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是中国人民艰辛走向政治文明的心灵史——一个对完美社会、完美国家永抱追求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希望的民族。这就是百年以后，我们蓦然回首并将往事托举心头的原因。

——王树增

一、众声喧哗时代来临

众声喧哗的时代刚刚来临，大清帝国的光绪皇帝和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几乎在同一时间一起死去了。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史上，皇帝和太后死亡本是正常之事，问题在于光绪和慈禧死前的行为在大清帝国历史上极其特殊：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居然决心以政体变革为政权的生存而自救，这一自救行动热情之高和力度之强，使得他们的突然死亡显得过于仓促了，骤然间给中国历史蒙上了一层迷茫。

慈禧死前十一个月，即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她断然作出一个惊人之举，要求宪政编查馆大臣会同民政部大臣，参考西方宪政国家的有关法律，为大清帝国制定出一部涉及“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相关法律——“言论自由”，在此之前，这四个字绝对意味着逆反。几千年以来，在中国除了皇帝能够言论自由以外，这片土地上最多冒出几个准备掉脑袋的狂想者，千百万臣民哪一个敢于设想甚至曾经有过这种大逆不道的念头？

慈禧死前八个月，即一九〇八年三月十三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庆亲王奕劻率领、醇亲王载沣、大学士世续和张之洞、协办大学士鹿传霖和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会同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左侍郎袁树勋和右侍郎赵秉钧，联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递交了一份办理该项法律的奏折。

但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上谕颁布后，包括慈禧在内的整个朝廷却充斥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不安：大清帝国的臣民们没有受宠若惊，没有山呼万岁，他们表现出来的居然是满不在乎的蔑视和不屑。臣民们似乎并不在意朝廷主张还是不主张“结社自由”，因为各种反对政府乃至企图推翻朝廷的团体到处都是；他们也不在意朝廷主张还是不主张“言论自由”，因为即使朝廷仍旧不允许自由，“众生喧哗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皇太后慈禧死前两个月，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再次作出惊人之举，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宣布以九年为期召开国会。

客观地讲，比之世界政治文明史，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慈禧而言，《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至少晚了二十年。

如果一八九八年，当康梁提出国家应该变法维新的时候，清廷能够颁布这样一部宪法大纲而不是在菜市口疯狂杀人，中国近代史必定会是另一种面貌。

《宪法大纲》颁布两个月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

的确，普通的中国人不会为皇上和皇太后的死感到悲伤，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正忙着考虑“平稳、连贯的发展道路”。作为世界上生活最为困顿的群体，数千年以来，帝制下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的忧虑远比关心皇室的变故要重要和现实得多。可是，对于帝国的权力阶层来讲，光绪皇帝的死或许无关紧要，慈禧太后的死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重臣大吏乃至皇亲国戚立即意识到，由于没人拥有足够的权威来填补慈禧留下的权力空白，随之而来的帝国权力内部的纷扰于倾扎将不可避免。

在大清帝国皇权格局的骤然变化中，第一个感到恐惧的人当属袁世凯。

连洋人也充满担忧，担忧来自他们还不清楚那个“强有力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光绪和慈禧死后，以载沣为首的年轻皇族决定除掉袁世凯以绝后患。

元旦那天，顶着寒风上朝的袁世凯被太监阻拦——袁世凯平时花在这位太监身上的银子起了作用——太监告诉他一个骇人的消息：请袁军机不要入内，听说谕旨将下，恐对军机不利，宜早筹权宜之计。袁世凯立即返回距离东华门不远的宅邸，大儿子袁克定说他也得到了载沣即将动手的消息。北洋军第五镇统制张怀芝建议袁世凯速去天津躲避。在京津铁路督办杨士聪的护卫下，袁世凯登上列车离京，达到天津后住进法租界顺德饭店。

袁世凯突然从京城失踪，顿时成了朝野内外的一大新闻。

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宣统皇帝明降上谕。

当得知谕旨只是命他回家养病后，袁世凯返回京城向皇帝谢恩并辞行。

载沣的优柔寡断，姑息贻误，终令他于摄政王之位却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及至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那一天来临时，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人正是袁世凯。

大清国历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王朝的寿命以摄政王开始，以摄政王告终。

罢免袁世凯的上谕颁布后的第四天，袁世凯带着家眷从北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为他送行的只有学部侍郎宝熙、礼部郎中端绪（两江总督端方之弟）、宪政编查馆候补京堂杨度等几个人。袁世凯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先在河南卫辉县暂住，直到一九〇九年五月，他才住进了老家彰德北关外洹上村，在那栋原属于天津著名盐商何炳莹的一座扩建好的大宅里，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

二、绅士们

中国的绅士们对大清帝国政权的发难，在一九〇九年几乎达到了政治叛乱的程度。

绅士们热血沸腾，奔走呼号，其比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更为惊世骇俗的政治诉求如同暗夜中的极光，奇异的光芒令人心灵震颤。

中国的官绅阶层的群体数量不容忽视。年复一年的科举选拔造就了很多官吏，捐官制度也使很多富裕人家用钱买来了官衔，这些官吏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脱离官场，遂成为地方事务中颇有声望的人物。因此，他们腰上的“绅”要比当地地主更为华丽和富有装饰性。

如果可以把二十世纪初由旧式乡绅、新式绅商、从官场归隐地方的大小官吏，以及接受了新式教育乃至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服务于近代工商业的文牍买办和各色代理人组成的社会阶层统称之为“绅士”阶层的话，那么，自辛丑年间清廷实施新政以来，传统的绅士阶层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剧烈分化。在历史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老派人物更加陈旧消沉，新锐者为了寻求新的生存出路意识更为敏感、行为也更加激进，他们比中国其他任何社会阶层都显得躁动不安。

应该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长期以来绅士们并没有得到过朝廷的看重。然而，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绅士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社会权益竟然被朝廷用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了——一九〇九年，清朝廷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于是，绅士们的良好感觉从此滋生了。

绝大多数的中国绅士都是立宪派。他们的政治主张很明确：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尽最大可能削弱君权，全面效仿西方的政治经验，在绅士阶层广泛参政议政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政治文明的大国形象，为中国的图强打下必要的政治基础。

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很短的时间里，七十多个鼓吹召开国会的立宪团体先后成立了。

三、土崩之势

一九一〇年，民变突然间达到了每日多起。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试图推行的政体变革，所标榜的目的是国家图强；但是，变革给这个国家最底层、最广大的乡民带来的却是不幸。

这样的历史悖论令人惶惶不安。

地方自治，本是立宪国家在实现民主政治过程中的必要程序，但是，这件事被引进到中国后却成为民变的导火索之一。乡民们之所以反对地方自治，不是因为政治认知问题，而是随之而来的官府以此为借口无限加税，加税的最终结果毫无例外是官吏们中饱私囊。

在绅士们看来，如果没有乡民闹事，或者说，如果乡民们老老实实地缴纳捐税，他们治理下的州县将一片光明。但是在乡民们看来，他们的生活始终暗无天日。晚清，全国范围的土地兼并到达了疯狂的程度，绝大多数贫苦乡民无一寸土地，由此造成的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实属罕见。富者良田万亩，雕梁画栋，婢妾成群；穷者流离失所，卖儿卖女，横尸旷野。与百姓饿殍遍地相对照的是官宦豪门的富丽气派、巨商们的挥金如土和深闺小姐的风雅愁情以及皇族们的穷奢极欲。自清中叶以后，官场骄奢淫逸、中饱私囊可谓肆虐无忌，王公大吏人人“田产丰盈，日进斗金，子孙历世富豪”；个个“好蓄声伎，凡酒宴间，每掷缠头以千百计”。更有甚者，官场上的一顿饭，历经三天三夜仍未吃完，菜品花样和烹制工艺均可谓史无前例。

大清帝国的穷奢极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越是最后时刻，越是极尽奢靡。

奢靡，乃权贵阶层行将就木的前兆，从古至今无一例外。

朱门后的奢靡是乡民无法想象的，而他们都是绅士们急需启发的愚民。不过，或许只有等到乡民的智力能够想象出，上述食物到底是些什么东西，才有可能跟他们谈什么是民主、自由和平等。

生存权利是第一权利。

抢米民变，其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清廷的预想。

民怨导致的民变一次次地堆积，最终在社会底层形成了反抗朝廷的政治联盟。这个政治联盟除了走投无路的饥民和生活窘迫的贫民之外，日后还扩展到了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这些大多聚集在沿海和长江沿岸城市的产业工人，工作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下，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个小时以上。虽然中国的产业工人还不能算是一支有觉悟的政治力量，但是他们不间断的罢工行动已经证明他们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巩金瓯

曾经辉煌的大清王朝，在意识到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其决心变革的胆识当入史册。即便是被迫所为，但其从辛丑年间开始实施的新政，及至辛亥年前推出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无论如何都可称之为历史壮举。无法想象，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帝制统治的封建王朝，能够毅然变更似乎天经地义的政体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客观地说，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与魄力。从这个角度讲，推动这一变革的慈禧太后，是一个可以重新评价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所有试图进行变革的执政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以及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

皇族们种种卑劣的私欲，窒息着政体变革的努力，阻碍着变革的推进，拖延了可能成功的最后的时间段。皇族们对其奢侈生活方式的留恋，从历史的角度看是那样的狭隘龌龊。他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最终丢掉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而是赖以世代生存的政权。

一九一一年，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

中国历史再也没有时间等待皇族们的“预备”了。

本文选自王树增长篇历史随笔《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