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旧作，不揣浅陋，以飨诸友）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当时充任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之职的岑参经过鞍马劳顿长途跋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帝都长安。 　　37岁的岑参又一次从边关大漠归来。如同往次，他这次回到长安公务与私事兼而有之。久别重逢的帝国都城在他的心里总是那么一副威严壮美的样子。不过，连他自己也不曾料到，对他来说，这一次回到长安，与往次的回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对于和他相关的其他人来说，却是他们人生中非同寻常的一次。 　　这一去一来，已是光阴两载。满怀展才报国、建功立业雄心壮志的岑参，经过两年时间的大漠风霜的磨砺之后，他当初的豪情壮志已经变得异常稳健成熟，他想象中的戎马生涯虽然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成就他远大的人生梦想，但是他在远离帝都的大唐西陲已经站稳了脚跟，人生的方向已经得到了暂时的确定。大漠的风霜太凄厉，大漠的世风更为艰难，大漠的世情比塞外的风霜更加冷漠，这样的结果使他始料未及，但他已经完全接纳并开始认同。不过，意料之外的人生际遇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残酷地冷却了他的心头热火，但也很好地磨练了他的精神意志，造就了他的刚毅性格，也让他的心智更早地成熟。他终于可以提前看见自己的人生选择将会产生的最后结果。艰难的生活，辛劳的防务，恶劣的天气，孤寂的处境，严厉的长官，总之，憋屈晦暗的幕府生活让他对前途曾经一度失去满心茫然。两年时间很快过去了，岑参别无选择，他必须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做到了，他的曾经躁动不安的心已经在大漠之北、京都之西渐渐平静下来，他终于以乐观的态度和豁达的情怀把自己的人生妥帖地安顿在安西节度使的幕下。值此之际，帝国的都城似乎又一次成了他调适心境、休养身心、抚慰困顿的希望之所，也成了他更加有效地体悟人生的另一种有形寄托。帝都长安有他的亲人，有他的朋友，有他喜爱的长街闹市，有他熟悉的茶聊酒肆，有他倾心的朝歌夜弦，也有令他身心畅然而不无温馨的清幽绝伦的长安月色。 　　在他踏上长安城铺砖长街的那一刻，他的身体在塞外所受的种种苦累和劳顿全然消失了，他的心渐渐被曾经的亲情和久违的友情提前占据，他在千里之外的大漠风霜中经受的所有苦痛、彷徨、哀愁、失落，以及成功、快乐，完全被长安城里一如既往的繁华和富庶、温馨和祥和所溶解，他悲愁寂苦的心开始变得舒适而欢畅。 　　重返帝都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带带来的深度喜悦感觉让岑参的心得到了很好的慰藉，但他总觉得有一件事情正在等待着他，总觉得那颗苍凉的心受了另一种期待的鼓舞而喜出望外而激动不已。 　　他在惦念他的几位故交旧好。 　　于是，岑参很快办完公务，省拜过亲人，就开始到处打听、四处联络。 　　他付出的辛辛劳没有白费，在他往昔的一干好友中，他终于在京城中找到了四位，他们分别是杜甫，高适，储光羲，薛据。 　　按照约定，他们在长安城的大慈恩寺会面了。无疑，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继“金谷雅集”和“兰亭雅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文人汇聚，虽然在名气上远不如“兰亭之会”也不如“金谷之聚”，虽然因此而少为人知，但是，这五个人这一次的长安相聚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当时的高适，正好也刚从封丘县衙回到长安不久。 　　天宝八年（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的推荐，已经四十九岁的高适应举中第，官授封丘县尉。也许和若干尚未脱尽心高气傲恃才自负习气的年轻文人一样，高适也把社会和人生看得过于美好和乐观吧，到任不久，高适就看到了官场的种种丑恶现象，也感觉到了官场上令人喘息困难的污浊之气。最后，他实在不忍上司和同僚“鞭挞黎庶”、不甘卑躬屈膝地“拜迎官长”而愤然辞官，并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回到长安。 　　从表面上看，高适和岑参一样，他回到长安的目的和岑参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想继续坚守自己认定的人生方向、想继续追求向往的人生价值而不改其志，决心立志报国，建功立业。相比之下，岑参对自己的处境还算满意，高适的处境更加艰难困顿一些，他对自己当前的身处“低谷”当然不甚满意，他想寻求更好的出路，就来到了长安，并且恰好溅到了昔日好友岑参；他们也有很明显的不同之处，岑参已经适应了远在西部边陲的幕府生活，但高适仿佛“出道”不久，还不甚了解官场究竟所为何物，因而，他刚一涉世，怎么也无法忍受地方官长的跋扈和嚣张，他尤其不屑于自己作为科举出身的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反倒寄身于粗鄙庸夫的“篱下”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并遭受长期的压制和役使。于是，他的生命原始意识的冲动强烈地激励着他很快变成一位英勇顽强的“跳高健将”，一次跳不过去，摔倒了，爬起来，回到起点，再次助跑，再次起跳，那个永远不变的可靠的起点，那个绝对应该信赖的引发人生命运转折的坐标原点，就是那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都城，长安。那里，是整个王朝帝国所有社会关系的中心，是唐帝国人才流通信息网络的枢纽，是随时得到发展机遇、实现人生价值的“终南捷径”。就这样，愤然弃官的高适也回到了长安，打算重新开始经营他的仕途，重新开始他的人生。 　　高适的愤然离任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 　　自汉至隋，历代王朝皆设封丘为县。唐高祖武德六年（618年）废除封丘县制，另置守节县。一年以后，又莫名其妙地恢复了封丘县的建制，隶属河南道、兴州陈留郡。就是这样一个被唐朝统治者们看来可有可无的毫不起眼的区区小县，高适在这里担任的又只是仅仅“从九品”的小小县尉，主管的只是缉奸捕盗维持治安之类的小差事。这样的待遇，对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来说简直不异于堕落风尘，如果长此以往，结局自然是悄然湮灭。在这样落差很大的人生际遇之前，高适心中的失落感觉是可想而知的，他建功立业的高期望值，在那里遭到了近乎戏弄的颠覆，人生理想和现实矛盾之间超乎寻常的鲜明对比使他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失望了，终于不得不断然放弃。 　　参与这次相遇、优游、诗酒唱和的第三个人是储光羲。他是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先后官授冯翔、安宜、下邽等县县尉。储光羲的仕途也不尽如其意，虽经多方努力，但也终无改观，此后虽弃官隐居终南别业，但是后来又不甘寂寞而出官太祝，天宝末年又使至范阳，即，当时的储光羲是朝廷派往范阳的御使（不久以后即官迁监察御史）。天宝十五载，储光羲陷于“安史之乱”，落入贼手，被迫受伪署，后脱身归唐，遭贬，客死岭南。历史上，对于储光羲这一阶段前后的经历和作为的评价说法不一，有说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有说他是甘愿投降乱贼的，因其在这个阶段的诗作在唐诗中名气不大，加之陷贼之事真相不明而屡遭谤议，他的诗歌作品也就不大流传，但从当时五人雅聚之中和之后各人的诗作来看，实际情况却非如此。按时间推算，五人雅聚长安大慈恩寺的时候，储光羲应该正在范阳任上，而此时安禄山已经正在策划反唐阴谋，从储光羲仅存于世的部分诗歌可以看出，他对唐朝是忠心的，他所供职的范阳正好处在安禄山担任的范阳节度使（领平卢、河东）所辖范围之内，他已亲眼看到了安禄山图谋不轨的种种迹象。关于这一点，有诗为证： 　　效古（二首选一） 　　大军北集燕， 　　天子西居镐。 　　妇女役州县， 　　丁壮事征讨。 　　老幼相别离， 　　哭泣无昏早。 　　稼穑既殄灭， 　　川泽复枯槁。 　　他对安禄山的忤逆行径深表担忧，也对朝廷的昏聩奢靡感到无能为力，借诗抒怀曰： 　　翰林有客卿， 　　独负苍生忧。 　　中夜起踯躅， 　　思欲献阙谋。 　　君门峻且深， 　　踠足空夷忧。 　　从以上诗作可以看出，储光羲对当时局势了如指掌，对未来局势的变化也大体了然于心。按理，作为朝臣，他应该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上报朝廷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但储光羲并没有这样做，因而就留给后人极大的想象空间：他在坐山观虎？他想当坐地收利的渔翁？他对局势变化举棋不定难以决断而在悄然观望？他怕偷鸡不成倒蚀把米而自身难保？他对这一切佯装不知旨在将来能够保全自身甚至全身而退？ 　　一切皆有可能。究竟是那种可能，后人也只能凭空想象，不过，从储光羲脱身归唐后遭到贬谪的事实来看，朝廷即便不追究他的知情不报，也将会以无所作为忠勇不足的罪责将他贬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四位是薛据。 　　他是开元九年（721年）的进士，天宝十一载这一年，他正在长安任“大理司直”之职，友人久别，如今意外地有机会团聚，他自然要踊跃参加的。关于薛据，由于他和储光羲有诸多共同之处，本文拟待后再说。 　　这次雅集高聚诸人之中的第五位是杜甫。 　　天宝五年（746年），杜甫来到长安，与唐朝中前期若干其他胸怀大志的文人一样，杜甫也是怀揣着人生的远大理想只身来到了京畿之地，等待时机，寻求机会，大展雄才，以酬壮志。自此，杜甫开始了他在长安长达十年时间的宦游生涯。 　　杜甫在长安客居一年以后的天宝七年（748年），长安城里突然传来一个令天下文人们喜出望外的大好消息：玄宗皇帝降旨诏征才艺出众的文士以充实朝廷之用，杜甫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便欣然应征。诏征程序很快进行完毕。但过了许久，诸应诏文士并没有听到这件事情产生什么结果，经多方打听才真相大白。原来，整个过程被当时的奸相李林甫暗中破坏，结果无一人被选。从客观上说，这是一场权贵弄权无视皇权忤逆无道的奸人谋划的恶作剧，也是一次不算很大的宫廷政治阴谋，从广大文士主观方面说，他们实际上是受到了朝廷主要是玄宗皇上的戏弄，大家心里所受的打击自然不待言说，杜甫更是概莫能外。 　　玄宗十年，玄宗皇帝要举行三个大典（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又一次向天下文人广招颂章，杜甫仍然没有放过这次机会，他所撰写的《大礼赋》果然以其出类拔萃的才情学识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但是，如同上次的诏征事件一样，玄宗皇帝的赏识也仅仅只是赏识而已，敬候佳音的杜甫依然没有听到这件事情的下文。关于此事，各类史籍所记不尽相同，甚至有人还怀疑它的真实性，而后人对之又实难考证，也就做出了许多极具想象性的推测，要么认为此事仍然是李林甫从中作梗，要么认为，当时的玄宗皇帝正沉湎在与杨贵妃的甜蜜爱情之中，整天忙于和绝色佳人优游宴饮，谈笑歌舞，根本上，玄宗把这件事依然当成了他无数次儿戏之中的又一次儿戏，“君无戏言”的古训在玄宗那里早已不起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他更不会顾及还有多少像杜甫那样的文士们还在翘首企盼有朝一日能够广被浩荡皇恩然后走马上任圆满人生大梦。 　　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一个文人的命运竟然这样维系在一个极端情绪化的皇帝的某一次偶然的赏识天下才情俱佳的文士而龙颜大悦的偶然性事件上，特别是，这样的事情居然处在一代能够一诺千金言出必行的皇帝身上！初听起来有一些匪夷所思，但细细一琢磨，总免不了让人的心里在无奈叹息之后也要打上几个寒战——在强权决定一切的时代，一个处在权力中心的人物的好恶爱憎居然关系到千千万万普通人一生的命运！ 　　从纵的方面说，唐朝的文士们一改两晋、南朝，以及隋代文人们远离权力中心，普遍形成的归隐山林、洁身自好、蔑视权贵、淡漠功名、绝世独立、怪诞诡异、嗜酒清谈的“名士”之风，而积极投身参与到现实社会事务之中，有了积极、明确也专一、确定的功名利落的思想意识，这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应该算作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也说明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自己所属的群体和自己的个体的现实命运，也说明文士们已经拥有了较为现实的理性的人生态度。于是，自初唐至中唐，文人雅士门大抵通过两种主要渠道跻身上流社会阶层，一为走科举之路，取士，二为走捷径，积极投身方镇幕府，至于晚唐及以后的出钱捐官则要另当别论。由于科举之路相对难走，历程太长，竞争太激烈，成功的可能性很难把握，投身方镇幕府就显得相对容易一些，历程短，成功率高，自从此风在初唐开了先河便愈演愈烈，后来终于形成风气。甚至到了后来，大凡文士，无论是不是科举出身，为了缩短人生的奋斗历程，都在这条路上趋之若鹜。以上五人之中，岑参是天宝年间进士，储光羲和薛据都是开元年间进士，高适终身未第，后经人荐举中“有道科”。杜甫殿试落第，从此无心科举，而寄希望于谋求引荐。另有一位不在这次雅集高聚之列但在这方面又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就是李白，因本文所论与其人有关，将在后文提及，以资旁证。 　　从横的方面说，唐朝社会相当开放，文士们获取功名的方式也很多，可以去“挤”科举那座“独木桥”，可以像杜甫那样坐等别人引荐，可以依附朝中权要得以录用，不得已还可以孤注一掷参与到拥有巨大期望值的党竞中去，当然也可以花钱。文士们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实现人生理想才是不容怀疑不容动摇的终极目的，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则是次要的，手段仅仅只是桥梁和舟船这样一些起工具作用的东西，他们在这方面往往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在所不惜的。 　　那年秋天，人生境遇都不甚景气的五位大唐文士聚首长安大慈恩寺，饮酒优游，登塔赋诗。正史和野史，关于此事均无更加详尽的记述。按理说，当时聚会的五人之中都应该现场作诗至少也要事后补作相互唱和来对这次雅集留些必要的记录。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五人之中，只有四人的诗作流传后世，独薛据无，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不小的谜团。薛据为何独不做诗，后人很难想象当时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他作诗了，后来又散佚了，或者，比起他人，他的诗作实在有些逊色，后人不便流传而过早散佚，或者，他真的没有写诗，后人当然就见不到他关于此事的诗作。到底是何种原因，也只好留待后人继续猜度。 　　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在场人等纷繁复杂的心境使然，他们的诗作很可能缺乏足够的情调和韵致，也缺少各自平时所作诗歌的文采功底，于是，多种版本的唐诗选本对这次雅集出现的诗作均不收录或少有收录，就连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蘅塘退士主编、陈婉俊补注的《唐诗三百首》也无这些诗作。那些诗作，本来有一定的史学价值，但因其在当时并无高超的文学价值才不被人收编摘录，应该是这些诗歌几绝于世的主要原因。 　　已经在长安客居五年之久的杜甫，刚从塞外归来的岑参，愤然弃官回到京城的高适，出使范阳正好在京的储光羲，正在长安大理司供职的薛据。五人当中，杜甫和薛据两人常在京中，储光羲供职在外，当时无职无俸的是杜甫、岑参（此时已经暂时脱离安西节度使）和高适。他们相聚在长安大慈恩寺，他们登上了大雁塔。他们想说什么，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他们想做什么，虽然正在游赏观光，却无更多的兴致，想借酒浇愁却饮少辄醉，他们想作诗唱和往还却没有勃发的诗兴和激昂的情怀，他们只有无言相依，也只有无言以对，以至于只有默然登高望远了。 　　秋风吹起，关中平原的高天云卷云舒，南归的寒雁发着悲鸣自高天依次飞去。不过，他们此刻并无兴趣观赏这些，他们在有意无意地眺望，他们眺望帝都的千门万阙和楼堂馆榭。可是，他们忧愁而期待的目光怎么也看不透帝国都城的重重宫门，即便如此，他们的心里都想着同一件事情：希望天开慧眼，给他们一个向大唐帝国效犬马之劳的机会，让他们为他们忠心护持的大唐建功立业，他们想让自己的人生大梦从这里插上双翼，并从这里奋飞出去。当然，他们的心里也很清楚，在他们看不到的金碧辉煌的皇宫深处，身为帝国皇上的玄宗，此刻正沉浸在开元天宝盛世的沾沾自喜之中，玄宗正以前所未有的踌躇满志和无尽的自豪与欢欣将自己的人生和大唐的命运放置在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之中，太平盛世让他无忧无虑，绝代佳人让他忘乎所以。如果这时的玄宗还能偶尔想到天下文士，他大概首先会想到不久前才从皇城离去的李太白，一个率性放犷的李白已经让玄宗对天下文士大大领教了，玄宗皇帝对天下文士还会心存他想吗？他曾经让李白供奉翰林学士，做文学侍从，可是李白既目中无人，又不识抬举，自命清高，狂妄自大，嫌弃位卑官小，眼睛翻得比他玄宗皇帝的还高，李白走了，走就走吧，天下文士大概是一样的酸腐猥琐吧！大唐盛世，没有李白那样的文士也罢。再说，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殿试，天下文士中的奇才就像天下英雄那样尽入彀中，堂堂帝国有源源不断的大量人才资源，并且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一个李白，不用也罢——名满天下的李白在唐皇心目中都无关紧要了，他们五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士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直至当时，他们五人在皇帝心中还一文不名。 　　不过，他们的心里更清楚另外一个让所有文人心寒的事实：每年上京赶考的举子都有数千人，但每年得中的幸运儿总是只有几十个人，可是，得中了又能怎么样呢？就像他们这几位，不是也要另谋出路吗？如今，巍巍大唐，赫赫帝国，招考士人的端门（殿试之所）已经变得一年比一年难进，未知玄宗皇帝是否了解，大唐天下那么多的方镇幕府却是一年比一年门庭若市、人才济济、宾客如云，那些权重一时的镇首和幕主笼络的贤良才俊人数之多才能之高不逊于朝廷，他们合法而公开地拥兵自重，他们广居肥田沃壤、割据富庶疆野，虽不是富可敌国，但也是用度无虞，财大气粗，他们依仗这样的诸多优势实际上已经与大唐政权暗暗抗衡，大唐财政和皇权的一半已经掌控在方镇和幕府手中，大唐皇帝在这里的权威早已经是“有令不行”！玄宗皇帝是深知实情但也无能为力呢，还是自我麻醉毫不知情？特别是，就连任职范阳的储光羲这样的府中“微臣”都看出一些反常迹象来了，难道整个大唐的高层权要们就没有听到一点风吹草动？ 　　然而，中国古代的文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动摇过令他们无限向往的“知遇梦”，要不，高适，岑参，杜甫，他们怎么不到别处去寻求发展机会，而要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长安这个叫做“天子脚下”的地方呢？无论到什么时候，他们都认为，唯有出自礼部考试再经过吏部复试后被委以官职才算大功告成，才算步入皇权正统的等级序列之中，即便他们已经高就于某方镇幕府，尽管他们的人生已经“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但是他们最期待的、最寄予厚望的，还是堂堂正正地“释褐”、“着锦”走进朝拜皇上的宫门。这仿佛是他们的宿命。 　　他们的人生价值和生存前景的全部赌注就是他们从来自恃的能够“治国平天下”的文韬武略，他们的人生理想就是“作宰辅”、“为帝王师”，并且，他们把所有这些赌注押在了帝王、权臣甚至地方方镇幕府长官对他们的“赏识”和“知遇”上。 　　那五位文士，在那年的秋天登临大雁塔，心里依然在做着这样的“春秋大梦”。当然，在他们还没有通过“征辟”或“钦授”这个“正常渠道”荣耀地进入大唐的仕宦阶层之前，他们依然不得不像大量别的文士们一样暂时把自己的人生寄托给那些幕府和方镇，因为，无论从精神还是从物质上说，这些文人们首先要保证生存。 　　除却杜甫之外，其余几人已经忍受过或正在忍受着地方官吏的压制和役使，在仰视别人的鼻息，在违心地唯唯诺诺，在别人的颐指气使之下苟安着，他们当然已经深深体会到民间所言“阎王爷好见，小鬼难缠”这样的话原来的确是至理名言。理所当然，他们谁也不想在“小鬼”的手下屈膝躬行，他们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够被“阎王爷”赏识、被知遇，然后如愿以偿地平步青云，把人生诸般宏愿变成真切的现实。当然，他们的心里更加清楚，能够彻底影响并完全改变他们人生轨迹和人生命运的这个“阎王爷”不在别处，而在京都，就在这个被叫做大唐都城的长安这个地方，并且就在他们目之所及的金碧辉煌的皇宫里面。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出于朋友情谊在这里聚首会面了，他们在享受那个时代极难实现的友人相聚这种欢愉，他们好像都需要来自朋友的心灵抚慰，而这一点，他们的相逢聚首本身似乎已经说明他们已经得到了，同病相怜，没有比这种理由更充分的理由让人生遭遇相似的人们自觉自愿地走到一起。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他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郁郁不得志的一类，都是仕途坎坷命运多舛的一小群，相同的人生境遇和心灵感怀让他们结成了暂时的精神联盟。但是谁的心里都清楚，他们除了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事之外，根本无法知道别人内心更多的信息。也许，在那种时候那种地方，他们什么话题都可以谈论，但惟独不能谈论仕途之类的话题，因为太敏感，因为太牵魂动魄，“所可详也，言之长也”，一言难尽，同样拮据的的现状，又不值得大肆宣扬，大家的态度只能是讳莫如深。但又不至于不说话，他们仍然要装得很轻松，彼此依然要嘘寒问暖，依然要表现得乐观豁达，要表现得胸无块垒面无忧色，可以谈说儿女情长，可以谈论风花雪月，可以交流各自所闻所见的奇闻异事，但唯独不谈说将来的打算，因为根本无法谈说。 　　因此，他们聚集长安，其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再次利用各种关系，搜集相关信息，摸清门道，伺机而动。他们曾经是朋友，现在依然是朋友，但相比于他们当初深厚、单纯、真诚的朋友情谊，在经历了多年的人生奔波世情颠簸之后现在已经略为逊色，人人心有所系，个个自有打算。总体上说，他们都处于人生的低谷时期，在各自的人生际遇和将来的进退、穷达问题上，他们所要做的依然是一场吉凶难料的赌博，很有可能，他们今天是自然人意义上的伙伴、朋友，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们还有可能变成社会人意义上的竞争对手。但他们现在，在长安，在大慈恩寺，他们首先必须是梦想者和赌徒。 　　有必要先说一下李白和高适。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起，当时李白正隐居在庐山屏风叠，对外面发生的如此巨变概然无知。为了迅速平定叛乱，玄宗采纳了宪部侍郎房琯的建议，为了稳妥起见，让玄宗的几个儿子作各路统军主帅。太子李亨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领北方四郡节度使，负责收复长安、洛阳。次子李璘被任命为南方四郡节度使，维持长江流域的稳定。太子李亨继位本是定规常理，但李璘心存他想不愿意归属兄长李亨。李璘率部经过庐山时，把不知真相的李白请下山来作他的幕僚。恰逢其时，高适当时正投幕于太子李亨麾下。后来李璘败于李亨，李白受牵连蒙冤下狱，而高适却有高功可居并让李亨大为赏识。这样，李白和高适两人的命运的差距便自此变得极为悬殊。这件事仅仅是他们那一年在长安大慈恩寺相聚三年之后的事情！ 　　这次雅聚，一方面说，是他们想通过这一次相聚活动让自己颠簸愁苦的心灵从难得一聚的友情里面得到暂时的安慰，很有些“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意味。但这不是目的。他们的后续目的当然是继续寻求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然后志得意满地“相忘于江湖”。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最后，他们当然分手了，当然是云散了。临别，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祝福和希冀，彼此有没有什么约定，因无史料可考，都无从知晓了。在当时，在他们五人，那年秋天在长安的一次相聚，在大慈恩寺的畅游，在大雁塔顶上的极目远眺，一定让他们的心灵得到过一时的欢欣，他们一定暂时忘却过之前经历的种种苦痛与不幸，也曾沉浸在“人生难得一相逢”的喜悦和悲壮之中。另一点也可以肯定，那就是，那一次相聚，应该是他们一生之中难能可贵的仅有的一次相聚，他们自此一别，事实上也真的就天各一方，奔走在各自的仕途之上，直至老而得终。这样的结局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他们的宿命，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云散，不得不四处奔波，去寻求他们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更加远大的前程。时代的车轮和命运的洪流推着他们一路前行，虽然看起来他们在努力选择，但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选择。 　　三年后，“安史之乱”暴发。 　　正在“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上的杜甫，被叛军俘获，侥幸脱险后又去投奔太子李亨（当时已经即位为肃宗），任右拾遗，后因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年），又因故弃官西行，出关中，过陇东，经陇南，至秦州（甘肃天水），又被人骗至同谷（甘肃成县），无以为生，在成县南山破庙中暂时栖身，“采橡而食”。后辗转入蜀，流离成都，投严武幕，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虚衔。永春三年（765年）东下居夔州两年。大历三年（768年）春，赴鄂、湘，死于途中。 　　如前所述，长安一别后，高适在长安并没有找到新的门路，暂居一段时间后，选择西行，为哥舒翰幕，三年之后遭逢贼乱，有幸支持太子李亨对付李璘成就帝业居有奇功，自此以后官职累升，历任淮南节度使，蜀、彭二州刺史，最后官至散骑常侍。长安别后，高适的仕途相对较为顺利，正由于此，他在后期勤于军务、政务而疏于诗文，在诗歌创作方面再无更大建树。高适诗歌的黄金时期是在远赴陇右到河西哥舒翰幕下从军任掌书记职务期间，这一时期的军旅生涯使他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与岑参其名的边塞诗人。不过，高适自别于长安之后再次奔赴河西幕府的举动和选择又给后人带来了许多疑问。 　　河西，今甘肃武威一带，唐时曾于此设立河西节度使。大漠戈壁，天荒地远，人烟稀少，生活环境和戍守条件都很艰苦，但是，高适在这一时期的大量诗歌表明，他对这一时期的军旅生活不但充满自信，而且在此获得了常人难以得到的许多乐趣，他对这一时期的生活一直抱持着乐观的态度。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仕途得到有效保障的原因，如果不是他在此地得到了其他足可利用的高值资源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特别喜欢这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生活乃至文化生活（而这一切都是不大可能的）的原因，如果有一个让高适喜欢这里的特殊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就显得很令人吃惊，那就是，高适与幕主哥舒翰一定是志趣相投，并且，高适明显带有暴力倾向，说白了，高适本性就是一个冷酷的武夫，他喜欢那里不断的征战和杀戮。喜欢那里带有明显野性部落的的野蛮生活，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支持哥舒翰大获全胜的黄河九曲之战，杀人无数，并且其中有大量冤死的无辜，战后，高适作诗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时这样说：“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自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自豪感与成功感已经溢于言表。这样说来，文士出身的高适，性格类型和心理特质上都属于骁勇尚武的那种人，他在封丘作县尉，也算武职，但那个职务根本无法保证让尚武好斗的高适大显身手，这也许是他当时愤然历任的另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高适是怎样想到去河西节度使作幕僚的呢？他到底获得了怎样可靠的信息呢？ 　　这件事情与他们的长安相聚与直接的关系，特别是跟其中一人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岑参，是岑参向高适透露了一些宝贵的信息。 　　从军，尚武，做幕僚，这是正中高适下怀的大好事情。喜黑者近墨，好赤者近朱，喜好什么就钻营什么，乃人之常情，物之常理。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岑参一定向高适透露了到边关从军作幕的种种便利和好处，虽然后人并不知道岑参的原话和谈话细节，但大致意思完全可以想象出来。再说，岑参本人在安西节度使麾下所取得的成就所得到的一些实质性的好处已然在目，高适怎会看不出来呢？总之，高适从岑参的人生现状和口中言语里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奋斗方向：从军，戍边，做幕僚，再图发展。 　　有趣的是，广德三年（763年），高适职途稳进，出任剑南节度使，该节度使的治所最初在成都，至德二年（757年）以后迁至梓州（四川三台），那么，高适的官署应该就在梓州，距离成都不足三百公里。奇巧的是，广德二年至广德四年之间，杜甫正好就住在成都南郊的浣花溪畔，投身于严武幕下，按照他们两人之间的交情，彼此应该听到对方的消息，他们两人应该再次相逢，并且，当时的高适完全有能力把故交杜甫照顾好，但是，现在很难找到这方面切实可靠的资料来说明他们曾经有此一举。从其他史实来看，从杜甫两年之后继续东下的事实来看，他们并没有再次联系。这件事足以引发后人无尽的想象。杜甫深感自卑而无颜以见故交吗？是他不肯求助于正当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的高适吗？或者假如杜甫求助了但高适根本“无暇”甚至“不屑”考虑这些？或者，杜甫根本就不知道高适正在梓州作剑南节度使？总之，人生的反差如此之大，故交旧友又能怎么样呢？今非昔比，此一时，彼一时，人世沧桑，一切都不再如从前，再说，杜甫也很老了，长期的漂泊流荡已经完全改变了杜甫的人生态度和性格习惯，他连对他百般善待的严武后来都要翻眼不认人了，他又怎么会去投奔当年的古交旧好、并且人家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全盛时期呢？ 　　与高适其名的诗人岑参是湖北江陵人，它三十岁举进士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远离皇都的西域，在安西节度使幕下做判官。 　　与其余四人不同，岑参于天宝十一年回长安是正常的出于公务，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岑参当初是忍着心痛离妻别小远赴西陲的，很巧妙的是，他去西域的精神准备和适应心态居然和高适极其相似：岑参很喜欢安西，他认为只有在安西那样的边关大漠，他才能大展人生大志，获取功名利落，应该说，这是岑参的明智之举。从另一方面来看，岑参比高适更具有人情味，它远赴安西的途中对妻小的挂念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血气方刚又温柔多情的男子，除了他的那些有名的边塞诗外，那些表达思亲恋小的诗歌极其感人。“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西过渭州见渭水思秦川》），“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这些诗作都是极好的例证。 　　毋宁说，岑参乐观豪迈的精神和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能在安西找到生命的坚强支撑，沙海，热浪，冰川，火山，沙尘，风雪，冰霜，游寇，盗匪，叛军，戍守、巡边，征战，饥渴，病痛，瘟疫，毒蛇猛兽……这些在常人看来难以接受的东西，在岑参的眼中皆不是问题，他一直表现得情绪饱满、斗志昂扬、乐观豁达、勤奋向上，正由于此，岑参也才创作出了诸如《白须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天山雪歌》等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作名篇，还深深影响了此后的高适，两人一起在诗歌创作上共成风格又各具特色，总的来说创造了自唐滥觞的边塞诗这种独有的题材、体式，并让他和高适一起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颗明星同时点亮，并辉耀千古。这一点，正是前文所述天宝十一年五人相聚长安这个事件所包含的重大深远的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与高适和杜甫同在蜀中但不能肯定两人是否再聚首一样，岑参和高适同在唐都西部也不一定幸而见面。高适在河西节度使幕下，岑参在安西节度使幕下，按方位，他们都在长安西边，岑参更远一些，已在今天的新疆，而高适只在今天甘肃的武威；按方向，他们去往任所都要西出长安，并且很有可能走同一条路，他们肯定在任所与京城之间经常往还，那么，他们就一定有经常见面的机会和条件。然而，根据高适后来的发展轨迹，这种可能性很小，再说，岑参地处更为遥远，一去数年，不可能频繁进京，如果再像上次那样一去两年或者更久，那时候的高适早已不在河西了。当年他们从长安云散以后，大抵也是各奔东西天各一方了吧。 　　最后说储光羲和薛据。 　　他们两人都深受叛乱之害，并且受害程度不亚于杜甫。 　　不同之处在于，薛据在“大理司直”任上被叛军索俘，困囚于洛阳。唐军收复长安，正欲获救，又遭人构陷，再蒙冤屈，终未被用。 　　储光羲也陷于贼手，受伪署，后脱身归唐，因蒙不白之罪，遭贬，死于岭南。 　　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河流不断流荡的种子，每一次的成熟和落地之后，都会长成不同与当初的样子。对他们五人来说，长安一聚，也只是他们人生之中的一次偶然的相遇。相遇之后，他们的人生注定还要继续流浪、继续漂泊，并将再次成熟，再次落地，再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直到有一天，他们真的老了，不能再流浪了，再也长不出新的种子来了，他们就该停下流浪的脚步，终止漂泊的旅途。 　　他们是文人，是封建社会体制臻于成熟和完善时期的文人，他们终于一改历代文人的陈旧面目而开始正视自己的生命的意义，重新评估自己生命的价值。然而，他们生命的质量的提高和过程完善的过程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命种子的成熟程度、传播的路径、传播到达的地方。如果传播的路径简捷，土壤肥沃，风雨调适，他们的生命一定会茁壮成长，反之，他们的生命就会过早地凋零，就会意外地夭亡，即便不会过早凋零和夭亡，至少也会由于先天营养不足而后天发育不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所企图有所设想，但这还仅仅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他们并不完全了解能够接受他们、容纳他们、支持他们成长的土壤和环境，他们尤其不明白，在那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从来就是天下太平时伪君子和低能儿们遮掩劣迹和丑行的美丽面纱，文人，从来就是乱世和暴政诿责和迁怒时祭坛上的牺牲。这样的命运，源于他们这些文人的天真和盲信，源于他们的严重脱离现实生活实际而把一切想象得过于善良而美好——他们从来不是社会生活最自由最独立的部分，也不是最成熟的群体，尽管他们认为和希望自己是最自由最独立的。他们的社会成分和心理特质决定了他们柔弱的本质，他们必须依附；他们所自恃的文韬武略从来也不是社会生活最热门的行当和稀缺的资源，所以，他们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一群。 　　正由于此，在那个时代，文化和文人的命运必将是动荡漂泊。虽然他们必须依附，虽然他们的作用显得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是，他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旦成熟，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天真烂漫地身不由己地开始漂泊，然后身不由己地落地，然后长出更多的蒲公英，再结出更多的种子，再次离散，再次云散，飘向天涯，只需风吹，无须有路，他们到处播种的秉性从来没有被湮没。 　　2012-7-15 [ 本帖最后由 李兴文 于 2013-12-22 15:13 编辑 ]