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座后，曲玮玮的第一件事是拿出电脑，“先处理一个工作，很快”。　　当她的大四同学都忙着找工作、读研或出国时，21岁的曲玮玮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带着手底下三两人，经营一个公众号。　　公号介绍里，她是“两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和“最有故事的女同学”，她的微博认证写着“第十四届、十五届‘作家杯’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1998年，《萌芽》杂志社创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鼓励年轻人创意写作，它的影响力曾辐射全国中学生。 　　像前辈韩寒和郭敬明一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是曲玮玮头上的光环，它象征着年轻、才华和无限可能的未来——当然，这两位前辈已不再需要用它证明自己。　　2016年，这个为年轻人举办的比赛迎来它18岁的“成人礼”。当下，互联网向“创意”张开怀抱，高考作文也不断刷新“新”的定义，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从第一届的20个左右增加到65个，但再没能走出“现象级”写作者。　　曲玮玮　　“新概念就像一颗卫星，它最耀眼的光芒，在于它进入轨道之前。”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形容，这颗“卫星”进入轨道之后，就慢慢均衡发展。　　那些怀揣文学梦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梦工厂”走出的年轻人，有人正向严肃文学进军，有人成了偶像，有人从事图书出版、编剧、情感和时尚写作，还有人创业做起生意。　　“偶像韩寒”　　曲玮玮选了上海五角场大学城路上的一间咖啡店里和澎湃新闻见面，她现在的住处是附近的一套复式公寓，也当做工作室。　　差不多用了5个月左右，她把自己的公号从3万粉丝做到了40万。　　公号里的文章主要写爱情，她说这是她擅长的。1995年出生的曲玮玮，刚刚读大四，自称谈了十次以内的恋爱，她的青春期曾长期沉浸在“我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的悲伤中”，而写作能“拯救”了她，因为“可以虚构一个世界”。　　曲玮玮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看《萌芽》。《萌芽》在1996年改版后，将读者群定位在“大、中学生”，整本杂志弥漫着浓浓的青春文学气息。　　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历史》一书中提到，《萌芽》杂志社当时的年销量从过去的几十万份下降到一万份，分数导向的语文教育引起教育界和文学界的关注。　　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在这个背景下横空出世，它倡导无约束的创意写作。　　李其纲回忆，参赛者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上海，为了征集更多参赛者，他们把比赛启事做成海报，给很多学校寄过去。　　新概念作文大赛主要面向30岁以下参赛者，分三个组别：A组是高二、高三学生;B组是初一到高一学生;C组是大学生。通常，A组参赛者最多。　　家住上海金山区的高二学生韩寒是首届参赛者。那年，他凭借复赛作品《杯中窥人》获得一等奖，随后在《萌芽》杂志社的帮助下，出了第一本书《三重门》。　　第一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实行和高考挂钩的保送制。和韩寒同时获一等奖的有20人左右，有7位被保送进大学，其中，陈佳勇被北京大学免试录取。韩寒本想高三时也可以这样，但他未升入高三便退学了。　　以一个“反应试教育”的叛逆少年形象，韩寒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读“沈从文、张爱玲”长大的曲玮玮，当读到这些比她稍大一点的学生的作品时，感到愉快不已。她开始“有意识地去看这一群人的作品”。　　在初中的最后一年，曲玮玮尝试着向新概念作文大赛投了一次稿，没进复赛;高一时再投，又没进。她觉得应该是自己功力不够，只能继续努力。　　文学青年　　和曲玮玮相比，钱好参赛的经历要顺利许多。　　1986年出生的钱好现在是上海一家报纸的记者，她是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得主，和第六、七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　　钱好是浙江湖州人，她从初一开始看《萌芽》，新概念正红火的前两年，她在父亲的鼓励下，选了三四篇作文投过去。　　钱好记得，她那篇获奖作品刊登出来后，父亲慌了：“女儿啊，有个事儿你要挺住啊，那个文章不是我们的，他们弄错了。”　　实际上，登出来的那篇文章正是钱好写的——“他们在楼下打牌，我在楼上写，也没有打草稿，一气呵成。里面写了对家庭的不满，还写点小暧昧，然后就偷偷封上，剪了一个《萌芽》(投稿表格)贴上寄过去，谁知道最后真的就中了这篇。”　　李其纲介绍说，第一届比赛有4000多人参加，之后飙升到七八万，2008年至今为止，人数有所降，但不管初赛投稿的人有多少万，复赛人数始终控制在220人左右。　　新概念作文大赛从举办至今，一直采用纸质投稿的形式，即使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每年截稿日前后，《萌芽》杂志社位于上海巨鹿路的那栋小洋楼都忙得不亦乐乎，那些信件一麻袋一麻袋地被邮递员或者快递员送到二楼的《萌芽》办公室，走廊里、办公室都堆满了信件。　　作家张悦然是第三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她曾在采访中提到，每年的比赛日，教师都带着同学们一起参赛，就像一个团队。　　等到张悦然参赛的第三届，保送生制取消了，从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起，部分名牌大学开始试行自主招生制，那些认可新概念成绩的高校，可以把它作为高考自主招生的加分项。　　上高中后，钱好又参加了两次新概念作文大赛，都得了一等奖。高三时，她拿到20分加分，后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　　两度落选复赛的曲玮玮在高二时再次投稿参赛，这次入围了。她语速极快地形容当时的感觉，“嗯...unbelivable(难以置信)”，有一瞬间她狂掐自己大腿，大腿都掐肿了。“然后有一瞬间的膨胀，膨胀后开始沉静，想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比赛。”　　曲玮玮独自从山东威海的一个县城来到上海参加复试比赛，她跟一些同样没有家长陪伴的学生一起去外滩玩，拿着啤酒在江边吹着风，边喝边聊卡尔维诺、卡夫卡。“觉得很奇妙，新概念能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　　获奖给她极大的自信，“之前自己闷着头写，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感觉，不知道写到什么时候会出版一部作品或者发表一篇。”　　在第二次参赛获奖后，她坚定了许多：“觉得自己可能是有实力，可能人生永远有一个地方要留给文学。”　　孙宇晨。　　创业者　　“上海市巨鹿路×××号。”26岁的孙宇晨一口气背出了《萌芽》杂志社的地址，此时距离他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将近10年了，在北京中关村一栋高级写字楼里，他懒洋洋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气里充满孩子般的兴奋。　　广东惠州人孙宇晨是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但1990年生的他现在更知名的标签是：年轻的创业者。　　孙宇晨曾入选福布斯2015年中国30位30岁以下创业者，他曾是湖畔大学首批学员中唯一“90后”学员，现在是一移动社交应用APP董事长兼CEO。　　“这项比赛，改变我的一生。”孙宇晨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老师，母亲曾是记者，他从小涉猎书籍甚广。“当时在我们这种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眼中，新概念就是神一般的存在，拿了一等奖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没什么差别，应该叫青年诺贝尔文学奖。”说这话时，他的眉毛挑起，神色有些激动。　　韩寒是孙宇晨那时的偶像。高中后，他又喜欢上王小波、李敖，“喜欢反权威、讽刺、幽默性的作家”。　　他自称极度厌恶应试教育，觉得自己是天才，“从小自我感觉特别会写文章，因为作文经常会被老师拿到班上念。”　　他不想“正正经经读书考大学”：翘课去图书馆看书;用中文回答英语考试;历史考试时遇到写反面人物的题，他就写上教师名字，要写正面人物，就写上自己。　　反抗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在新概念拿奖了，就可以不参加高考了。　　但2003年，读初三的孙宇晨第一次参加新概念比赛失败。后来他又连续参加了三届，其中高二那次是他自认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他一次性投了三篇文章，一篇幽默讽刺小说，一篇实验小说，还有一篇杂文。“志在必得，感觉没人比我写得好。”说到激动处，他自己也哈哈大笑。　　他买了三本《萌芽》，分别撕下后面的投稿表格，填好寄过去。之后每天在学校偷偷用教师的电脑刷《萌芽》官网，直到发现自己又没入围。“天都塌了。”他大哭一场，一连失落了两个月。　　孙宇晨说，那之后他意识到，“只能走高考这条路”。　　当时已经到了高二下学期，他的成绩只有390分，连三本线也达不到。半年左右，他一口气把成绩提高到了500多分。“那就是彻底好好学习了，再也不搞什么猫三狗四了。”　　高三上学期，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又开始了。孙宇晨没抱太大希望，又不想遗憾，就把第八届的三份作品原封不动又寄过去了。　　一天中午，他到现在还记得日期——1月9日。父亲来学校找他，说上海来信了。“我看到是萌芽寄过来的参赛回执，说是能给我报火车票什么的。”　　那是孙宇晨第一次来上海，他才16岁，去了外滩，“当时感觉回惠州，真是一天都不能待了。”　　他是带着想写出“新概念历史上最牛逼文章”的雄心进入考场，看到标题《从这里出发最远》时就觉得很对胃口，“我当时写得很认真，心无旁骛。写完就觉得我能拿一等奖。”　　他确实拿到了一等奖，还拿到了报考北京大学增加20分的机会。　　光环褪去　　对不少人来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奖者的光环很快被证明是过去式。　　大一时，曲玮玮陆续在韩寒主编的电子杂志“one”和《萌芽》上发一些文章，写的仍然是青春爱情小说。　　此时的她想进军严肃文学，给“几乎所有的主流严肃小说杂志都投过稿”，但都没有回音。　　“我在想是不是才能胜不了野心”，那个时候的曲玮玮处于一种极悲观的情绪中，忽然觉得严肃文学这条路很窄，“我前面的‘70后’、‘80后’在文坛上真正有所建树，被大家所认知就那么几个人，再反观我的实力，好像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　　大学里，钱好参加了北大文学社，文学视野愈加开阔后她意识到，新概念作为一种类型化的青春文学，存在某些局限。许多获奖作品出现了相似的风格，比如叛逆，忧郁。这些在早先被视为创新的文学风格，在数年之后反而形成了某种固化的标签，限制了更多自然、生活化的文学可能。“我想跳出青春文学的框架，学习正统的纯文学写作。”　　在北大文学社，钱好潜心写作，“不会去外面倒腾，我觉得我写得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大学。”毕业后，钱好做了文化记者，平时写点散文，自娱自乐。工作中偶尔也会碰到郭敬明、张悦然、韩寒。　　孙宇晨在钱好读大三时进入北大。在钱好印象中，孙宇晨活泼可爱，是个活跃分子。不过，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已经没什么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他称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致力于“改革”。　　大学毕业后，孙宇晨去了美国读研，从研二开始创业。现在他开公司，管着几十号人。他不喜欢被称为“商人”，但愿意被称为“创业者”。　　大一暑假，曲玮玮决定去做实习记者。做了一年后，她突然觉得做记者好像不是她想达到的终极目标。“记者是隐藏在稿子后面的人。但我想表达观点，想输出价值观。”　　她开始以“文艺女青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两届一等奖”的形象活跃在各大卫视的综艺荧屏上，化着浓妆，言谈举止间是超出自己年龄的成熟。　　2015年5月，未满20岁的曲玮玮参加《超级演说家》，演讲“我们都有‘病’”。她抬着下巴，霸气十足，要“以思想为武器”。　　那场演讲后，导师金星评论“直观感觉有点假”，她说这是个“写得非常好，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很好”的演讲稿，但“老觉得隔了一层东西在你我之间”。　　导师窦文涛则评价她有着“中国大学生典型的学生腔”，用恍然大悟的语气讲了一个没什么了不起的道理，“腔调大于内容”。　　现在再回忆起来，曲玮玮觉得那个时候确实带点表演的性质，“面对电视，还是会紧张，那些灯光让我感觉人生不真实。”　　造梦工厂　　当曲玮玮频繁出现在网络和综艺节目上时，同是1995年出生的汤斌还在准备第三次高考。　　汤斌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第16届二等奖，第17、18届一等奖。他没有见过曲玮玮，却一口气说出她参加过的综艺节目。在汤斌印象里，曲玮玮“比较出名”，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得主里比较活跃的一类人。　　汤斌说新概念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真的，不夸张。”来自江苏邳州的他，成绩不太好，对于未来的规划本是考上本省的一个铁路高职院校，然后做地铁司机或者铁道乘务员。　　汤斌最初的写作启蒙是五年级时在舅舅家看的《围城》。虽然不理解内涵，但觉得好玩。他从高中开始投稿，“就是梦想，试一试吧，不参加一下对不起自己。”高四之前，汤斌投过两次稿，但都没入围。　　2014年他读高四时，参加了第1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　　拿了比赛二等奖回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有别的出路：艺考，然后从事写作、电影。　　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汤斌高考数次落榜，但他又在新概念比赛中连续拿了两次一等奖。　　汤斌记得，领完奖，李其纲召集一等奖获奖同学说：“拿着我们的水晶杯，它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激励，希望我们中会有人拿诺贝尔奖。”　　凭借第18届一等奖，汤斌获得上海戏剧学院的自主招生资格。“慢慢地胃口大了起来，迷失了方向吧，非名校不上。”　　在几次高考落榜后，而今，他准备考第四次高考。他说，现在想通了，顺其自然就好。　　在参加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时，钱好跟郭敬明同考场，“那个时候他太显眼了，个子很小，背了一个特别大的包，坐在我的斜前面。当时我爸妈都注意到他，说这个男生这么小个，背这么大的包，自己一个人来的，都没有家长陪吗?结果一等奖颁奖时他就站在上面，后来才知道他叫郭敬明。”　　在新概念作文大赛十年庆典上，郭敬明说，新概念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起点，“可能我以前没有想过要走这条路，没有想过我自己有一天成为一个作家。”高中学理科的他觉得自己毕业后可能会做金融，跟商业相关的。　　从1998年至今，“80后”和“90后”构成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主要参赛人群。钱好觉得，新概念改变了一代人的阅读审美，甚至饮食、着装。　　许多往届的获奖者会提到安妮宝贝、村上春树，像钱好，也曾找来他们的书读，还一度迷恋他们笔下光脚穿球鞋的女孩、苦涩的蓝山咖啡，甚至专门买白棉布长裙穿。　　曲玮玮喜欢前一个男朋友就是因为“当时他穿着白衬衫，身上的洗衣粉味特别好闻”，她说那种感觉就对了，虽然那时也不是很了解对方。　　新概念大赛最鼎盛时，获奖者就意味着一只脚踏入了作家圈。钱好记得，有几个年轻的编辑每年都在新概念赛场门口向考生约稿，与她同届的新概念得奖者中就有很多人出书。　　钱好最初几届给过出版商一些稿子，“那时候就觉得来钱快。”但是高二高三时，她就不再参与了——合集往往存在重复用稿的问题，且印刷质量参差不齐，至于个人文集，她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足以独立出版。　　延续使命　　多位获奖者和评委都表示，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举办了18届之后，已经很难出现像当初韩寒和郭敬明一样的“现象级”作家了。网络文学和自媒体兴起，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平台展现自己。　　在曲玮玮看来，如今漫山遍野都是韩寒、郭敬明，也不需要新概念再捧几个标杆。　　不少参赛者冲着高考加分参赛，也会有意识模仿新概念作文的风格。李其纲认为，这种功利性在所难免，但他也觉得，很多孩子可能就在这种功利心态下爱上了文学。　　曾任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评委的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告诉澎湃新闻，像新概念这样的大赛，在文学青年的培养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它已经完成了当初的历史使命，现在是在延续。”　　曲玮玮如今偶尔整理电脑，看到以前写的东西，感觉那些文字很稚嫩，“属于野心爆棚，但是才华还没有跟上”。但她又觉得，在那个时间点，那样的阅历下，写得也蛮好的。“反而现在没有以前那样进步的速度，被很多琐事包围，是在一个平整的前进中微妙地后退着。”　　采访当天晚上10点多，曲玮玮的公号推送了一篇文章，半个多小时后，点击率已经将近两万。　　曲玮玮的目标是公号粉丝达到100万。“如果积累到100万，我不管写什么，是不是都有人为我买单，那就可以支撑我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她希望下一年出两本书，写一部真正能搬上大荧幕的作品，“就算短篇小说，哪怕是一个微电影也行。”　　而此时的汤斌又开始备战下一年的高考。他最近跟几个同样喜欢写作的朋友开了个微信公号，陆陆续续写一些微小说。他想以后在大学里写一部长篇小说。　　9月的一天，在《萌芽》杂志社办公室的二楼阳台上，堆着小山一样的去年几万份初赛投稿，已经积上了灰尘。而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又整整齐齐摆了十几捆第19届大赛的投稿，每捆有100份，之后的日子还陆续会有新的稿件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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