诗歌者，其短暂一生是在与一个伟大民族精神同行，灵魂同在！

右手诗歌+左手杂文

“诗歌点赞多不代表诗就好”

　　叶延滨不仅创作诗歌，还写过不少非常精彩的杂文。他思想锐利，敢于发声，这在诗人中很罕见。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杂文界给叶延滨编了3本书：一是《杂文选刊》编辑百年杂文经典丛书，出了一本《百年杂文·叶延滨卷》；二是“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出了一本《请教马克·吐温先生》；三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一本他的自选集《天知道》。

　　当代书评：作为一个诗人，您对杂文写作有怎样的心得？写杂文跟写诗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想过创作小说？

　　叶延滨：我写杂文，要比诗歌晚，大慨晚10年。我是在《星星》工作期间开始写杂文的。我当了《星星》副主编后，便不在《星星》发表自己的作品，想在诗歌圈子外写点东西。二是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深感这个世界上不只是有诗和鲜花，丑陋和阴暗也充斥四周。有话可说，不吐不快，于是写起了杂文。一写不可收，成了杂文家。我认为，写诗更多的是内心的表达，写杂文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关注。两者加起来，对我而言就是“书生意气”。

　　当代书评：现在有不少人喜欢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些诗歌。有的人喜欢用短诗的方式发在朋友圈里，诗歌好像又在大众中流行起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叶延滨：自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大众重新喜欢这种形式传情表意。公众号的不少诗歌，属于卡拉OK级别的自我抒发。我们不会因为有人唱卡拉0K，就说他是音乐家。这个判断力，无论是唱者还是听者，都是有的。

　　但一碰到诗歌，人们就晕了。其实，大多数只是在公众号里“卡拉OK”诗歌，友情点赞，只是说他人脉广，不能说他诗就好。明白了，就好判断。多数人喜欢用诗传情表意，也表明公众文化水平在提高。

　　当代书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鲍勃·迪伦，引发文化界关于文学、诗歌、音乐关系的大讨论。您怎么看待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怎么看待当下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奖颁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

　　叶延滨：你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回答——怎么一个文学奖颂给一个以音乐成就为主的人？赞成可以有一堆理由，置疑也可以有一堆理由。我不是诺奖评委，我不想替他们做解释。我也很喜欢鲍勃·迪伦，不过喜欢也不能成为我赞成或置疑他得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