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雨夜昙花 于 2016-8-18 02:01 编辑 <br /><br />讲学记——贺恒祯人生纪实 随着主席的仙逝文革的结束右派的昭雪高考的恢复，我这个大学五年本科毕业生，从山东河北交界处一所农村中学，调入城市一所高校任教。随后就有了几所兄弟院校邀我去讲学，第一站河北大学，第二站北京大学，第三站是安徽的宿州师专与淮南师院。 第一站索然无味，第二站平淡无奇，唯有第三站波澜壮阔，有故事可言。话说故事中的两位人物是我大学两位同窗，一个叫史广镇，一个叫贺恒祯。说来也巧，同窗者与我，都是1957年的落难者。所不同的是我与史学兄都已经获得平反，都从中学调入高校任教。而贺学兄虽然获得平反，但原本就没有工作的他，迟迟获得不了工作的安排，依旧在农村苦熬。 我们是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共90人。1957年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打右派，每十人打一人，共打成9人。我与史学兄贺学兄都属于那百分之十的一部分，是9人中的三人。（1957年南开在纪实校生是五千人，五百人在劫难逃。） 9人最后的处理是不一样的：4人留校学习边学习边改造。4人保留学籍到南开大学校办农场去劳动改造（摘掉帽子后再返校插届学习）。1人开除学籍到塘沽农场去改造。 我与史学兄都属于留校边学习边改造那个范畴，是四人中的2人；而贺学兄则属于开除学籍到塘沽农场去劳教那个范畴，即那1人中的1人。之所以形成这种差别，事出有因，说来话长。 世人皆知，1957年是因言而定罪。言，是让你言，让你说，叫你鸣，叫你放。我与史学兄，都言了，都说了，都鸣了，都放了，最后也就都定罪了。而贺学兄则不曾言不曾说不曾鸣不曾放，然而也定他有罪，且是罪中之大罪，罪大恶极。那么，贺学兄罪在哪里？恶在何方呢？ 我与史学兄都是高中毕业直接考上南开的，贺学兄是参加工作数年后，考入南开的。贺学兄原工作地址是安徽文艺出版社，入学后与原工作单位一同志保持书信来往，适值1957年大鸣大放，他把南开大学鸣放之情景以及张贴大字报之状况，于书信中向对方做了陈述。不料对方被打成右派，于被批被斗中被迫无奈把贺学兄的信函交待出来。那信函随即转至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因那信函定性他为右派。 其二，我与史学兄在受批判时，虽然满腹冤屈，但都一言不发，默然处之，最后闹了个态度老实，所以处置从轻。贺学兄则不然，他受批判时一脸苦涩与无奈，但却在诉说却在表白，声音微弱细小但却很清晰，他是在明辨是非，他要据理力争。 他说他的书信内容，是客观公正综述了南开校园鸣放之情景，无一句一言是向党进攻。即使退一万步说，那信函有问题，国家也不能依据信函而定罪，公民享有通信的自由……贺学兄这种有据有理的声辩，招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声讨，五雷轰顶的大批判。 批判斗争贺学兄的会场就是我们的宿舍（新开湖的西侧），那宿舍原本是教室，坐北朝南，东西北三面都排列着双人床，唯有南面玻璃窗没有，屋内有光线且充足。全班30人散落在床上床下，发言者批判，批判者怒斥。唯有处在西南角上方的我默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 我仔细地观察贺学兄，他站立在靠北面双人床中间，脸色煞白，睫毛上挑，眼睛有微光，眉是黑眉且是剑眉，让人惊奇的是，眉宇间还残存着一丝英气。他形体健朗，擅长跑，他是1956届新生运动会，三千米的冠军。时值初秋，他穿着单薄，外观清爽，使人能够察觉他的内里存在着一份果敢与一份坚韧！ 贺学兄毅然决然拒绝在认定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认定书上签字画押！在那种压势下胆敢拒绝，可谓吃了豹子胆，泣鬼神惊天地！让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批判否定他的人，都对他唏嘘不已 面面相觑 刮目相看！ 他被视为与共产党叫板的死硬分子，与共产党相抗衡的极右分子，是花岗岩脑袋最为现实版的阶级敌人。理所应当受到重惩——开除学籍遣送到塘沽农场与劳改犯一起为伍。 “遣送”是“权治”（“人治”）不是“法治”且能超越“法治”——所有的劳改分子都有刑期，即使无期徒刑者也能通过自我表现改为有期，而像贺学兄这样的右派分子则是一劳永逸的无期徒刑！ 贺学兄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另一个星球去了！种水稻，挖塘泥，扛盐包，白天是超强的体力劳动惩罚。晚间写检查，做检举，相互揭发。掌掴 闷棍 鞭笞 轧杠子 过猴山（被倒捆绑双手吊上房梁）……恐怖凄楚迷茫血腥悲苦绝望，笼罩在那个叫做劳改的群体里。 就在这个充斥着暴力的群体中，还有一个柔弱的女子，她是江苏南通人，来自天津大学。她自小没干过活，没有过劳动锻炼，弯腰割水稻，酸痛难忍，弯不下去，坐着割，一屁股一屁股往前挪……自然是不能完成任务，晚间自然是要接受超大型批斗与超大型审判！ 我们的贺学兄出自一种同情与怜悯，于收工之时去接济她帮助她。一来二去两个人有了患难与共之情，于大悲大苦中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房是一间海滩上的茅草屋，四周与房顶都糊上了厚厚一层泥巴。没有红双喜字，没有鞭炮，不必拜高堂，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不见亲朋没有好友，甚至连一块喜糖也没有。只是一男一女在荒滩上向天叩首，让天公作证他们是恩爱合法夫妻。 他们居然在其后的十余年爱情生涯中有了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三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右派，他们不仅是狗崽子且是双料狗崽子。他们所居住的窝棚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狗窝。要把狗窝押上几根大绳子，落地的绳头要押上几块大石头，否则一场北风那个吹，就会把狗窝翻上天。 事情来到1960年大饥饿时期，被强制遣返回贺学兄安徽老家，原因很简单农场有饭吃，回家没饭吃。不能让贺学兄这样的阶级敌人和他的狗崽子有饭吃，必须置于饿死之地而后快。家徒四壁，赤贫如洗。吃树皮吃麦苗吃树叶吃野草吃蚯蚓吃棉花籽吃老鼠，他们沦为猪狗牛马，他们是会说话的猪狗牛马，他们不如那猪狗牛马。 最小的狗崽子，三岁的小女儿，首先被活生生饿死。在咽气之前，居然睁开了眼睛，灵光一闪，她在寻觅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她是在留恋这个有亲人的世界，不想离开这个有亲人的世界。然而她又不得不离开这个不能给她以食物的亲人世界。 此时此刻的贺学兄双膝跪地，泪如雨下，是他愧对孩子，是他这个七尺男儿没有尽到养育儿女的责任——不，应当说是这个饥饿的大地使他无法尽到父亲养育儿女的责任！ 在那个时代广大农村家家户户在饿死人，不能说是“饿死人”，只能说是“非正常死亡”，否则就是诬蔑社会主义。整个中华大地都在“非正常死亡”，而且是连续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在这个特殊的三年里外贸部的粮食依旧在出口，且是连续三年的出口。出口粮食目的是换取外汇，即勒紧裤腰带制造原子弹。在这个意义上说，（邓稼先是做了巨大贡献），贺学兄的三岁女儿是做了最微小的贡献。那个闭上眼睛的小女儿安息吧，不应有一丝怨怼。 妻子面对自己亲生骨肉的离去心如刀绞，她决意与贺学兄生离死别，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那是名副其实的生离死别。最后，毅然去了娘家南通，留下她的一份口粮，好让两个孩子活命，以免再造成第二条生命的消失。 话说二十余年后，我来到宿州师专讲学，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听者全是大学生，其中有个大男孩就是贺学兄之子（当年的狗崽子）。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似乎是笔者在写小说，是在编造故事虚构情节，非也！现实生活场景业已存在的故事，要比虚构出来的情节更能撼动人的心魄！ 我的讲题是<自由的想象与想象的自由属性>,会场寂然，自始至终鸦雀无声。因为讲者就是个充满想象而不允许想象失去想象自由的人。 如今贺学兄和他的孩子就坐在我的面前，我在用我所得的讲课费请他们吃饭（自然还包括史学兄），我问及贺学兄是否与那走了的妻子保持着联系？贺学兄告诉我，两个孩子与他们的母亲有信函来往。 原来那走了的妻子又与湖北黄石一工人成婚，她必须与工人成婚，因为工人的定量是50斤。民以食为天。是50斤分羹给她，使她保住卿卿性命。孩子与他们的母亲商定，于某月某日到南通外婆家与之见面。两个孩子应时而到，高高兴兴去了姥姥家南通，但他们的母亲却失言没有成行。我想，那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有一把刀扎在心窝，不愿让两个孩子再去搅动，她承受不住那搅动。孩子请理解母亲的心绪，请原谅母亲的失言。 贺学兄的故事讲完了，该我与史学兄讲了，我们没有讲。因为那一个故事就已经使晴朗的天空阴云密布，我们不愿意在我们相聚的宴会上，让阴沉沉的苍天为我们大泪滂沱……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已经是昨天，让我们开怀畅饮，让人间一醉方休……让世界不再有苦难有饥馑有悲剧有魔鬼有人为制造的妻离子散…… 让人欣慰的是贺学兄身体，不减当年，他依旧在坚持长跑，身板很结实硬朗。他是宿迁人，那是项羽的出生地，贺学兄是一介书生，不能与力拔山兮盖世英雄相比，但炯炯有神的目光与眉宇间保留住的那一丝英气，总让我联想起地缘文化世代的传承与沿袭的魅力！ 话说宴会之后的次日，我即打道回府了。不知过了多少日子，大概是一两个月，我去图书馆阅览室随意地阅览，拿起南开大学学报翻看，竟然有贺学兄名字和他的论文映入我的眼帘，让我不胜惊喜。事后得知，南开大学开除了他，如今又接纳了他。不仅接纳了他，还接纳了他两个孩子，为一家人安排了工作……南开大学知耻而后改！不愧是我们的母校，承认当年曾经像后娘一样往死里打自己的孩子，不应当那样凶狠地对待自己的骨肉！ 还听说两个孩子的母亲应诺也将去南开大学，与他们团聚……团聚之后还将乘火车去他们的老家安徽为他们死去的小女儿做祭祀，我相信他们会给孩子带去许多好吃的……问及，得知小女儿生命确切历程是两年零五个月11天，我想应当给孩子带去一袋奶粉，她在世时一定没喝过，哪怕是有毒的奶粉也不要紧，例如石家庄曾经生产过的那种奶粉，孩子也不会拒绝，会搂着抱着吮吸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